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人民币可兑换及相关问题

引言

在21世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WTO)将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一件大事。我国一旦加入WTO，则自动地进入到一个公平、公正的自由贸易环境之中，将会为我国的出口增长提供一个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市场环境，从而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出口增长。更重要的是，加入WTO也意味着中国接受国际通用的贸易标准和法律标准，因此政府部门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也必须严格遵循国际惯例，这将大大增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我国要充分享有加入WTO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这是因为：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能通过本国货币与外币的价值比较和可兑换形成市场均衡汇率，把国内外市场价格信号更直接、更及时、更准确地反映出来，因此，只有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真正同实行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国际经济融合在一起，使国内价格体系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体系“一价化”使我国的价格体系能够真实反映我国的实际比较成本或利益，使我国的企业能准确了解国外产品同本国产品的相对价格与成本差异，从而能正确地进行成本和盈利的国际比较，并最终使我国的对外贸易真正建立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时引导企业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国外进行积极有效的投资，使国内的投资和生产真正符合比较利益，使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优化配置，从而使我国经济真正获得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而且，只有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才能为外商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使外商能随时汇出其投资利润)，从而不断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由此可见，只有实现人民币的可兑换，才能使我国真正获得加入WTO给我们所带来的利益。

人民币可兑换的国际背景

一、金融全球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WTO

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席卷了世界每一个角落，WTO作为致力于监督世界贸易和使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国际组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表现，“经济全球化”围绕“金融全球化”全面展开。

基于完全开放的国际商品市场可以最为充分利用比较利益，从而达到资源配置的国际范围最优化的比较利益学说，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球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大转移，带动和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促进了资本、商品、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

早期的经济全球化主要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直接投资）为核心，而今的经济全球化则和短期的资本流动、证券投资紧密相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经济全球化”都非常强调金融的纽带作用。

现代经济是金融经济、货币经济。全球经济运行的轴心正从以钢铁、汽车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工业转向现代金融业，现代金融业源源不断地为实质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润滑和动力，更重要的是它推动着实质经济的分化、重组和升级。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资源（资本）充分流动，随时进出，因此，资源配置将最优化并随时达到均衡。将这一基本原理推广到国际经济领域，则意味着各国资本市场的开放有助于国际资源配置最优化。基于此，“金融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

WTO正是应“经济全球化”由现代工业经济转向金融经济、保证贸易自由化、规范投资自由化的要求而取代GATT的一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组织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促进资本、商品、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更大规模地流动。

从理论上讲，金融全球化的理想状态应该是达到货币、金融市场、金融业务和金融管理的全球一体化。现实中的金融全球化则是各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和相互融合。这种开放和融合是以WTO建立后，在1993年缔结的GATS（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框架下，1995年达成的关于GATS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以及1997年达成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为标志的。在GATS中，“金融服务”的内容被概括为信贷、结算、（证券、外汇）交易、保险、资产管理、金融咨询等六类，囊括了金融领域内的所有盈利性业务的对外开放。

从GATS界定的全球金融服务的角度出发，各国在相互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与之相联系的国际资本流动。全球金融服务贸易的实现完全依赖于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否则一国对投资、借贷、汇兑的限制性规定会直接阻碍国际金融服务，构成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因此，必要的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是全球金融贸易开展的必要前提。

与此同时，与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相联系的必要的全球金融服务贸易也必须是自由贸易，否则将构成资本流动的壁垒，在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壁垒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由流动。

当前以金融活动“游戏规则”、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及交易币种多样化、全球利率趋同化、金融风险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金融全球化，无不伴随着资本的自由流动。

二、中国加入WTO与人民币可兑换

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国，便意味着中国将进行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放松管制是一种普遍趋势。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虽然WTO并不直接对外汇制度做出安排，但是它将外汇管制视为非关税壁垒之一。GATS第十一条对外汇资本流动和汇兑便利做出了进一步规定和要求。敦促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这表明，WTO规则正日益向推动资本流动自由化方向发展。

