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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李虎军： 《财经》杂志高级记者，主要从事科学、环境与健康报道。曾供职于《科学时报》和《南方周末》。2003-04年度麻省理工学院Knight科学新闻访问学者。
虎=李虎军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么时候动身去前线的？
虎：我是地震发生后第二天去的。因为第二天只能定到下午的票，就是下午才出发的。
李：是直接到了成都吗？
虎：对的。实际上，我第一天的时候就判断出事态的严峻，但有私事走不掉，要不然我第一天就申请出发了。
李：出发前就带任务了吗？
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到达现场。
地震发生后，《财经》马上派出了一位记者：欧阳洪亮。由于当时只能飞重庆，他在第二天凌晨到了成都。
派出欧阳鸿亮的同时，编辑部组织力量，在《财经网》上滚动报道地震的最新消息。
我自己就写了两条消息。其中一条是辟谣。当时就有谣传说北京当天晚上会有二到六级地震，而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怀疑，电话采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副主任李强华后，发出了辟谣的稿件。做这件事情，《财经网》比新华社还早了几分钟。
当天下午，我还写了一条消息，解释为什么全国都有震感。当时采访了两个专家，一位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专家，另一位是中国地震局地质所的李志强博士。李志强博士当时就估计，从震级、震源深度和震区人口密度来看，人员伤亡将仅次于唐山大地震。
这条消息刊登以后，《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同行还在MSN上问我，“人员伤亡将仅次于唐山大地震”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我想，她大概是希望判断该怎么调配兵力。
当天晚上，报告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几千了。我再也坐不住了，连夜发邮件给副主编张进、执行主编王烁和主编胡舒立：请战。
而编辑部也越来越意识到这次地震的严重性。第二天，编辑部决定增派记者。其中，从北京出发的有两位文字记者：赵剑飞和我，还有两位摄影记者：陈满群和美术总监法满。驻广西的记者罗文胜则从南宁出发。
在成都，还有两位记者陆续加入。其中一位是李微敖，他正想加入《财经》，还没有到北京面试，副主编张进让他“火线入伙”。还有一位退休女记者龙盛平也主动请缨，要给《财经》写稿。
在第一时间，我们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到达现场。编辑部让罗文胜去北川方向，大部队去都江堰和汶川方向。
考虑到《财经网》发稿的需要，不仅需要有点上的情况，还需要有面上的情况，保证每天都有一定的发稿量，编辑部决定先让赵剑飞留在成都，我留在都江堰。
李：为什么他们没有让你当尖刀往前线冲呢？
虎：编辑部这样的安排还是有道理的。他们认为，需要有人在前方担当协调的任务。当然，地震后的最初几天，由于通讯不畅，前方实际上很难协调。
李：出发之前你做了什么准备没有？
虎：欧阳洪亮第一天走的时候，非常仓促。他去机场的路上，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注意两件事情：第一是余震，第二是防疫。这是我在报道印尼海啸时得到的经验。
我们第二天去的时候，准备相对充分一点。杂志社为我们采购了药品、睡袋、帐篷等，还联系到了海事卫星。正是这部海事卫星，在欧阳洪亮、法满和陈满群震后第三天(5月14日)徒步进入映秀镇后，帮助他们从现场发回了稿件。
回过头来看，我最觉得遗憾的是，出发之前有关这次地震的科学信息搜集得不够。实际上，汶川地震发生后2个多小时，美国地质调查局就借助地质构造和余震分布信息，公布了标有断裂方向和长度的烈度分布图。这张图还比较粗略，但已经可以看出，烈度达到10度的极震区，分布在汶川县映秀镇至北川县城的广阔地带。这意味着，北川方向也很有可能遭受严重破坏，此次地震的受灾程度超出了人们最初的想象。
