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

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其前身为1986年10月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及此后相继成立的现代广告研究中心、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所、港澳台新闻研究所和视听传播研究中心，1999年11月，以现名重新组建，2000年9月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所承担的课题大多涉及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交付的新闻学科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课题项目数和经费总数据于学科前列。中心自成立以来，始终站在学科前沿，组织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攻关，取得了一批重大研究成果，有些科研成果填补了学科空白，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为新闻传播领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及独特的学术魅力。

郑保卫，男，1945年出生于山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学科召集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二级教授。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和中国新闻学院（期间曾任新华社记者）任教，并受聘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等。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郑教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最近10年来在您的主持下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在新闻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获得了很好的声誉。我们想请您简要介绍一下中心的基本情况及其优势与特色！

郑教授：你们的杂志这几年发展很快，在新闻学界和业界都有很好的知名度，我很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

很感谢对我们研究中心的关注。我们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于2000年。中心下设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舆论研究所、传媒经济研究所、公共传播研究所、新媒体研究所、视听传播研究所、新闻伦理与法规研究所等7个研究所，并与新闻学院共同编辑出版《国际新闻界》和《新闻学论集》。我是自2002年从新华社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的，至今已整整十年。这十年中，研究中心在教育部和人民大学的领导下，秉承“服务学科建设、服务传媒改革、服务社会发展”的宗旨，在科学研究、咨询服务、人才培养、对外交流、制度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一定成绩。在2000年教育部进行的全国重点研究基地评估中，综合排名列全国新闻与传播学科4家重点研究基地首位，成为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机构。

从研究中心的定位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新闻传播如何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并且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和理论支持。作为国家级的研究基地和学术平台，它的最大的优势是能够突破学校和地域的界限，组织和集纳全国一流的学者与专家，共同进行课题攻关。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通过合作攻关，解决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从而会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整个学科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例如我与方汉奇教授共同主持的基地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80年新闻思想研究》，较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了其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及条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在我国的形成过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历史传统、经验和教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论述了其历史地位及未来发展，研究专著出版后，在学界、业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评论说，它的完成，填补了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空白，对整个新闻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依据此项研究成果由我主持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一书荣获第7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奖。

这些年我们中心承担了教育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国记协等一大批中央部委的课题，像《媒体格局变化与传媒竞争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核心理念研究》《舆论引导艺术与规律研究》《北京奥运会舆情分析与宣传报道对策研究》《新形势下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新闻传播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的使命和操作机制研究》《新闻学学术规范研究》《新闻工作者资质及准入标准研究》等等，还组织撰写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十二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这些课题最终形成的研究成果不但对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决策咨询和理论支撑作用，而且还对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促进和推动作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基地的研究方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对我个人来说，担任中心主任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它使我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了更大的开拓与发展的空间，走上了一个更高、更开阔的学术平台。近年来，借助这个研究平台和学术高地，我组织大家申报国家和教育部重大课题，举办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参加各种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使自己和基地研究人员的科研范围得以不断扩大，科研成果得以不断延伸，学术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

这里我要特别谈谈近年来我主持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研究项目的感悟和体会。从2010年初我们中心与乐施会合作共同组建“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开始，经过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努力，如今这个项目已经在国际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了很好的知名度，许多国际机构及相关人士主动同我们联系，美国开展此项研究最有影响的耶鲁大学还与我们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个项目是从跟踪研究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我国政府、媒体、NGO的气候传播实践开始的。这几年我们先后设立了《后哥本哈根时代政府、媒体、NGO气候传播角色及影响力研究》《通往坎昆——气候传播系列行动》《走向南非——气候传播战略研究》《多哈行动——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公众参与行动战略研究》，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公众参与新路径研究》《多哈行动—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公众参与行动战略研究》等课题，开展专门性研究，并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先后在大会举办地墨西哥的坎昆、南非的德班、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卡塔尔的多哈举办了多场国际边会，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气候传播专著《气候传播理论与实践——气候传播战略研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表达了中国民众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及影响力。作为一个学者，我为自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感到自豪和欣慰。当然，我也为我们中心在此领域率先取得的突破和进展而高兴。