 针对WTO的一部分成员国担心中国会使用外汇管制来管理商业及服务贸易的水平和构成，中国在《中国入世工作组报告》“外汇和国际收支”部分明确表示：中国将根据“WTO协定”的规定及WTO中与IMF相关的宣言和决定尽中国在外汇方面的义务。根据这些义务除非IMF另有规定，中国将不采取任何法规或措施达到限制任何个人或企业得到进行经常项目下国际交易所需外汇的目的。中国将根据“IMF协定”第八条款5节的规定，提供外汇方面的信息，并提供在过度审查机制看来必需的其他外汇方面的信息。显然，中国虽然已是WTO的成员国，但仍然坚持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原则，而资本项目仍属于严格管制的对象。尽管整体上中国仍属于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国家，但是涉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四十多个项目中的二十多个项目已经开放，没有开放的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企业直接向外举债和把人民币兑换成外汇进行对外投资；二是外币投向中国本币证券市场。

中国对资本项目加以管制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隔离国际游资剧烈变动引起的国际收支危机或汇率波动，进而冲击国内金融市场乃至国内经济稳定；二是保证国内储蓄用于国内投资，限制国内资本外流、限制非居民拥有国内生产要素；三是限制对外举债规模，谨防对外债务危机的发生；四是维护当局对本国金融活动、金融收入和金融财富的课税能力；五是防止资本流动对经济稳定和结构改革方案产生不利影响。无论哪方面的考虑均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金融危机。

虽然是WTO的成员国，但一国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限制性短期资本流入等措施，在多数情况下不在GATS的调整范围内。即使这些措施与放松资本项目管制义务承担相矛盾，成员国仍可以对资本项目交易进行限制。只要这些限制国际资本交易的措施系为了确保金融体系的统一和稳定，构成审慎措施，成员国就可以自由采取。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也是顺理成章的。

推动人民币可兑换的国内因素

我国的人民币目前还不是可兑换货币。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严格的管制，使人民币无法成为可兑换货币，因此这就带来以下问题：第一，不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第二，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币汇率的不合理问题。第三，不符合WTO所倡导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原则、非歧视或“国民待遇”原则。第四，不利于使中国的价格体系同国际市场的价格体系、中国市场同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同国际经济真正融合在一起，很难真正实现加入WTO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好处。第五，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国际经济学原理，还是从其他国家的管理经验来看，一国在实现货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同时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必然导致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进行资本外逃的行为(即资本外逃)。一般来说，在“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外汇管理体制中，资本外逃的最常见途径是贸易转移，即在进出口贸易活动中高报进口或低报出口。其次，通过对外投资也是资本外逃的途径。再次，借助境外融资实现资本外逃，其方法一是先通过外商投资制造“外债”，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再作为外债登记，使得下一步的资本流出成为合法。二是通过“平行贷款”(Parallel Lending)在国外投资。三是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还有，通过其他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也是资本外逃的可能途径，例如国内资本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收入的名义，通过经常项目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后汇出境外，此外，诸如居民转移支付、地下走汇、国际平行贷款等也是资本外逃的可行途径。尽管国家要求严格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汇收支，但由于国际结算手段和工具不断创新，无纸化贸易进程不断加快，违规资本流出入的方式多样，且极为隐蔽。银行在操作上也难以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汇收支进行区分和甄别，大大影响了外汇管理的整体效率，加大了管理成本。而且，在给中央银行外汇调控造成了一定压力的同时，增大了外汇储备规模的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外汇风险。

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虽然于1996年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但我国现行的结售汇制度实际上使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大打折扣。这是因为：我国现行结售汇制取消了国内企业的所有现汇帐户，并规定出口企业的外汇收入必须全部结售给外汇指定银行，企业进口购汇也须持经严格审批的进口许可证等有效凭证，并且须按外汇指定银行的当日牌价交易，这实际上等于在时间、价格及数量等方面对企业的外汇买卖施加了限制，因此，这实际上仍然留有过去那种对外汇进行价格管制和数量管制的行政干预痕迹。这意味着我国对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实际上仍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因此这还不能说我国真正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总之，我国现行的对资本项目进行严格管制的做法及经常项目中的结售汇制度既不符合WTO的基本原则，同时又不利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这是因为货币可兑换在本质上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币可兑换的实质是完全引入国际市场经济机制。因此，为成功地加入WTO，并真正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必须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并进一步完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从而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