如果我们及时掌握这一信息，北川方向应该需要增加人手。而我们的主要力量扑在了都江堰和汶川方向，北川方向又一度只有一位记者。
李：你之前的地震知识储备在这次事件中你觉得积累得怎样呢？虽然你一直也是做科技方面的报导，但是地震方面的知识如何呢？
虎：有关地震的报道，我以前做过一些。我觉得地震知识储备多少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我们能在第一时间怀疑“北京将有二到六级地震”的谣言，能在第一时间大致判断这次地震很严重。在前方采访时，地震知识储备也会有帮助。比如，我们也担心余震风险，但也不至于草木皆兵。
李：你一直都呆在都江堰吗？
虎：主要呆在都江堰。后来去过绵阳、北川和绵竹。
李：对你来说碰到的第一个比较重大的现场景象是什么？
虎：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去都江堰的聚源中学，因为后方认为聚源中学被媒体报导得太多，可能没有什么点可以挖掘。当然，后来我们还是关注了聚源中学垮塌教学楼的质量问题。
第一个让我震撼的场景是绝望的拯救。在都江堰，大家的关注焦点是聚源中学、新建小学和中医院等，这些地方温家宝总理去过，伤亡也特别惨重。但还有更多的地方被忽视，毕竟，一时间没有那么多的救援力量和那么好的救援组织。
到都江堰以后，我找到了一个被忽视的救人现场：都江堰市龙潭湾社区藏羌新村的一栋倒塌居民楼。我跟踪这个现场一直到5月15日下午，也就是救人的黄金72小时之前。这里原本是有生命迹象的，但最后挖出的都是尸体。这期间，我目睹了家属们的希望是如何不断破灭的。
李：你的报导中还是以科学知识为主对吗?
虎：前几天不是。但后来是。
震后的前几天，救援是最主要的事情。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是新闻。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绝望拯救的故事，就不是科学报道。
几天以后，我开始侧重于科学。毕竟，科学报道是地震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时候，《财经》在前方多个点都有记者。其中，经常报道突发事件的同事罗昌平前来增援，他最初去了北川和青川方向。在成都，“火线入伙”的李微敖也开始工作，赵剑飞接替欧阳洪亮他们去了映秀。
因此，我希望自己和其他同事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地震现场做一些科学报道。我首先想到的是建筑物的安全问题，这里说的不是专指校舍，而是所有建筑物。一些房屋鉴定专家开始在都江堰工作，鉴定哪些房屋还可以使用。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写：《在震区寻找安全的建筑》：为什么在地震当中有些房屋倒了，有的房屋没倒？
另外，我报道了紫坪铺水库的抢险过程。5月17日下午两点多，在地震发生后整整六天，水利部前方指挥部撤离都江堰上游的紫坪铺水库。在这个时候，紫坪铺水电公司的老总、水利部的专家终于有了片刻难得的闲暇。我趁机采访他们，讲述了紫坪铺水库的惊魂六日。
我还去了都江堰聚源中学、绵竹市富新二小，同时采访到专家，为《财经网》发回了关于校舍质量问题的报道。在灾区采访十多天后，我和《财经》的其他同事基本上都回到了北京，杂志社重新派出几名记者，做出了又一期的地震封面报道：《校舍忧思录》。
此外，我还参与了有关地震预报和次生灾害的采访和报道。
返回北京之前，我还和李微敖去了一趟北川。结合后来的采访，我们写出了一篇《北川地质遗痛》的报道。大意是说，北川县城在20世纪80年代搬迁未果，那里的地质条件也并不适合作为县城，城市却在无节制地扩张。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写了一系列的科学报道。我想，对汶川地震的关注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李：网络版那个时候你保持每天都供稿对吗？
虎：是的，基本上每天至少一篇网络稿。
李：后来大概什么时候编辑部根据要做的这期杂志给你们一个思路、具体的任务分工？
虎：《财经》杂志印刷版是每两周出一期。5月12日那天刚好出版了一期杂志，下一期的出版时间是5月26日。
