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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王恺：我经历了极度愤怒的状态
王恺：《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供职于《东方早报》
王=王恺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么时候去的？
王：我当天从上海回北京之后，当时主动给编辑部发了短信询问是否需要我去。 因为当时发生地震大家都知道，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没有人清楚，去不去还没决定，采访的情况也没有筹划。 晚上六七点的时候，打电话来要我去，我就愣了一下，我说就我一个人去吗？他们让我先去，然后具体事情再定。
这时一个摄影记者也和我说他被派去了。晚上八九点钟时，另一位同事告诉我他也受派遣和我一起去。这位同事的太太还正在怀孕期。 当时已经订不到票了，只能订到重庆的票， 订到13号下午三四点钟。基本就确定我们去做救援为主的主题，做封面，然后再派几个人去。我们有两个女同事主动请缨去了。
这两个女同事比较幸运，她们刚好订到直飞成都的机票，所以反而比我们先到成都。我们13号晚上六点到了重庆，三个人立刻包了一辆车去成都。 当时很多人都要走，包车很贵，要1200块，平时只要五六百块。我们当时情绪还不错，我们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而且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究竟是怎样的情景，具体死亡人数都不知道，而没有人给我定任务之类的，领导也没有指示。我们包车走了五个多小时，到成都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谈了一下分工。当时我确定去北川。而我那两位女同事在飞机上碰到一批军队，就跟着他们直接去汶川。大致我们是以地点来分工的。没有任何设想。 后来才知道后方也很着急。他们也很茫然，他们还很后悔没有给我任何装备，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带了很多东西，我们什么都没有。 相对来说我们以前去的很多地方都是城市，很容易利用包车之类的交通工具，所以这次也大意了。我们三人居然穿着皮鞋。
李：你是凌晨一点钟到成都的，没有休息就继续赶路？
王：当时就包车了，当时碰到南方都市报的两个记者，他们包了一个旅游公司的越野车。我们从他们那租了一辆越野车过来，每天要1200块。
李：看你的文章特别有印象的一段，是描写从重庆到成都的路上，雨下得很大，给人以一种无形的压力感。
王：那天确实有这种感觉。不知是主观还是什么，尽管我们说笑，但我们有种不祥的感觉。 确实那天雨很大，是扑面而来的，只有车灯却什么也看不见，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我们去的旅馆电梯还不开，我们住的是五楼。这种种因素就让你感觉不舒服。但更为强烈的感觉是这件事是不能回避的，尽管我没有跟家里说要去灾区的事情，怕家里担心， 但作为一个记者，处在这个时代，又带着媒体的任务。我能知道这个是不能逃避的。
14号早晨就直接往北川走，路上还没有管制，但路况不佳。我们从成都包车往绵阳走比较缓慢， 但是那天救灾通道已经开放了， 你能看到消防车、救护车在走，收费口也已经开放了。 当时仍然没有到灾区的感觉，因为没有真正看到死亡。而真正有灾区感觉的是过了绵阳往北川走的时候，我们在等朋友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的从去绵阳找自己亲人的， 脸上都很紧张，膨胀着脸， 那时我才意识到面对的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而是非常可怕的大灾难，越往里走，这种感觉越强烈。
5月14号已是地震发生后第三天，陆陆续续走出来的不仅是北川县城的人，还有山里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天气很热，人们却穿得很多，有人穿的是棉服，他们已经把家里能够拿的都带着走。 他们不是痛哭流涕，而是一句话不说，比较木，低着头往前走。这是人在遇到巨大灾难后的反应。在没有见到现场之前不会体会，听到别人描述也不能够明白。 我们的车走到安县时被拦下来。但我们又拦到一辆车，里面是中央电视台的人，有个人我认识，所以我们就坐上了，但这辆车能到的地方离北川也差很远，剩下的路程我们只能徒步。 但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进去。当时看到外国记者一位外国记者穿着吊带装和高跟鞋都在往里走，那我们也没有理由退缩。