人民币可兑换的实现过程

人民币诞生至今，已经走过了五十四年的历程。人民币对内、对外币值的稳定为世人所称道。目前人民币经常项目已实行了可兑换，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也日益提上了日程，我们离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多远？我们可以从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历史沿革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

一、 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的实现

1.人民币实行汇率并轨

在1994年实际外汇改革之前，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从1994年1月1日起，人民币汇率实行并轨，取消官方汇报率，以1993年底外汇调剂市场汇率1美元合8.72元人民币作为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市场汇率，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按官方汇率计算，人民币贬值33%。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前一营业日外汇市场形成的加权平均汇率，公布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三种货币基准汇率，市场外汇买卖美元可在基准汇率上下3‰的幅度内浮动，港元、日元在基准汇率上下1%的幅度内浮动。外汇指定银行可按规定自行确定挂牌汇率，对客户买卖外汇。各银行挂牌的美元买卖价不得超过基准汇率上下0.15%，港元、日元外汇买卖汇率不超过基准汇率的1%。三种货币以外的其它外币汇率，则按美元基准汇率，参照国际市场外汇行市套算中间汇率，买卖汇率不得超过中间汇率的0.5%。1994年4月1日起，国有企业退出外汇调剂中心，外汇指定银行成为外汇交易的主体，这一天银行间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4月4日中心系统正式运营，银行间的外汇交易统一由中心进行，人民币汇率由国内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设立公开市场操作室，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进行市场干预，调节供求。至此，人民币汇率的确定进一步走向市场化，使十几年来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2.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

?人民币汇率实现了由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以来，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取消境内外币计价结算，取消外汇券，禁止外币在境内流通，取消外汇收支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行对令性计划，国家主要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实行对外汇和国际收支的宏观调控，这就为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奠定了基础。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结售汇体制，在2000年前有步骤地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1996年7月以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仍须委托外汇指定银行通过当地外汇调剂中心输，统一按照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汇率结算。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原则上要求当地平衡，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统一高度，对各地外汇交易余缺进行适当调节。1996年7月后，国家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性用汇限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允许其保留一定比例的经常性外汇收入，并允许在华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输外商投资企业的结售汇及付汇业务。1996年7月1日以来，几次提高居民因私兑换外汇的标准，扩大了供应范围，如一般用汇，每人每次可兑换2000美元；居民出境定居，其离退休金、退职金、抚恤金可全部兑换外汇。移居境外的原中国居民的境内的资产收益可兑换外汇汇出。居民携带外汇出境在2000美元以内，人民币6000元以内，海关予以放行。1996年，我国还取消了出入境展览、招商等非贸易经常性用汇的限制，并允许驻华机构、来华人员的合法人民币收可兑换外汇汇出。上述措施实施后，我国提前三年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入条款的要求，1996年12月1日，我国宣布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