编辑部关于封面报道的设想大概在地震后的第一个星期就出来了，设想的框架和《财经》最后呈现出来的差不太多。每位参与地震报道的编辑和记者都从电子邮箱中收到了这个设想。
除了前方记者，很多后方的记者也参与到了这组报道之中。比如“经济震波”部分，就完全是后方集中操作出来的。
对前方记者的要求主要是完成“目击”部分。同时，还要求前方记者在应急救援体系、卫生防疫、地震预报、次生灾害等方面提供采访资料。
这个框架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是，前方记者清楚后方的思路，这样在采访的时候更有针对性。但也有问题，毕竟后方对于前方的情况不是那么了解，而且前方的情况又在不断地变化。
编辑部设计的一些方面也是很难采访的。比如，编辑部希望前方记者采访到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是如何运作的，但应急救援的初期阶段，指挥官们都在忙着救灾，几乎没有时间接受记者采访；在应急救援指挥中心默默观察吧，我们的前方记者又进不去。
李：那前方的记者会不会把困难向后方进行反馈呢？
虎：当然会的。当通讯顺畅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和副主编张进、编辑段宏庆、王以超等同事沟通。需要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和执行主编王烁、主编胡舒立沟通。
而我们在前方的记者一起讨论的时候觉得，对后方的要求不能一味地满足。像我和另一位值守在成都的同事，应该尽量满足后方的要求；但在最前方的记者，就可以灵活一点。
李：那你们的努力真正体现出来了吗？
虎：有体现的。比如同事赵剑飞被安排在成都值守，但他总想去最前方。后来李微敖“火线入伙”，也是在成都。我们几位前方记者商量以后，觉得李微敖一个人也可以担当成都的采访。然后呢，编辑部同意赵剑飞去最前方。结果赵剑飞到了映秀以后，呆了三天都不出来。他带了卫星电话，但也只是每天和编辑部通一次话。赵剑飞在那里就像一只放飞的鸟儿。
当然，前方采访的情况有时也刚好与编辑部的需要契合。在青川采访的罗文胜，发现那里的堰塞湖形势很严峻，而编辑部正好要做次生灾害的报道。
李：编辑部选择这样的大框架跟你们解释了吗？
虎：或许是因为通讯等原因，当时没有太多解释。回来之后的解释多一些。《财经》知道，在有些方面是抢不过同行的。比如说抢点，《财经》肯定抢不过《成都商报》，也抢不过《南方都市报》，连《南方周末》都抢不过，因为《南方周末》的前方记者比我们多。所以，《财经》大概希望在宏观把握上胜过其他媒体。
当然，前后方也会有一些讨论。比如我们都认为，在地震发生的第一个星期就进行反思可能不是特别合适，那个时候更需要的是大家一心一意地去救人。
关于分配兵力的问题，再补充一下。我们在前两天抢新闻的阶段，因为北川那便联系不上了，我们就自己进行安排，谁继续留在成都，谁去映秀，谁去绵竹，谁继续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我们前后自己安排的。
李：后来有没有再增援人过去？
虎：第一个星期的时候，罗昌平忙完了手头的其他题目，过来增援了。第一个封面《震撼中国》完成以后，《财经》又做了一个封面，叫《校舍忧思录》，另外派了几位记者。
李：刚才你也讲到了记者的分配问题，从总数上面来看，《财经》的人数已经不比《南方周末》少了，但是财经为什么没有像南方周末一样派大量的记者去现场呢？
虎：《震撼中国》封面故事的卷首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所有国人一样，《财经》编辑部同仁在巨灾面前不宣而至的瞬间，也曾感到茫然、迷惑、无助”。
当然，“茫然、迷惑、无助”是暂时的。或许，《财经》的考虑是，在“点”上我们抢不过别人，可以在“面”上，在宏观把握上多做些努力。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和观察，不一定对。
李：前方记者会不会内心有点失落，因为看到别的媒体都派了更多的记者去采集“点”的新闻。
虎：还好吧。我们在前方的记者，有的是编辑部派去的，有的是自己争取去的。不管怎样，记者在第一时间到了现场，想的就是怎样把最好的新闻报导出去。另外，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可能面面俱到。
李：你觉得没有出增刊，是否也是由于有网络版的原因？