沿途的路已经断裂了。不过我们只走了两个小时就到了北川中学，而我的同事从都江堰走到映秀镇，走了10个小时。我们进去之后看到灾区的乱象，我的朋友拿起相机到处拍，后来找不到他了，而我有一直没有那种冲动，是回避的感觉，我看到的是救灾，那么多的帐篷，那么多的抢救。可怕的是我在北川台阶看到的许多半截的尸体，看得出是学生，还穿着校服。那是两个教学楼之间的台阶。我呆在那里，经过这两天的整个过程之后才慢慢知道什么是地震。 你看到人们的那种茫然，无论是找孩子的家长，还是抢救者本身。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我觉得我把自己的记者身份抛弃了， 你看到那些悲痛的人们，是无从问起的。 当时操场上有许多尸体，人们正在处理， 公安局的人叮嘱要留下DNA以供以后鉴定。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有一具的尸体，脸已经肿了，别人告诉我，这不是老师，而是一个小孩，在解剖学上叫肿大。在那样的情况下，你很难有耐心和毅力去问那些家长，去盘剥。 当时北川中学后来成了一个所有人都会去的明星点，但我觉得最震撼的是家长的那种茫然，没有哭声。
当时有个一医生告诉我他是专门去截肢的， 要迅速保留生命只能截肢。 我那时觉得所谓救援之类的都是没有任何意义，在一个灾难面前人是很脆弱渺小的。当然北川是一个极端例子，我同事去的很多地方，都能够让人理性思考，但北川不行。整个都被摧毁了。
李：过北川中学后你就去了北川县城吗？
王：对。其实县城原来一定很美，三面是山，淡蓝色的。我当时没有能力进行采访。 很多人说时间在地震那一刻被凝固了，但我到了北川觉得可怕的是时间并没有凝固。 山体仍在滑坡，余震还在不断发生。 其实我在刚开始去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害怕，当时也会经历一些余震，但只有看到死亡的情状之后才慢慢意识到恐惧。第三天的时候，我已经非常害怕。北川是一个死城，除了尸体的味道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灯光和水。我不敢在里面住。
李：你去的时候还有呼救的声音吧，你有什么感觉？
王：开始还有感觉，但是进入县城，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到了北川县城，人就更加木了。
李：你会不会想去救援？
王：我只能拿棍子去敲，当时不能够跟救援人员对话，会让人想哭。 我只能和其他人一起往外扒。 当时很矛盾的，你想去救人，但是无能为力，只能看着救援人员用专业技术去救。而你只能安慰家属。你会觉得自己很差，没有救援的能力， 我没有听到幼儿园里小孩子的哭声，但别人都说有，你慢慢听。这一切都让人感到沮丧、羞愧、崩溃。有时对救援力度不够又产生了愤怒。 我们回去的时候没地方睡，只能睡在操场里，晚上不断余震。在现场是处于一个极度负责的气场里。
李：那时你想没想过自己的任务？
王；当时我没有做正规的采访，仅仅就是与别人聊几句。我是在回绵阳的路上接到主编的电话，他问我可不可以去一些县城，那时他不知道我在北川，他们一直在进行安排，基本上也是按照地区来分的。 我当时不想说话，就挂掉了，后来的电话也不接。到了晚上，他又来电话，说要让摄影记者去拍照，而我坚决的就推掉了任务，觉得自己到了北川之后已经无法做其他事情了，还觉得所有后方的都应该被骂。
李：我采访过的记者很多有这种状态。后来你又是怎样回到写稿状态呢？
王： 之后的几天一直没有采访的状态，一直想要去参加志愿者，本能地想去北川，每天都走那段山路。有时会有开摩托车的农民义务带你一段。我始终处于想帮人而帮不了的状态。 到第三天的时候，已经没法和人交流了。那时想找发泄口，有时会大声骂出来。我觉得好在我们是周刊， 不需要像日报那样每天都有计划。 后来我去了医院，本来觉得或许那里的采访会让人舒缓一下， 没想到那里有许多小孩，情况更加严重了。我看到了许多人间地狱的现象，获得的很多是画面式的片断。 我当时已经不关心我的同事在做什么，我只关心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星期六晚上，我跟编辑部那边通话，只是为了和别人说说话。后方说我们都要面对这些，我们也不是要催稿子。这时我才知道我的两个女同事去了映秀，另一个要去汶川， 还有一个跟着军队走。当时我觉得那是三联历史上最没有策划的一次报道。前方怎么样没有人知道，我们都没有反馈信息。
李：你们的截稿期是什么时候？