二、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进程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消除对国际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下各项交易的外汇管制，如数量限制、课税及补贴"。70年代，实行资本项目开放的只是洗染发达国家，80年代以来，全球货币可兑换进程明显加快。90年代到1995年6月，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均实现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发展中国家了纷纷取消了部分外汇管制。在1990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55个成员国中，有72个国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到1998年182个成员国中，有144个国家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资本项目可兑换。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利率、银行业务和市场自由化为牲的金融自由化不断深化，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少。世界金融正朝着国际化、一体化、证券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在此情况下，资金要求能够自由地、迅速地流向全球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为此，扫清一切外汇管制，加快货币可兑换的步伐，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创造备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人民币在1996年12月1日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已经开始了向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过渡的进程。当时有不少人认为，人民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可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有的把此目标定在本世纪初，即2000年前后。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亚洲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受到严重的破坏和冲击。1998年，东南亚国家经济普遍出现负增长，货币贬值、外汇市场动荡、股市暴跌、失业严惩资金大量外逃、外汇储备急剧流失、企业及银行纷纷破产倒闭，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当前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已趋缓和并走向复苏，但是不稳定因素继续存在。从亚洲这场危机来看，它有其自身的内因，但是与国际资本的冲击、频繁快速地大进大出兴风作浪无不关系。因此，又有人认为，正因为人民币资本项目没有开放，才抵御了国际资本的冲击，虽然，我国经济外贸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人民币仍然持续保持了国内外币值的稳定。经过这场危机后不少人认为，应该放慢人民币可兑换的步伐，有的甚至信为，越晚越好，再过三、四十年也为时不晚。我认为，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实现后，已打下了向资本项目可兑换迈进的基础。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序渐进的过程。就我国而言，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是不可取的。但是把时间拖得太长，不积极创造条件也是不明智的。它一定要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适应和符合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趋势，努力加快实现可兑换的必要条件。

实现我国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

一、 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时机未成熟

根据国外的经验，本国货币实现可兑换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外汇储备充足；二是本币被低估或贬值至合理水平，建立银行同业为主体的外汇市场；三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毋庸置疑，人民币有管理的单一浮动已于1994年1月实现，市值水平较为合理；银行同业间的外汇市场已于1994年4月1日正式成立运转，且运作情况良好；我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以经济增长速度为指标，70年代未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年均10%的高速增长，即使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影响的1998年，经济增长率也达到了7．8%。1999年九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中指出，今年我国经济预期增长率将为7%，仍会保持较高发展速度；我国外汇储备，至1998年底，已达1450亿美元，绝对量居世界第二，人民币可兑换实现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并不能得出人民币可兑换近期就可以最终实现的结论。理由有二：其一，上述三个条件的考察中，我们仅仅使用了绝对量的标准，其中就不可避免隐藏着复杂的宏微观的陷阱；其二，可兑换实现后，我国外汇体制很可能陷于不稳定。

可兑换的经济特征是央行掌握国家外汇储备充当政策手段，通过市场吞吐，通过汇价波动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反过来，其他原因的贸易和大量资本流动，冲击外汇市场供求，亦会引起汇率的剧烈波动。而大幅度波动的汇率是极为有害的：（1）造成商品计价的困难，阻碍进出口贸易的发展；（2）造成国内货币市场不稳定，加大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难度；（3）损害公众对本币的信心。所以，为了避免不利影响，中央银行就必须首先具备充分调节市场供求，达到汇率稳定的能力。因此，人民币可兑换改革的关键在于：中央银行是否具有克服汇率大幅波动的能力。

要实现中央银行对外汇供求的充分调节，达到稳定汇率的目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充足的外汇储备。包括中央银行可支配的短期外汇头寸，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普通提款权（ODRs）和特别提款权（SDRs）；

（二）充分的外汇资金融通渠道，即中央银行向国外金融机构和外国政府以低成本及时借入外汇资金的能力；

（三）境内应有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外汇市场，能通过各种高增殖的外汇保值服务等，吸引外汇资金集中留存于本国的大银行。

这三个条件是实现中央银行对外供求的充分调节，稳定汇率的基础，三者相辅相成，互相配合而发挥作用，任何一个方面薄弱都将造成抗风险能力的下降。

此外，充分的可兑换，不仅要求中央银行有能力调控，而且还要求存在一种市场缓冲能力，能自动抵消国际资本剧烈运动的影响。因此，就需要有发达的外汇市场和众多跨国大银行，形成境内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广泛吸引海内外资金留存于境内银行，形成对外汇供求的深厚缓冲力，中央银行也能充分利用大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平抑汇率的剧烈变动。

二、实现人民币可兑换的客观条件

在金融全球化的时代，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置身于世界金融市场的运作之外，各国参与金融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已不可逆转。但是，全面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认真审视是否已经具备一系列重要的前提条件。