虎：对。实际上，一些同事，包括罗昌平和我，都认为这是增加网络版影响力的一个机会。地震发生的时候，副主编张进正带着他领导的综合组开会。《财经网》有一个“政治经济”频道，以前是我们综合组采写稿件，网络组负责编辑。正好从5月12日那天开始，“政治经济”频道的编辑工作由综合组接手。所以，那天我们开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怎么做好网络版。
李：我注意到《财经》那期是事发12天之后出版的，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面，你们依靠的平台是财经网，脱离了传统的纸质媒体，你认为在网络的平台上写稿，自我感觉如何？
虎：对于我来说，在网络发稿和纸质媒体上发稿其实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地震之前，《财经网》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财经》的每位记者，都有给《财经网》写稿的任务。主编胡舒立甚至说过，网络版比印刷版更重要。
李：财经的报道网络上的反馈如何呢？
虎：《财经》很注重版权，现在好多媒体恐怕都不敢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转载我们的稿子。因此，很多稿件只能在《财经网》看到。从《财经网》的反馈来看，还是有很多读者非常关注。不论是点击率，还是网友发表的评论，都比平常有成倍的增长。
李：你们当时每天更新的能够有多少条呢？
虎：我没有去统计每天到底更新了多少条。编辑部将原创的网络稿分成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前方的目击，一般来说争取每天每位前方记者有一篇。第二部分是在成都有记者盯新闻发布会，而且在成都也能做一些采访。记得有一天的新闻发布会，《财经网》的消息发布比新华网还快。结果第二天，新华网带了现场速记，我们就没法比他们快了。第三部分是后方记者采访的稿件，包括地震对行业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反应等。另外，编辑部也在尝试做一些音频和视频方面的报导。
李：这次让你们带摄像机之类的设备了吗？
虎：带了一台DV机，但没有专门负责摄像的记者。由于在前方，同事之间碰头也不方便，首批进入映秀的三位同事没有带DV机，那个时候DV机还在成都的赵剑飞手上，他在成都拍了些东西。后来他自己去映秀时才带上了。我和李微敖再后来去北川和绵竹时也带上了这台DV机。另外，DV的数据传输也比较麻烦。
李：你觉得这次有没有促进媒体间的互动？以财经为例。
虎：对《财经》而言，网络版和印刷版已经在互动了。至于不同媒体之间的互动，我所知道的是，不同媒体之间的记者在前方采访时常常会相互帮助。媒体之间是有竞争的，但同行之间会相互关照，关心彼此的安全。当灾难到来时，不同媒体有同样的社会责任。
李：我因为之前跟别的记者聊了，他们说《财经》有点太冷静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别人都在做一些小故事，很多，而财经最后就是一篇“目击”。
虎：和年初做雪灾一样，《财经》在这种题目上的惯用操作模式是，前方记者提供原料，后方做出选择，并统一加工成稿。像这次《震撼中国》的封面，除了《阻断灾害链》是由我这个前方记者执笔完成，其他稿件基本上都是后方记者和编辑完成的。估计编辑部的考虑是，前方记者太辛苦，后方记者和编辑的时间相对充裕一些。
不过，就“目击”篇而言，如果不是后方统一成稿，而是给前方记者更大的自由度，让前方记者自己来完成最终的稿件，再组合在一起，效果说不定会好一点。
我们前方记者中，也有些不同意见。虽然杂志出来的时候，地震已经发生了两个星期了，但估计读者还是会愿意多看到一些具体的故事。
李：说点你个人的感受，你感觉政府这次的开放度如何？
虎：有明显改观。我开始在都江堰呆了几天，刚去的时候成都市委和都江堰市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接待你，但并没有给你特别多的信息或者帮助。过了几天，他们可能是从灾难当中缓过来一点了，开始关心记者的吃住，而且给记者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我有一篇报道《在震区寻找安全的房子》，信息来源就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