王；我们的截稿期一般是星期日晚上。当时是5月18号晚上，但一般会拖到19号周一早上。最后回成都，不得不去写稿子了。 因为我在绵阳没办法上网。我开始认为我应该把自己经历的都写出来， 但我已没有谋篇布局的能力了，这一点就不如日报了，日报虽然每天都要写，但交稿后就没有事情了，而我们就不同。还有就是我不知道怎样去把这件事用较好的语言写出来。主编让我们先写一个我们路上的具体经过。我之所以心情能够得到缓解，是因为看到北川刘汉小学的孩子们，他们全都安然无恙地住在绵阳的一个中学里，孩子们让我的心情得到了好转， 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灾难，他们的天真让我觉得人生很美好。 还有就是个人的斗争的勇气。如果说灾难是洪水，那么诺亚方舟就是人的勇气。当时我写文章的愿望才回来。 我晚上写到一万字时，接到了有史以来主编给我的最温柔的一个催稿电话。 其实经过这几天的反思，我已经是从情绪中走出，能够写下来，带着一种理性的感觉去写，每一件事，这也是杂志的一个好处。 我分了两天时间，写了两万字，但写完后的感觉是被耗尽了。
后来两个女同事去了映秀，给我打电话。接到电话时真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在成都的那天电视台预报有余震，要大家往外跑，我们站在路旁，没有车，也不想往外走。后来想想，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包括以前爬废墟时，路过的两根钢筋，我觉得自己真的爬不过去，但是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映秀那两个同事也说，走了六七个小时之后，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
李：那你的两个同事在映秀的时候是怎样的？
王： 她们在映秀看到的没有我的惨，她们主要是体力上的辛苦。 其实尽管我们没有策划的，但每个人的表现都不一样。比如这两个女同事就是大量采访，要还原地震的情况，地震瞬间和之后的七十二小时。另外一个男同事注重理性思考，采访了许多交通方面的人，他想要解答的是为什么进不了汶川。我则解答北川是什么样子，人的状态。还有一个同事要说的是为什么人被救出来之后还会死。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解答自己碰到的问题。 这种没有框架和方针的情况下，每个人去交易一份答卷，这对一本杂志来说是很可贵的。
李：你们主编朱伟说，他看到你们的文章就觉得整本特刊有底了。
王；我的文章是让他哭得最多的。那时主编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写什么，但他计划做一本全是地震报道的特刊。幸好我们每个人的每篇文章都能够压得住，都能做主文。那次也是第一次，整本杂志只做一个主题。一百六十页的杂志，来了十个记者，七个文字，三个摄影。平均每个人都要负责十多页。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他们也不知道。
李：那你们前方贡献了多少文章？
王；一百多页，后方支持的很少。我们前方每个人都写了十多篇。主编还给我们发了感谢短信。我也挺感动的。
李：你们大家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怎么样？
王；我们看到的比较晚。回到北京后才看到自己的杂志。5月12日发生地震时，我们上一期杂志已经出了，所以那期我们一点都没有做。但我们宁可晚一点，也要做自己的东西。我们第一期没有提供理性思考，但我们解答了很多对地震的疑问，这是中央电视台不能够给的。我们呈现了人的力量，人的精神，这还是发挥了三联一贯的长处——比较重视人的故事。那期杂志还是形成了一个气场。
李：我觉得大家习惯对三联有所期待，对这样的大事，这个主流的杂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一期出来，整本杂志文章还是比较平衡的。
王；比如我的一个同事就自己坐了好多天车去汶川，最后爬到一个小山头坐军用飞机出来，他差点掉下了山坡。 我们这一次不仅仅是对三联负责，也是对自己的。
李：第二期怎样策划的？
王；我们没有回来，第二期的人就来了， 当时想做灾区的孩子。 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变成想做“家”的主题，主编的意图比较强烈，我们此时所需要的不是理性思考，不是要做反思。我们的副主编说“哪有那么多智叟，你救援的是兄弟姐妹，不是救援对象。”这话挺让人感动的。
李：我觉得第二期还不错，就是记者第一人称的用法有点多，这是有意的吗？
王；一开始就是这种范式，主编鼓励我们把自己写进去。
李：第三第四期就是策划了？
王；对，策划就比较明显，比如第三期做的就是救援，采访了一个救援专家，他说的还不错。他是农业部的一个专家，谈论的很多观点，如不应该大规模的让部队进去，他们没有装备，只能消耗当地物资，应该发动当地活着的青壮年展开救援。第四期的标题好像我还贡献了点力量，叫“吾国吾民”，还是延续第三期。我们的主编因为此地震有些改变的，他自己也说，自己是喜欢竞争，强者胜的观点，包括三联，也是在强调这个氛围，但是这次，大家普遍就是把那些受难者作为自己的兄弟姐妹那样的感觉。