记者：您是新闻学院教授，又兼任研究中心主任，平时又搞教学又搞研究，您能够做到教学科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都取得好成绩，这很不容易。我们想知道您是如何把教学与科研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郑教授：我想，对一个老师来说，教学与科研好比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两者是一种相依相存、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教学有助于开拓科研视野，提升科研能力，而搞好科研也有利于拓展教学领域，提高教学水平，因此，要尽可能实现双翼齐飞、两轮齐动，做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既要搞好教学，又要进行科研，这对于每个大学老师来说都是一个难题，甚至是一种考验，需要妥善处理好两者之间在时间上的矛盾。

我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国际政治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学院当过新闻系副主任、研究生部主任，行政和业务工作占去了大量时间，影响了我投入更多的精力来琢磨教学和进行科研。到人民大学后这几年我利用担任中心主任这个学术机构负责人的条件，在科研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在组织领导科研工作的同时，自己也作了不少课题，写了许多论文，出版了一批著作，弥补了以前在这方面的缺憾。

同时我也注意将一些科研成果融入教学之中，以充实教学内容，增强教学效果，争取在教学方面也能够取得进展和成绩。这几年，我所主持的新闻理论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课程，为研究生开的专题研究课，因为能够紧密联系当前新闻实践及新闻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而受到学生的欢迎。特别是我安排的“每周学术综述”环节的教学，通过学生进行综述，我作点评的方式，将我对当前新闻理论与实践中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学生交流，增强了学生们对新闻学术问题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例如2008年三、四月间，西方国家一些媒体借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受阻事件，无视事实，发表了许多不实报道，完全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真实的原则。我利用每堂课的读报评报环节，组织同学们开展如何看待西方媒体客观性的讨论，同时将我对此问题的思考与同学们交流，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我常想，一个大学老师的责任，首先是要搞好教学，要通过教学增强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们的理论涵养，确立学生们正确的新闻观，使他们能够尽快地成长成才，同时也要搞好科研，要通过科研提高自己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要用自己的科研成果更好地为新闻教学服务，为传媒改革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这样才无愧于一个新闻专业教师的职责和使命。

记者：您的研究方向既有新闻学，又有传播学、舆论学，还有传媒改革和媒介经营与管理等，可以说您在许多研究领域都获得进展，取得不少科研成果。我们想请您简要介绍几项您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同时请您介绍一下这些科研成果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些什么促进作用？

郑教授：我是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科的责任教授，同时又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学部委员兼新闻传播学学科召集人，还是全国新闻学研究会的会长，由于这些岗位和身份的原因，使得我这些年来学术兴趣和主要工作都放在新闻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这些年，我曾就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和新闻教育与传播教育的关系问题，向教育部等有关部门提出过许多建议和意见，旨在为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科的健康发展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针对“新闻无学论”，以及“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和“用新闻传播学替代新闻学”等观点，对新闻学学科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2003年在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新闻教育学会联合举办的年会上，我作了一个专题发言，指出“新闻无学论”的要害是否定新闻学的学术地位，呼吁要客观看待传统新闻学，正确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提出要重视新闻学的学科发展，维护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一位在场的老教授笑称，“郑保卫老师在保卫新闻学”。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却很在意，也很上心，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一项使命，积极地为新闻学学科建设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通过30多年来新闻教学与科研的实践，我深深感受和体会到了新闻学的广度、深度与厚度，可以说新闻学还有许多没有深入研究到的领域，这也是我常常呼吁要加强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发展研究的原因。有人说我在“保卫新闻学”，我也确实一直在有意识地宣传和维护新闻学，这些年我每年给硕士生和博士生上的第一课都是讲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问题的。