这样的例子很多。一开始进入映秀比较困难，我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和四川移动的抢修队伍一起进去，移动的人可以，但需要四川省委宣传部同意。我就给四川省委宣传部一位处长打电话，对方很干脆地说可以，只是叮嘱要注意安全。当然，最后我们的首批记者还是自己徒步进去的。
实际上，在一些情况下，政府部门发现开放透明是有好处的。
我在都江堰听了市里的一个救灾会议。那个会议上，都江堰的市委书记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讲媒体，讲媒体在救灾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可以帮助传递信息和辟谣。在那个会议之后，《成都商报》开始每天出四个版的都江堰专刊，由志愿者分发给灾民。
再比如说青川，我的同事罗文胜在那里采访时，当地领导非常希望媒体报道，让外界了解那里的真实受灾情况。这样的话，青川才不会被忽视。
李：所以从政府来说，它认识到媒体的好处，就开始了改变。
虎：对。我在都江堰的捐赠物资调配中心采访时，现场总指挥就告诉我，他们接到过通知，要求尽量配合媒体的采访要求。
李：你全程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办什么证件？
虎：一开始在成都值守的赵剑飞办了采访证件。但我和很多同事都没有。我想，在那种非常时刻，恐怕不会有什么假记者，也不会有太多的人要求你拿出抗震救灾的采访证件。
李：你这次记忆最深的、给你冲击最大的是灾区的什么情景？
虎：就我个人感受而言，这样的场景有不少。
最震撼的大概是遇难学生家长的悲愤。这次地震中，有很多房子，包括民房和很多公共建筑，应该都是因为质量不过关才倒塌的。我去过两个学校，一个是都江堰的聚源中学，一个是绵竹市的富新二小。说实话，在这样的地方，即使你不是建筑专家，也可以看出建筑质量的确存在问题。家长们整日整夜地守候在那里，希望为孩子讨回个说法。在聚源中学废墟旁，一位从汶川县城赶回的母亲告诉我，她在家里的时候根本不敢哭，因为家里还有老人，只有在外面她才能哭。
李：你会不会因为自己不能给他们太多的帮助，觉得在家长面前有愧疚呢，或者有挫败感和无力感？或者心里上会不会有一些波动？
虎：客观来讲，无论与缅甸的飓风还是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相比，中国政府的应急救援做得都还是不错的。但你在现场能够看到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哪怕是一点点细微的改进，都可能避免很多悲剧，挽回很多生命。
对于家长追究校舍质量的问题，我个人非常理解。我不是第一个报导家长的愤怒和哀怨的记者，也不是把这个问题报导得最详细的记者，但是我尽可能地报导了家长们的呼声。我所做我只是一名记者而已。在那种时候，你会感到无奈。
李：你在这次报导中有没有什么第一次体验？比如说第一次看到那么多尸体，第一次做军用直升飞机、进行卫星通话？
虎：看到那么多尸体不是第一次。第一次是在2004年的海啸，那时候我的确有点害怕，甚至想赶紧撤离，我想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而这一次看到尸横遍野，我并不感到害怕，只是感到悲凉，这些都是我的四川同胞。
我们带去了一部卫星电话，但我自己没有用，只是和同事一起调试了一下。我也没有坐上直升飞机。对我来说，这些是不是第一次体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种真切的体验。我家在宜宾，距离震区有几百公里，家里都平安。但四川毕竟是我的家乡，我采访的时候也基本上用四川话，那种真切的体验是从未有过的。
李：你觉得自己需要一些心理上面的调适才能恢复过来吗？
虎：我还好。一来呢，我没有被派往最前线，没有看到最惨烈的情景。第二呢，我之前提到的，我参与过海啸的报导，心理承受力经受过锻炼。
李：你在那边休息得怎样，睡眠还能基本保证吗？
虎：回到成都休整还好，但在都江堰，在北川，睡眠都保证不了。
是有休息时间的，但是不到成都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了。
李：是客观情况不允许吗？