李：那你是怎么调整的，需要看心理医生吗？
王；回北京调整的，在四川时觉得肯定要心理医生，当时都不能说话，不能接电话。回北京后参加一个叫心理访谈的节目，里面有一个心理专家， 他告诉我当时的反应都是正常的。回来后最好不停的对人说，去讲述，因为大家普遍的做法是回避，但是他发现这次灾难太大了，不是轻易能够忘记的，所以需要讲出来。
李：你在灾区呆了几天，几号回来的？
王；十三号去，二十二号回来。
李：你的那些心理问题对你的人生观，修为之类的有没有改变？
王；我在那里的时候会觉得改变非常大，会觉得所有的争名逐利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些都可能在一瞬间消失。回来后觉得倒是没有那么大，因为所谓的悲剧，所谓的英雄，最终回来都回归到琐碎。我觉得这种琐碎没有什么不好，庸俗有时能够消解掉悲剧。
李：你对你的报道满意吗，有没有不满意的？
王；略有遗憾的是，我会强调尸体的味道。并不是臭味，而我觉得是有点火焰的那种焦味，有口红的味道，甚至有点香。我文章里写了，可能主编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就删去了。
我看了李海鹏的文章，比如尸体的颜色，我的文章里也有，但是都被删掉了。可能面对死亡我们不能有太多具体的描述。我觉得我只能写到这样了。我知道会有更好的文章，我觉得我不会写的更好了。
李：你觉得这次媒体环境有突破吗
王；我觉得没有大的突破，采访条件仍然很不好。比如说，警察会拦你，去医院要介绍信，种种的限制仍然存在。 相对于一般的小灾难还是有些放宽，但这放宽不是有意的。我一开始要去北川，就是因为开始管的比较松，后来就不行了。一开始是比较开放，但这个开放不是主观的。
李：你这次有没有接触过外国媒体，对他们的工作怎么看？
王；我接触的主要是国外电视台，我觉得他们永远都冲在最前面，我算是去的比较早的，看见往里去的都是外国媒体，国内的较少。
李：你这次有没有什么总结的经验，下次采访灾难应该怎样做，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王：我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所以下次可以在这方面注意一下。 我感觉：第一，永远要在风暴的最中心。 不是说花哨的解读方式就可以的。每个人都要去经历。 比如，中央台有很多优势，包括直升机、冲锋舟等，但是这些资源多的媒体并不比别的要好多少。 他们最多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提前，但在人的力量，思考的力量上没有给人很大的空间，还是靠每个人平时的积累。
李：你可能收获了一些心理积累吧
王：可能会，我的同事有做过东南亚海啸的，他们的反应，就比我要好一些，面对死亡的态度会比我更加达观一些。
方玄昌：人性冲击下没有职业之分
方玄昌：中国新闻周刊科技主任，多年来从事科学报道。曾供职于《东方早报》等媒体。199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环境科学系。2002年-2008年工作于中国新闻周刊。
方=方玄昌
李=李梓新
李：你是什么时候去前线的？
方：14号晚上8点多的飞机，飞到重庆，从重庆打车去成都。
李：你去的时候是否有什么具体的任务？
方：刚去的时候没有，那个时候是盲人摸象。出发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一期解释性报道的封面。我们想的是前线发回的报道一定要把感人的东西报道出来，要让读者热泪盈眶，这一点是共识。15号早上抵达成都，大家按地域分工，每个人去了不同的地方。这里就有经验问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我们不仅要将大家分散，还要能让大家收回来。。
我被分配进北川，我到了20分钟就明白这次地震的严重性，历史上少有这样严重的地震。我当时的想法还很理性，我看到尸体，我还想应该把所有人都召集到北川，把北川的问题做深入。有关北川的受灾具体情况、北川的救援、北川的学校。以点带面把整个灾区的情况描绘出来，地震中人性的光辉都可以体现出来，这样文章也可以有梯次感。进入北川20分钟以后自然而然想到了一个策划方案，想到了这个策划方案之后确实没有跟后方沟通，一个原因是电话不通畅，还有一个原因是知道后方不可能理解。因为在后方他们无法了解前方记者的感受。
李：你出发的时候做了什么准备吗？
方：我因为身体比较好，出发的时侯只带了水，后来还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借给了我一个口罩，抵挡尸体腐臭的味道。穿了一双比较好的鞋，冲锋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保护措施。