1．中国经济实力有待提高、对外支付能力亟需增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9．52％的高速度增长，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但同美国等5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相比，仍处于相对高位的平稳状态，维持在7％--8％的水平上。然而，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的背后，存在的问题是：（1）2000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六位，仅占世界GDP的3．4％，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4。人均GDP（856美元），是日本的1／50、新加坡的1／25、韩国的1／11。假定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上升100％，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GDP可达2万美元，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2000年的水平。可见，中国的经济实力水平还很低。（2）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仅保持7％的经济增长水平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增长中一个突出的中长期问题。（3）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近年来（1998--2001年），外需的贡献呈下降趋势，内需的贡献逐步上升，特别是2001年外需的贡献成为负值，经济增长完全靠内需拉动，虽然200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呈现较快增长，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创汇，较低的出口创汇能力潜伏着对外支付危机的可能。

2．中国财政收入增幅下降，财政支出居高不下，潜伏着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的1997年，中国财政曾出现巨额赤字达135．4亿元，占当年GDP的3．35％，经过调整以后，几年有所减少，而后又开始回升，尤其是1998年起，针对结构性需求不足的现实，政府主动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增加较快，2001年为2473亿元，2002年预算赤字为3998亿元，分别是1997年的20倍和30倍。由于中国实行利率和资本项目的管制，所以巨额的财政赤字并没有影响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中国外贸出口形势严峻、国内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难以明显增加的现象，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改变这种局面，促使中国政府仍将推行以大量国债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是很不科学的选择。因为巨额财政赤字的存在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表现之一。伴随着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的实现，通过发行国债维持财政赤字会引起市场实际利率上涨，一旦高于国际市场利率水平，假定人民币资本项目已实现可兑换，就会引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进而引起实际人民币升值，造成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下降和经常账户的恶化，最终引起汇率和宏观经济的波动。

3．物价水平持续走低，通货紧缩局面尚未扭转，存在危害中国经济发展的隐患。针对1994年出现的两位数（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为24．1％）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在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物价总水平不断下降。从1998年开始，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到2002年上半年，物价水平持续下降、低位运行的状况仍未得到改观。可以预见，在履行加入WTO的关税承诺后，必有低价商品涌入中国市场。我们不能排除新一轮通货紧缩发生的可能性。

通货紧缩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甚至出现亏损，直接削弱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情形是企业被迫缩减生产、裁减员工，乃至破产倒闭。其结果是居民收入减少，消费支持紧缩，财政收支困难。这种不敢投资、不愿消费、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反过来又会加剧社会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的漩涡之中。

4．国内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突出表现为金融市场规模狭小且不能有序运作，商品市场存在一定的人为阻隔，市场价格尚未全面形成。

5．产业和企业国际竞争力有限。我国民族工业产品质量、性能、技术和成本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一定差距，现阶段尚不具备承受外国商品“自由”进入中国的冲击；国有企业改制尚在进行当中，负债率高、产销率低、亏损严重仍普遍存在；企业的出口换汇成本偏高，出口商品的结构和档次也有问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

6．国内金融体系脆弱，无法抵御离岸金融的冲击。离岸金融是以国际资本巨额的规模运动为其特征，其经营难受东道国金融法规的约束，是最具冲击力的一类金融。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还未完成，从而无法与国际银行业竞争；真正的规模化的投资银行体系远未建立，证券信托类公司部分替代了投资银行的职能；而基金业才刚刚开始，如此等等均表明我国金融体系尚无法与国际金融业相竞争。

7．宏观调控能力尚待挖掘。当前，财政迫于赤字的压力，调控功能在弱化，而金融刚刚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纯粹的直接调控“一刀切”也有效力，但严重损害了国家信誉，因而在人民币可兑换后不宜经常使用，只能凭借间接手段，但目前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的规模都还有限，达不到灵活调控市场的目的。同时中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对于目前的国内市场都显得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去监管复杂的离岸银行业了。