2009年8月，全国新闻学研究会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举办了一个“全国高校新闻理论教学研讨班”，有40多位来自全国新闻院校讲授新闻理论课的老师参加了这个研讨班。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新闻理论教学的经验和体会，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展望其未来发展，对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学科发展都充满了信心。我作为全国新闻学研究会会长和这次研讨班的负责人，在研讨班的总结发言中，用一首短诗表达了对新闻学未来发展的信心与期待：“但看朝霞起，旭日正东升；劝君齐携手，共创锦绣程”。针对有人撰文称新闻学是“走入黄昏”的“夕阳”，我在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纵使今后发展的道路上还会有荆棘，有坎坷，有困难，有曲折，但我相信，有国家的支持、人民的信赖、学界的努力和业界的配合，中国新闻学就绝不会是“走入黄昏”的“夕阳”，而是会像穿越朝霞喷薄而出的旭日一样，充满活力，光芒四射，就一定会挣脱各种非学术因素的羁绊、束缚和干扰，祛除自身的弱点、缺点和不足，永远向着光明前进，朝着辉煌迈进”。

当然，在倾心新闻学研究的同时，我也关注传播学、舆论学、传媒改革与经营管理等学术领域。比如我在20多年前就写过传播学的论文，这两年我主持的气候传播研究项目也主要是从传播学的角度介入的。我始终认为新闻学要学习和借鉴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其面向社会的研究思路及其实证研究方法。新闻学与舆论学有着密切关联，有人把舆论学比作是“新闻哲学”。因此，我常常是把新闻学和舆论学放在同一框架和语境下来进行综合研究的。特别是有关舆论引导问题，就是一个新闻学与舆论学难以拆分的问题。另外，这几年我一直把舆论学作为博士生招生方向之一。

传媒改革也是我一直关心的，我把它当作能够体现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最好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总结传媒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丰富新闻理论，同时也可以用以检验新闻理论的科学性，当然更多的是要研究新闻理论如何来指导传媒改革实践。这些年在我的博士生招生方向中始终保留了“传媒改革”的方向，我希望通过指导博士生，一起来跟踪研究传媒改革问题。

关于著作，主要介绍一下我这些年在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从1990年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的《新闻学导论》起，20多年来，我先后出版了《当代新闻理论》《新闻理论新编》等著作，这几本书都是我对新闻学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后两本书，是我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和传媒改革实践的总结与思考，它们的出版倾注了我不少的心血。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理论新编》一书，是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理论教材出版的，因此我在写作时更加注重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和知识结构的严谨性，力图体现中国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的思考。这本书作为我所承担的国家精品课程“新闻理论”课的专用教材，在教学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全国许多新闻院校将其作为新闻理论课教学用书。另外，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一书，主要收录了我2005年以来发表的一些研究论文。全书以“新闻学学科建设”为主线，集中反映了我关于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问题的一些理论思考，表达了我对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一些学术见解与理念诉求。

关于科研成果，除了前面提及的一些外，我想重点介绍一下我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项目。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良好的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和舆论传播与引导环境十分重要。从这一意义上看，了解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目前的发展状况，明确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未来的发展方向，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的特点和规律，交流新闻与信息传播在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以便进一步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的能力，改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舆论引导的环境就成为一项迫切而又重要的任务。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2009年我们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全国十几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院校，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希望借助论坛形式相互交流信息，总结经验，探讨问题，共同去实现大家所确立的奋斗目标。迄今为止，我们举办的以“传播?团结?和谐?发展”为主题的“论坛”已有四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和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了全面梳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的状况，总结其发展经验，探讨其发展趋势，从而为今后更好地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提供借鉴，2009年我又开始主持编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一书（现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书较为完整地梳理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历史及现状，同时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及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概括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兼具理论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这也算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所做的一点贡献。

可以说这几年我们研究中心实施的许多研究项目，都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以“国家与社会急需”为目标，组织专门性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记者：您在30多年的新闻教学与科研中取得不少成果，获得很多荣誉，这里面倾注了您不少心血！我想，这些荣誉和成果不仅仅是对您辛勤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奖励，更是对您今后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您今后需要承担更加繁重的责任和艰巨的使命，您说是吗？