虎：对，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而且采访也比较紧张。灾后第十天的时候，我和李微敖去了一次北川，晚上睡在北川中学的田径场，田径场旁边的教学楼废墟上，有很多孩子的尸体没有挖出来，但那个时候根本不觉得害怕。所以说，睡眠不好的话主要是条件不好、时间不够，，而不是心理上的原因。
李：你觉得这次对你来说，压力来自前方现场大，还是说后方催稿的压力比较大，或者说是两者的交替？
虎：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后方难免会提出一些在前方记者看起来比较难以完成的任务，但是和后方交流过的话，他们通常会尊重前方记者的做法。压力更多地来自自己，来自记者的责任感。你去了前方，你应该给后方、给关注地震的人有一个交代。
李：经历后面的余震的时候，你感到过害怕吗？
虎：不是特别害怕。我自己记忆最深的余震有两次，一次余震是在北川经历的，那时候刚好我们坐在北川中学田径场的看台上，想听人们在聊什么，结果余震来了，感觉很明显，我们赶紧往下跑，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一次我刚好赶回成都，预报说会有大的余震，天府广场上又睡了很多人，成都市民的恐慌再次被激发。我采访过地震专家，也去过现场，发现其实即使在都江堰这样的灾区，建筑质量稍好的房子也不会倒塌。成都怎么也会比都江堰安全。所以我们不是特别担心，回到宾馆睡得很安稳。
李：你是一个科学记者，但是在前方看到的惨状会不会使你开始相信命运、宿命，会不会相信运气、生死无常之类的东西？
虎：作为科学记者，我不相信那些神秘主义和伪科学的东西，即使在这次地震之后也是如此。但我确实再次感到了生死的无常。我在都江堰聚源中学采访时，校长流着泪说，几天前还在一起的同事和学生，转眼之间就离开了，你会感到人生无常。
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比如，即使我们可以真确预报地震，假如建筑设防不过关，还是会有发生惨剧。
李：除了海啸的灾难，你还报导过其他的灾情吗？
虎：除了这次四川的地震和上次印尼的海啸，我也去过的灾难现场相对比较少，有印象的包括去重庆武隆的山体滑坡现场等。
最具可比性的还是四川地震和印尼海啸。有了海啸的经验，对这次的报导是有帮助的。当然，这次的惨烈程度超过了我的想像，但媒体报导的关注重点和发展过程还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第一阶段肯定是关注灾难现场，关注怎么救人，然后是防疫、防范次生灾害、灾后重建，以及灾难暴露出的问题等。
李：你认为自己的自然观会因为此次事件而改变吗？
虎：不会吧。如果说有什么改变，我这个科学记者以前跑现场没有做社会新闻的同行跑得多，希望以后也多跑现场，因为亲自去一趟的感受还是不一样。
李：杂志社有没有给你们特别的保障呢？
虎：还是有的。意外保险本来就有的。我们出发之前，杂志社也专门派人给我们购买了一些必要的物品。
李：你怎样处理和家人的关系呢？
虎：家里没有多说什么，他们知道这是你的工作。只是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女朋友沟通，说服她同意我去前方。我在电脑前写请战书的时候，她一开始不支持理解，认为太危险了，但后来她也同意着是一个记者应该去做的事情。
李：在前线的时候你也一直和家人保持联系吧？
虎：是的。
李：你这次在成都跟政府机构打过交道吗？
虎：有过一些。
李：这方面有何经验吗？比如怎样很快地找到这些机构中管事的人进行采访？
虎：我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占用他们太长的时间，不要干扰他们的救灾工作；另外，很重要的是挑选时机。我去都江堰市防疫指挥中心采访时，正好碰到他们的一位副市长，等他开完会离开的时候，趁机问了两个问题。再比如说，在都江堰的捐赠物资调配中心，前几天他们接受和发放物资本来就比较忙乱，顾不上应付记者，到了第七天的时候，逐渐走上正轨，现场总指挥有点时间，也愿意和记者聊聊。
所以我想，在前几天救援比较紧张的时候，最好不要占用他们大块的时间，就是见缝插针地采访；后来的时候可以抓住时机去采访，多聊一些。
李：你有没有对部队进行过采访呢？
虎：几乎没有。《财经》别的同事采访过部队。我只是采访过消防人员，聊救援过程本身，他们还是挺配合的。
李：你聊的时候是在他们救援的过程当中吗？