李：你进北川的时候路好走吗？
方：我们绕道江油进去，进去的路非常糟糕，而且非常危险。
李：这次你一共去了几个灾区？
方：安县、绵阳、北川。
李：大概写了多少文章？
方：我前后一共写了7篇，但是现在发表出来的只有4篇。
李：一共呆了多少天？
方：15天。
李：哪一天最难熬？
方：15号那一天。那是第一天到，看到那样的景象已经真的被震撼了，有一种炼狱一样的考验。后来写文章的时候一直在哭，因为需要回味细节，这对我来说是很残酷的一件事。
李：你认为救人是比报道更重要的事情？
方：这是肯定的。
李：我在采访其他记者的时候有人表示他们的天职就是报道，他们与救人无关。
方：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不懂救援的人可能会添乱，但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大。我一直在做科学报道，有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关于地震发生、预防这样的事情我都比较清楚。而他们不十分了解的话肯定就会断定说救人不是他们分内的事情，他们只应该报道。
在进入北川之前，我可能也面临着职业和人性的选择，但是在进入北川那一刹那，对于我来讲就没有什么选择可言了。我到了北川之后对北川的救援感到绝望，那么大的山体崩塌，埋在下面的人们根本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那个时间就想，只要能救出一个人，做什么都愿意，在那种人性的衬托下，真的没有任何职业可言。
李：虽然对救援感到绝望，在北川的时候你还帮助了一些人，对吗？
方：帮助是正常的，我看到一些人逃难出来了，然后他们需要帮助，我们提供帮助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个也跟职业不发生任何冲突。
李：但这次的报道确实反映了一种人性和职业的冲突，我看到你的文章《穿越死亡谷六小时》也是这么说的，你也想用第一人称，想用参与者的角度，来纪录这个过程。
方：的确是这样，我写文章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态呢？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能像我一样亲历前线的，并且，到前线和看电视，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带这些不能去前线的人们走这段路。我的文章原来的标题叫《与君同行-北川六小时》，如果读者能产生这种感觉，我会很欣慰。
跟央视的报道不一样的是，我把很多血腥的场面写出来了，这种场面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尽管上版的时候删了很多。它和常规新闻也不一样，但在这场灾难下应该写，因为这个也是唤醒人性的必然的场景之一。包括我自己怎样被感动的经历，这时我自己也成为文章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所以我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我真正要做的就是真实报道，唤起大家对于人性的一种认识，让所有没去过前线的人和我一起亲历前线。包括很多在前线遇到的事情，我都希望用我的笔完整记录下来，我在北川县城6个多小时的经历，浓缩成十几分钟，读者在读我的文章的十几分钟当中如同亲历前线。经过我们后方编辑的反馈，我的文章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人在看我的文章的时候都感动得流泪了。
李：你会不会因为看到自己无力帮助他们而感到沮丧？
方：不止是沮丧，还有一种愧疚。我非常理解士兵和救护人员，他们花几十个小时救出一个人来，但是那个人在短短的十分钟内就死去的时候，他们非常悲伤。因为救出人来就仿佛你给了一个人生命或者一次再生，当看到他们还是死去的时候会非常悲伤。
有一个医生叫盛恵莲老师，是第一批来到北川参与医疗救助的医生中的一个，我是5月19日默哀三分钟之后采访她的。面对面采访的时候，两个人一直在流泪，因为她给我讲了大量听不下去的故事，让我感动。
当时盛老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13号早上，两个士兵抱着一个小孩交给他，交给他的时候小孩还是温暖的，但是已经在路上死掉了。这两个士兵抱着小孩跑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医生面前，当听到医生说小孩已经死了的时候，士兵怎么也不相信，当场跪在他面前，痛哭流涕让医生一定要救活这个小孩。他们花了十几个小时才救出这个孩子，孩子妈妈还在后面疯狂地往这边跑。当时下着倾盆大雨，雨水把小孩的脸洗得干干净净，她看到了一张非常清秀的面孔，以及失血后惨白的嘴唇。