郑教授：从1981年研究生毕业开始，我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已有30多年，这期间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获得了很多荣誉，这其中自然有我个人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但是离不开领导的关爱和支持，更离不开同事和学生们的配合与帮助。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成绩和荣誉的取得，都是在领导、同事及同学们的支持和帮助下取得的。例如这几年我在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领域取得的突破、进展和成绩，就离不开学校和学院领导的积极支持，离不开合作伙伴乐施会一些朋友的大力配合，离不开我的博士生们的倾心投入，所以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很同意你所说的，这些荣誉和成果不仅仅是对我个人劳动付出的一种肯定和奖励，更是对我今后工作提出的更高要求，它意味着我今后需要承担更加繁重的责任和艰巨的使命。我想，荣誉和成果毕竟只能说明过去，今后的路还长，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继续努力，争取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近刚刚胜利闭幕的中共十八大，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描绘了壮丽的图景，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面对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创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使命，在新闻领域也有许多新的任务需要我们去承担。我们要用自己出色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去推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去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当然也要推进传媒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在新闻学学科建设方面，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要提升中国新闻学在世界新闻与传播领域的影响力，也还有许多耐心、细致和艰苦的工作要做。总之，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前进的路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懈怠。更加勤奋和努力，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已年近7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毕竟有限，因此我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人才培养上，帮助更多的学生更快地成长、成才，让我们的事业人才辈出，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和发展，可谓成就斐然。郑教授，您认为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今后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深化、发展和完善？

郑教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进展，实现了不少突破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地位得到提升。我想，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和进展，或是说所取得的最重要发展的标志，就是其学科地位的确立与提升。

自20世纪初新闻学从西方国家引入我国，在大半个世纪中，新闻学一直没有确立自己独立的学科地位，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闻学还是隶属于语言文学之下的二级学科。1987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表的统计年报第一次把新闻学正式列为我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15个学科项目之一。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又一道被国家提升为一级学科，确立了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地位。更令人高兴的是，在2004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新闻学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文学等门类学科一起，被列为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之一，其学科地位又一次得到国家的权威认可。这说明我国新闻学学术地位的提升和学术影响力的扩大。在一段时期中曾喧嚣一时的“新闻无学论”，以及“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等观点逐渐平息，新闻学得以昂首挺进门户森严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殿堂，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我这里主要讲的是新闻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发展问题，是因为这些年新闻学的学科发展之路走得太艰难、太曲折，因为它要经受“新闻无学论”的冲击，要在防“左”和防右两条战线上作战，因此它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格外不容易，也格外值得珍惜。

相对于新闻学，传播学的发展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受到了一些冲击，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后来的发展还算顺利。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西方引入我国，到1997年同新闻学一起共同被列为一级学科，新闻学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路程，传播学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相依相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支撑着中国信息传播与舆论宣传的宏大事业，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造福于社会，造福于世界，成为我国学术之林中不可或缺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这是我们每个从事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人感到自豪与宽慰的。而作为一个这些年来一直在为维护新闻学学科地位，促进新闻学学科发展而奔走呼喊的学者，我更是感到无比欣慰和愉悦。

二、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飞跃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离不开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的支撑，最初新闻学学科地位在西方国家的确立就同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美国，其新闻教育起步早，新闻学的形成与发展也居于领先地位。我国新闻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也得益于新闻学专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上个世纪初新闻学专业教育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地的出现，为我国新闻学的形成提供了最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地位的提升及学科理论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这期间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的飞速发展。现在全国有数百所大学开办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教育，教学点超过千个，有数万名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的教师，他们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主力。

三、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研成果不断积累。经过30多年的努力，如今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可谓硕果累累。这从新华书店和大学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类书籍，从全国数十家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期刊每期刊发的不计其数的研究论文，从新闻与传播院校每年毕业硕士生、博士生撰写的学位论文，从每年不断增加的国家社科基金，以及教育部和各省市设立的科研项目及其所提供的科研经费的数目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学科的发展需要学科理论的支撑，没有相对较为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就不可能有学科的发展与成熟。近些年来，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者对构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与知识体系倾注了大量心血，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批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这就为其进一步深化、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我们相信，在党的十八大路线的指引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统领下，一个科学、规范，符合中国国情，反映中国新闻传播规律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体系一定能够建立起来。对此，我们应该增强理论自信。

谈到今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深化、发展和完善，我想下面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思考和努力的。

