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被妖魔化的“知女”

随着近年来社会对“民国范儿”的热捧，民国女性也成为文艺创作热衷表现的题材。在张爱玲、林徽因之后，荧屏上不出所料地出现萧红的身影，其同名传记片已在妇女节上映，许鞍华执导的《黄金时代》还在紧张拍摄中。

萧红的一生虽短暂，但起伏跌宕、内蕴丰富，尤其是置于时代大背景下来看待其情感与命运，审视其与周遭环境的冲突和自我灵魂的挣扎，能让我们以点带面地对百年来中国女性谋求独立和解放的艰难程度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萧红又并非一个适宜于传记片题材的作家，其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和个人性，将悲悯和温情注入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中，凄婉寂寞的内在基调隐藏在明丽纯净的语言之下，其感受世界的独特方式，需要潜心研读其作品才能真正领悟。

也许正是受制于阅读和理解的难度，《萧红》的编导没有将多少戏份留给她的文学世界，而将几乎全部重心放在了男女情感的纠葛之上。影片着力表现的“一个女人点燃了六个男人的激情”，从史实角度而言错漏百出。渲染根本不存在的萧红与鲁迅的所谓“情感”，更是哗众取宠，不值一驳。这种刻意营造的噱头让人不安，除了编导的不专业和缺乏诚意外，其中是否还隐藏着公众对于知识女性一以贯之的误读与曲解？

在男权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拥有知识，国人的态度向来矛盾而暧昧。在晚清社会改良风潮的影响下，女性逐渐突破“无才便是德”的古训，走出家庭，接受教育，谋求平等权利，争取自由婚姻，对男性世界形成冲击和挑战，也由此产生了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复杂态度与特殊想象。

100多年来，公众想象知识女性最主要的呈现方式，便是将其“妖魔化”。我们能从近年来关于女博士的各种段子中找到端倪，其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民初。那些打破传统、剪发易服的女学生当年遭遇的讥讽与嘲笑，在当下仍然存在，甚至更具普遍性。男权社会对于拥有知识的女性发自本能地担忧、疑惧和排斥，这种心态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在所有“妖魔化”手段中，泼上一瓢“男女关系混乱”的污水，是最简便和最行之有效的，这是性压抑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必然会孳生的“恶之花”。民国初年积极争取女性参政的女杰唐群英，因为威胁了男性在当时政治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其湖南老乡平江不肖生的小说《留东外史》中，便被丑化为一个善于利用肉体谋取好处的女人。而沈从文小说《萧萧》中那些被围观的女学生，在乡人眼中，也都是荒诞不经的怪物，“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可以当作笑话被议论上很长时间。

尽管女性解放的步伐越来越快，男女交往的方式逐渐多元和开放，但女性在个人命运和情感选择上，仍承受着比男性更为沉重的压力和束缚。上世纪30年代，受左翼革命观念的影响，文艺创作中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时代新女性”——她们美丽而妖娆，富于诱惑力，对革命和恋爱都投入了充沛的激情，在男性作家的笔下被处理成了女性解放的先锋。但在面对真实的外在世界时，她们的独立自由仍然只是虚假的幻象，男性投射在她们身上的目光依然交织着轻蔑、嘲弄与否定。

电影《萧红》中的那个“萧红”，迎合的恰恰是男权社会对于知识女性的典型想象。导演曾表示，希望能丰满地展示这个民国才女的一生，但最终只表现了她在男性世界中反复纠缠的情感和欲望。文学创作对于萧红的生命与灵魂的重要意义，在导演看来，似乎根本无法与三人大被同眠的“精彩”故事相提并论。那些外在的环境、文化与社会细节，内在的思想、感觉与情绪，在电影中都被淡化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影片中的萧红只是情爱的俘虏和男性的附属品，她作为知识女性的独立意识、丰富多面的精神世界，完全没有得到呈现。付出了生命代价的爱情被演绎成了时髦游戏，苦难与挣扎成了消费品。即使编导的浅薄陋俗能被原谅，影片中坚硬、顽固的男权意识，还是无时无刻不在刺痛人心，令人难以释怀。

回顾历史，这种毫无顾忌的曲解并不令人意外。现实世界中的女作家萧红，从生活轨迹到文学才华，都溢出了传统女性的固定框架，使得她在生前和身后始终承受着不公与偏见。她的几次情感经历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与萧军的分手和与端木蕻良的结合，在当时就受到了友人责难，并最终导致她孤寂地走向死亡。而其文学创作又因与主流价值体系的疏离，屡遭轻视，甚至两任作家丈夫都不能理解其作品。直到如今，文学史仍只将她视为东北作家群的一员，或硬给她扣上“左翼女作家”这顶不合适的帽子。

萧红曾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她对于自己的女性身份有着清晰认知，其作品中“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那些令人赞叹的“明丽与新鲜”，也都来自她鲜明的女性意识。

孤独离世七十多年后，萧红的文学才华仍被忽视，其人生故事仍无法抖落那些窥探的目光。《萧红》的上映或许提示我们，摒除廉价的同情与盲目的乐观，那条通往女性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依旧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