尽管孩子已死，盛老师还是不停给这个小孩做人工呼吸——她只能这么做，一直做到小孩妈妈从后面跑过来。她把小孩交给了士兵，一个人痛苦着跑掉了——她无以面对孩子的妈妈。她跟我说，这一辈子也无法忘记那个孩子的脸。
医生当时的那种愧疚我很能体会，没有去过灾区的人无法想象那种心理的煎熬。
李：你在文章里面提到过最后已经不忍心去采访了，从传统意义来说，你并没有履行一个记者去多问、多了解的职责了。这里面有没有矛盾之处？
方：也没有矛盾，这跟我的职业没有关系，这是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正常的人，在那个时候承受不了，跟我的职业依然没有关系。作为普通的目击者，我无法控制自己，要我继续去冷静地进行采访，非常困难。在人性的光辉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人性的软弱也被激发出来了，这个是自然的。我非常同意我一个朋友的说法，跟那些还能够冷静报道的记者相比，我们不够伟大，不够坚强。我觉得他是对的，虽然我不认为自己那么不坚强。
我认为有两个因素使那些记者还能冷静地报道而我不能。第一个因素：我当时进城的时候，观察非常细致。这是我的职业需要，在一队记者当中，我走在最后面，我一直都在观察细节，而一些记者就忽略掉这些细节了。第二点是运气的问题，有一些记者就特别“幸运”地没有被派到最悲惨的地方，或者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但我是在最残酷的一瞬间看到了最残酷的一幕，马上听到了最残酷的复述，再和现场的场景结合起来，这个冲击是最大的。到现在经过无数次的回味后，我已经可以比较坦然地面对比我描写的更血腥的场景，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我无法做到冷静，承受不了。所以反应的程度，跟个人是否坚强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是那么大。
李：你以前看到过这样数量众多、惨不忍睹的尸体吗？这样的经历是否也使得你不冷静了呢？
方：跟这个关系也不大，我之前虽然没有看到过这样被扭曲了的尸体，也看过太平间里面的一些尸体。后来我在成都做心理干预，和心理学家聊天的时候，他们很快地猜到了我的非理智反应、我的哀伤，很可能与我以前的经历有关?.而我这次是第一次看到非正常死亡。
和我一起采访的《南方周末》的记者陈江经历过开县井喷、包头空难等。他说第一眼望过去尸体最多的不是这次，而是开县井喷。但他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尸体四分五裂的惨状。我最大的感受是，生命的尊严，以及人作为一个特殊物种，一贯拥有的优越感都被灾难击得粉碎了。
我当初被尸体的那种扭曲、畸形震撼，但这只是震撼，没有让我哀伤、伤痛到不能自已。但是当我后来采访遇难者亲属，与他们聊天并且将他们所讲述的事情与前面看到的尸体联系起来的时候，感到了一种人性的煎熬。在这种情况下，我才真正地不能自已。
李：你是什么时候想去看心理医生的？
方：我没有去看心理医生，我是去采访心理医生，然后心理医生就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无数次的回味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很正常了，去的时候心理医生大致给我做了一个测试，也做了一些开导，认为我还是比较正常的。
李：你平时是怎么给自己做心理调试的呢？
方：我做心理调试的方法非常简单，我让自己去回味每一个细节。写第一篇文章开始，我就已经习惯了这种回味。
李：这不是很残酷吗？
方：非常残酷。我每天都要跟别人说这些事情，自己也一遍一遍地哭，到后来才会慢慢地好起来。这种方法对于别人来说可能不是十分可取，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可取的。
李：后来有余震的时候，你感到过害怕吗？
方：不害怕，因为我相信科学。我知道余震杀伤力不太可能很大，所以19号左右发布有6级以上余震的消息，大家都跑到街上去的时候我没有跑出楼，预报发生在48小时之内的余震是非常不可靠的。我相信现代的建筑，抵抗余震还是没有问题的。余震不可能有这样的杀伤力。
李：看到很多人生无常的境况之后会让你开始相信命运吗？
方：不会。它使我感觉人是很脆弱的，可以在瞬间就像一只蚂蚁一样失去了生命。蚂蚁可以运气不好被人踩死，人也可能运气不好被房间那么大的石头砸死。
李：那你的人生观、自然观会发生变化吗？