虎：对。即使是在救援现场，他们也有轮休，会有人坐在台阶上休息，所以我都是找正在休息的消防人员了解情况，我不会去干扰正在废墟上工作的人。
李：你觉得跟灾民打交道有没有什么经验？
虎：和灾民很好打交道。我遇到的很多灾民，知道我是记者，不是救援人员，仍然对我说“你是来帮助我们的”。或许，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伤害他们。对一些灾民来说，接受采访、对记者倾诉，也是释放悲伤情绪的一个渠道。但对有的灾民来说，他们可能更愿意选择别的方式。
李：所以是否你碰到的每一个灾民都愿意接受你的采访呢？
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也会有人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我不会去极力劝说他们要接受采访。我在采访孩子的时候，还特意告诉他们，如果有任何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就不要回答。
李：你对自己这次整体的报导是否满意？
虎：还过得去吧，但不是特别满意。其实我更希望看到的是《财经》作为一个团队整体的表现，而不仅仅是个人。每个记者都想往映秀、往北川冲，但肯定要服从安排。
李：你觉得如果再遇到类似灾难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经验教训？
虎：首先是准备充分，我前面讲过，如果我在出发之前看到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烈度分布模拟图，就可以尽早地判断出，北川一带受灾肯定也很严重。其次，保持和后方的沟通，后方虽然不会有第一手亲历的资料，但他们会把一些消息、比较宏观全面的情况告诉你。第三就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力，毕竟你在前方看到的东西是真切的。
李：你这次有没有接触了外国媒体？
虎：有一些零星的接触。
李：通过这些零星的接触，你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对他们的报道有什么看法？
虎：在聚源中学，我见过一个日本的女记者。那天是第一个哀悼日，哀悼结束之后她在和孩子们交流，我把她当成了一位志愿者。看得出来，她喜欢孩子们，希望她做的报道也不差。
我还和《科学》杂志的亚洲编辑石磊(Richard Stone)有过交流。他对此次地震的一些科学相关问题做过精彩的报道，值得中国同行参考。
不过，国外媒体的报道也不总是准确和客观。比如，美国《国家地理》上面有，讲的是一个国际研究小组曾经在学术刊物《构造》上发表文章，讲龙门山地震带地震风险增加。报道的标题大概是说，一年前就有人发出警告。但这样一篇新闻报道，混淆了地震风险研究与地震预报的差别。
李：有这种说法，说中国如果开放报道平台的话，中国媒体无论从资源、人才还是潜力上来讲都会是胜过西方媒体的，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虎：只能是有限地同意。就这次地震报道而言，我们的一些报道应该是超过国外媒体的。但国外媒体肯定不会像中国媒体投入这样多的人力，所以不是很好比较。我相信，如果有更多的报道空间，中国媒体肯定会不断提高，今后的确有可能胜过外国媒体。
李：对于中国新闻史，你觉得这次事件的意义如何？
虎：对于新闻史来讲，这次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最主要的是，政府对媒体比以前要开放、通融得多。政府增加透明度，有多方面因素的考虑，但是他们肯定感觉到了准确客观传递信息的必要性。
尽管还有很多不足，但中国媒体的整体表现也还不错。像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包括成都电视台都派了大量的记者去前线，电视画面非常令人震撼。
另外，我记得钱钢在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组织的一次南亚海啸报道研讨会上说过，灾难报道中，科学报道必不可少。上次印尼海啸报道中，中国媒体的科学报道不尽如人意。这次地震，就有不少媒体都在关注科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