 三、人民币可兑换对外汇储备的要求

要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需要很多的相关条件，除了经济发展阶段、金融业竞争能力、国内金融监管，此外，另一个重要保障是外汇储备。虽然我国外汇储备，至1998年底，已达1450亿美元，绝对量居世界第二，大多数人认为我国的外汇储备量相当充裕。但这样的规模是否足以防止汇率冲击？

国际收支平衡表反映了绝大多数国际经济活动，因此对汇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影响汇率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主体对外汇的货币需求：一个居民可以由于种种原因将自己的本国货币换成外币而不进行任何国际经济活动，从而不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反映出来，但却直接影响到汇率水平。从国际金融和汇率理论的演变来看，从70年代开始，随着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衰落，货币替代关系逐渐进入主流汇率模型，成为研究的重点。在这方面，西方的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理论集中研究外汇需求问题，可以作为这类模型的一个代表。

根据国际收支调节货币理论建立小国货币均衡模型，有gR＝1/r×ηygy-(1-r)/r×gD，其中gR是外汇资产(私人外汇资产和政府外汇储备之和)增长率，r是期初的国际储备率，即外汇资产与国内货币总量之比，ηy是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gy是国民收人增长率，gD是国内信贷增长率。

从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发现：当一国国民收入增长时，其货币需求会增长，对外币的需求也将增长，外币最主要的来源有三个，一是经常项目的顺差，二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三是外国增加对我国的货币需求而单纯产生的货币交换(汇兑)。外国增加对我国的货币需求是其收入增长的结果。因此在假设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如果经济(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则该国必然表现出净国际货币需求，即该国的国际收支必须保持顺差，而不仅是平衡，才能维持汇率的稳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各经济主体的净外汇资产始终处于不断上升之中，而且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将如此，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今后一个阶段必须保持国际收支较大幅度的顺差。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认为，我国外汇储备的作用是稳定国际收支，即缓冲对进出口贸易、外债偿还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意外冲击。国内根据这一思路进行的外汇储备适度性研究认为，我国的外汇储备是偏高的。显然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为基础的，忽略了各经济主体的对外汇的货币需求。在正常时期，各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偏好基本稳定，其外币积累是渐进的，忽略这一因素的影响不一定很大，因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调整自行实现平衡，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当然这时的均衡汇率将低于根据国际收支平衡的计算值，政府不能迷信计算值，认定实际汇率失衡而强行干预)。但在某些特殊时期，经济主体对外汇的货币需求倾向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剧烈的、甚至是非理性的变动，其程度远远超过国际收支的变动，迫使政府入市干预，从而对外汇储备产生大量需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因此对外汇储备适度规模的确定实际上也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外汇储备是以能够保证正常时期国际收支需要为足够，还是要能够稳定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从而有效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国现阶段仍应以后者为标准。这是由于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危机破坏力越来越大和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仍然不够完善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因此我国的外汇储备必须准备充当保卫金融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这种情况下的我国外汇储备需要量可以用“短板理论”来分析：一个国家的汇率危机可以由多种因素引发，如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外债数量过多、外债结构不合理、外国直接投资突然逆转、经济主体的外汇需求突然发生变化等．要防止危机的发生，外汇储备不是由这些冲击的平均值或最小值决定的，而是由其中对外汇储备最大的需要量决定的，如果这一最大量不能得到满足，则危机就可能从这一因素中寻得突破。在我国，各经济主体对外币的需求是对外汇储备需求最高的因素。

在目前形势下，各经济主体对外汇的货币需求是制约我国人民币完全可兑换进程的一个关键障碍，为了防止外币需求变动可能对我国经济金融的不利冲击，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外汇储备。根据周边国家的可比标准，这一外汇储备的需要量是相当巨大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外汇储备仍然很难充分满足这一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采取多种手段保持和扩大国际收支顺差，加快外汇储备的积累，同时必须放弃对外汇储备作用的过分依赖，一方面不断提高稳定汇率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加快经济金融的改革和发展，积极防范和化解各类经济金融风险，建设一个完整、规范、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但上述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也决定了中国实现人民币可可兑换仍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为之付出更多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