方：我当初到了北川县城的时候，我曾经下了这样的结论：这么大的灾难，会把坏人变成好人。但是这个结论当天晚上就被打破了，因为我听说有人去偷东西。这些人可能为生活所迫。对我本人呢，我作为一个记者，对自己的人生观更坚定了。回来之后我和同事说，在这么大的灾难后，我以后不会因为顾及别人的想法而改变自己，我会更加直率。我一直非常直率，但以后我会更直率。
李：你怎么权衡工作和休息？
方：那些天就没什么休息。睡得很少。15天里真正也只吃了13顿饭。在那种状况下，一个健康的人还是可以坚持的。
李：这次采访家人支持你吗？
方：家人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但是后来知道以后还是非常支持。我二姐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子到北川支教，我三姐、四姐还要领养北川的孤儿，而我要领养的话一定要领养残疾儿童，因为他们更需要大家的帮助。
李：这次你们第一时间到前线拼杀，有没有得到报社的支持呢？
方：出发的时候一人给了一万块钱，我回来的时候还剩下一千块钱。我出差的时候个人花费很少，但是车费很贵。对于生命安全方面的保障，我的要求也比较简单，除了安全帽之外我也不需要任何的特殊保护。
李：前后方的协调怎么完成的？
方：后方一般会以常规新闻来判断前方的情况和想法。而这次新闻太不常规了，以至于在我文章中都加上“前方记者在震惊之余，也在职业与人性的选择上挣扎”，其实对于我来讲没什么可挣扎的，没什么可说，救人是首位的。
李：常规事情和特殊事情的问题，能否再解释一下？
方：他们没有区分开来，他们仍然按常规事情来做，如此巨大的灾难他们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也让他们对新闻的价值产生一些怀疑。比方说，他们希望还用理性的笔触来描述、来报道，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新闻要求理性也要求客观，而那个时候理性就已经不客观了，理性不总意味着客观。在那个特殊时候，理性可能就意味着一种不客观，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不能保持理性就是一种客观反应。
比如说我后来申请到北川再多呆一些时间，后方要求我回去参与后一期策划，要做疫情方面的新闻，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出现了。二次灾难是值得做，但我认为那还不是时候，我那时候应该把感性的、人性的东西传达给大家，而不是理性，我们前后方发生的分歧也使得我们那期的报道做得不太好。我在那时候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北川的时候，后方打电话给我，我哭着跟他们说，采访无法继续进行。他们还是用了这样的口吻：“你是一名记者，你要做到理智。”
以前跟我共事的人都比较了解我，知道我不能保持理智了就肯定是遇到了很特别的状况，但是他们不能理解。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会直接告诉他们“听前线的，你们后方什么都不知道。”前后方沟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想以后如果出现类似的事情，这样的问题还会发生的。
李：这个是不是源于结构性的问题？
方：是的，是结构性的问题，需要非常强势的编辑在前方做主持工作。他在接触了第一线之后，冷静地来思考。印尼海啸报道的时候，我们前方的编辑就比较强势。
李：你跟那边的政府机构打交道吗？有什么经验吗？
方：后来的日子我都是跟政府打交道的。我理了一个光头，这个光头起到一些作用。后几天去采访的时候，一大半记者都在门外等，我因为赶时间直接冲到新闻发言人那边问问题，他们马上接受采访。他们看到了我的职业程度。他们说是我的职业感、专业性让他们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他们的人后来跟我说，在我采访之前，他们已经接受了四五十个记者的采访，没有一个人像我问的这么具体，问一些非常专业的问题。
后来他们甚至把他们抗震救灾时候第一时间草创的指挥图拿给我看，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了。为了保护这样的珍贵资料，我后来还让一个摄影记者专门去拍照。
李：理光头的原因是什么？
方：两个原因。首先是如果我受伤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清洗伤口。第二个原因是我到北川的第二天理了光头也是为了一种洗礼。那个地方给我带来的冲击太大了，这里面有一种仪式感，要为这些死去的人默哀。总之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态下理光头的，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
