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港澳特区政府如何有效管理青年社团

近年来，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逐步推进，中国的青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社团直接以青年为服务或工作对象，突破地域概念，具有相当规模和号召力、影响力，还衍生了如网上虚拟社团、单一活动型社团等多种形式，渐渐渗透到青年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之中。但与此一起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是，如何有效管理和引导这些社团，如何更好地借助他们的力量为青年服好务，如何最大限度发挥这些NGO的效能。笔者曾专门就这个问题走到港澳一些知名青年社团中间去，与港澳特区政府青年局的官员交流探讨，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

青年社团的分类管理是实现有效管理的前提条件。青年社团的分类管理在香港和澳门开展均比较成功，这一方面加强了政府政策的针对性，一方面也使青年社团自身明确了自身的定位。他们将青年社团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是全部以青年为工作对象的社团。以香港为例，香港特区政府目前对这类社团的管理方式有两种，其一是通过警察总署或青年局负责其注册，没有资金支持和年审制度，也不横加干涉他们的内部管理，任其自生自灭。这些青年社团只有依靠自己的声势寻找合作项目，通过项目资金维持运作，自我发展；其二是特区政府通过funding service agreement （与香港NGO签订的基金服务协议）购买服务。青年社团每年年末向政府提交下一年度的工作、项目安排以及预算，同时汇报本年的任务完成情况和预算，在此基础上，政府总体平衡协调，给出反馈意见，划拨资金，这与我国目前对全额拨款型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比较类似。第二类我们称之为社团附属青年组织，即在一些大型的NGO中都有其负责青年工作的委员会或事务部，它们的主要服务对象是青年。在港澳地区，对这类社团的管理主要采取协调管理的方式，政府青年局成立专门的青年社团管理处负责组织、协调这些委员会的行动，定期召开例会听取不同组织的建议、意见，定期召集这些组织开展针对青年的大型活动。特别注意的是，这种管理是松散的，政府只是充当一个召集人的角色，也不强求每一个组织必须参与。第三类我们称之为青年活动中心，它们是指拥有固定场所的一类组织或社团，有些是带有一些营利色彩的组织。目前香港澳门政府对这类组织的管理采用双重体制，一方面由政府商务局负责其经营、税收等活动，另一方面由青年局指导其日常活动，开展合作项目。第四类青年社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各个高校的学生会和学生社团，由于港澳的大学并不直接管理学生会，所以政府也要出面将它们分别登记，从各个方面给与支持与帮助。当然，学生会和学生社团从所在学校获取资源是比较常见的途径，这与国内的情况比较接近。

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与青年社团实现互动双赢。一是通过直接的资金支持。香港和澳门都有严格的社团资金申请制度，香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基金服务协议（学习模仿英国的compact），澳门称为基金申请制度。这些政府控制的资金一般都来自赛马会、本地公益金以及政府税收等，由社会福利管理局或青年局等政府部门监管，每年都聘请专业会计师进行审计，保证其合理使用，不被私人侵吞。政府一般在年末接受青年社团的资金申请，在专家对这个组织前一年度的服务进行评估之后，决定新一年度的资金支持数额，重新签订协议。需要特别提出的是香港有自己的社会服务评估指标体系，大约有100多个核心指标，包括提供服务的时间、数量、质量，取得的预期效果等等，保证了本地基金的合法有效使用；二是提供了登记服务、协调服务、信息服务和其它相关服务。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并不是所有的港澳青年社团都能获得政府的基金支持，但政府的一些其他服务方式却可以覆盖到它们。比如港澳的青年局都可以作为本地青年社团的登记机关，尽管这种登记非常简单，但却具有法律效力。另外，港澳的青年局都会组织一些定期的联席会议，邀请各个青年社团的代表参加，共同讨论一些青年发展方面的问题。每年会在暑假和寒假期间组织领袖训练等方面课程和实践，为青年社团的会员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港澳的青年局都在官方网站上设置青年论坛和各个组织主页的链接，以便公众查询，公众的监督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通过青年局的官员转到社团，非常方便。港澳的青年局都有自己青年活动中心和青年旅社，经常为青年社团的活动提供免费的场地和设施，组织联谊活动和会议。此外，港澳的政府部门经常借助其自身优势申请一些大型项目，并采取招标或合作的方式与青年社团共同实施，为它们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三是政府的监督机制日臻完善。例如，港澳的政府观察员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很多青年社团中都设有政府付薪的政府观察员，他们的责任是在一定时期内常驻青年社团内部了解情况，及时向政府与媒体公开信息，保持NGO组织的公开与透明性。另外，港澳政府在监督方面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很早就形成了一支较成熟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并在各级青年社团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每一个社会工作者都是经过政府考核选拔的，都有特定的工作执照，定期需要审核，一旦为非，政府就可以吊销执照或加以其它处罚。

（作者为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