一是要进一步巩固学科地位。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虽然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是要使其地位得到巩固，还需要花费很大气力，还有许多工作要作。对新闻学来说，“新闻无学论”还会时不时地“回潮”，“左”和右的思想倾向还会时不时地影响一些人，学科的科学性、系统性建设还远没有完成；对传播学来说，如何使其真正实现“本土化”，以便更好地为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依然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处理、解决得不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地位的巩固就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这是同第一个问题紧密联系的问题，只有进一步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才能进一步巩固其学科地位。而学科体系的完善，需要有科学的精神和态度，需要作许多深入细致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体系需要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之上。即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和基础上，来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要使这个理论体系能够真正解决中国新闻与传播实际工作以及传媒业发展中的现实理论与实践问题，要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要进一步提升学科影响力。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在学术领域和社会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就其广度、深度和力度来说，都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在国际领域，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话语权还很弱，影响力还很有限，我们学科的声音常常发不出去，学术成果往往难以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我们加快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步伐，尽快建构和完善学科体系，充实和丰富学科理论，并且要使之更加符合科学规律，符合学术规范，符合社会需要。

四是要进一步壮大人才队伍。未来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新闻学与传播学要想巩固学科地位，完善学科体系，提升学科影响力，关键是要有一支具有良好理论素养的人才队伍，特别是要有一批具有理论自觉、学术涵养和研究能力的青年学者队伍。这些人要能够自觉投身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而且要能够经受得住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还要耐得住寂寞，沉得下心来，并且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学科的理论原理和方法去解决新闻实践中的问题。

记者：在当前信息化时代，我国传媒业正面临日益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当然这也给新闻与传播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郑教授，您认为当前我国新闻与传播工作者需要着重提高哪些方面的素养和能力?

郑教授：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和媒介化社会，媒体与传播的威力和影响越来越大，社会与公众对其期待越来越高，这在无形中对媒体和从事新闻与传播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状况下，每个新闻与传播工作者应当增强职业素养，提高业务能力。

从职业素养来看，首先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修养，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解答新闻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要加强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修养，要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勇于担当，敢于负责，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做好新闻工作而贡献自己的聪明与才智。

从业务能力看，应当不断增强专业素养，提高业务水平，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媒介形态、传播手段及传播方式来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发表意见，引导舆论。特别是要注意增强自己的信息传播力和舆论引导力，提高自己作为一个新闻与传播工作者的综合能力，这样才能担负起自己的职业使命与社会责任。

记者：您认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应该如何为自己定位，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持？另外，您认为学术期刊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

郑教授：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顾名思义是指那些以研究新闻与传播专业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基本任务的期刊。从广义上讲，它既包括那些主要由新闻媒体及行业团体主办的业务性期刊，也包括那些主要由新闻院校和研究机构主办的学术性期刊。不管是哪一类期刊，它们都担负着传播新闻与传播专业知识、指导新闻与传播业务实践、推动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促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繁荣与发展的使命。每家新闻与传播学术期刊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读者、市场和风格定位，但是这些最基本的属性定位应该是带有共性的。如果一家学术期刊，不去关注和扶持学术研究，不去探讨和解决新闻与传播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么它就没有资格把自己定位为学术期刊。只有真正规范地按照学术期刊的要求去探讨学术问题，解决学术难题，才能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理论支持。

关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如何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问题，我觉得需要在“关注学术前沿，解决学术难题，遵守学术规范，提升学术水平”上下功夫。

“关注学术前沿”，就是要瞄准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涉及学科创新与发展的学术问题来选题目，作文章。

“解决学术难题”，就是要瞄准那些国家、社会与公众热切关注并期待解决，而在理论上尚没有明确答案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及学术领域长期没有形成共识的疑难问题来选题目，来作文章。

“遵守学术规范”，就是要在学术活动的各方面做好学术研究规范、学术评审规范、学术批评规范、学术管理规范等工作。

“提升学术水平”，就是要从学科建设入手，充分发挥学科的“聚合”效应，积极组织高水平学术活动，鼓励教师、学生科研创新，增强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