李：你跟志愿者打交道吗？
方：我回来的路上都在跟志愿者打交道，跟他们聊得比较多。
李：你跟灾民沟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经验，会冒犯他们吗？
方：不会。我刚去北川采访的时候多是他们主动跟我说的，他们知道我是从北京过来的记者。我从他们脸上已经看不到哀伤了，但是他们心里会有一些愤怒，对政府的一些行为他们不理解。他们当时埋怨北川政府没有把他们移民出去。很早的时候北川政府想把他们移民但是最终没有成功。他们就埋怨如果当时给他们移民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状了。
但是事实上，你知道中国人对家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何况北川那么美，即使当时政府坚持给他们移民的话也未必能够成功。那里一直没有过大灾难，他们未必就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李：会不会有过于哀痛不愿意交谈的灾民？
方：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来说，表现得非常哀痛的人其实并不是最痛苦的，他们把这些哀伤的感情都表现出来了。最可怕的就是不表示哀痛的那些人，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因为他们已经哀痛过头了，已经不可能表示出来了。后来网络上有一个评论，就说他们在新闻上不但看到了哭泣的画面，还看到了不哭泣、不哀伤的表情，他们才发现那些更让他们震撼。
李：你对这次自己的报道还满意吗？
方：不满意。自己想做的东西还没有来得及去做。对自己的报道不满意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感觉自己没有给灾民带来实质上的帮助。
李：但你引起了关注，让更多人关注到他们？
方：在我们的报道中，我们还看不到任何直接或者实际的帮助。
李：你觉得这次事件对于中国新闻史的突破，意义是什么？
方：在中国新闻史上，这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灾难报道。在报道对于当事者实际帮助的方面，它没有发挥到太大的作用，不如SARS。SARS的报道可以直接对老百姓形成指导，而这次不能。sars，是科学解释可以解决问题的，但是地震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有很多科学上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老百姓还难以接受这一点。
这次灾难远远超过了SARS，而在对灾难本身的帮助来说，这次报道不如SARS。唐山大地震不一样，那个时候媒体并没有真正兴起。
李：在新闻操作方面，这次事件的意义是什么？
方：这个事件最好的一面是唤起了中国人沉寂了五六十年的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而科学报道反而没有做好。地震是个科学话题，但是我认为做得一点都不好，这次大多数科学报道、解释性报道都失败了。科学性报道反而被伪科学报道所掩盖，让老百姓无所适从。
我在采访的时候深有感触。有一个采访对象说，灾区很多人是莫名的愤怒，愤怒的原因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没有预测呢？或者是中国有这么多国宝级的人物早就预测出地震的到来，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采纳？这就和我们的科学性报道不够有关，以至于到了今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都以为张衡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地震仪，可以预测地震何时到来，而事实上，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今天还没有能够预测地震的到来。这方面的最基本的解释性工作我们的媒体没有给大家解释清楚，我同样也没有很好地做这个工作，我也赶到前线去了。
李：这次媒体在科学报道方面你认为表现怎样？
方：在前期报道里面，已经有一些媒体严重走偏了，他们报导“伪科学”，用特别的手段对事情进行解释。我因为是科技记者，我更看重解释性报导，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报导不如SARS。这次的解释性报导是失败，中国的科学解释报道还停留在没有怎么发展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