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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4月20日8点02分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很多媒体同行已经在前线采访或在奔赴前线的路上，人民网传媒频道把李梓新所著《灾难如何报道》一书中的“汶川地震媒体操作实录”予以刊发，希望能对在前线采访的同行提供一些参考。该书2009年1月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读到来自12家中外媒体的主编、主任和记者们对2008年5月四川大地震的回忆和感想。
吕宁思：凤凰卫视的优势在于差异性
吕宁思：凤凰卫视新闻采编总监。17岁参军，学习俄语。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俄罗斯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在解放军文艺社和解放军报工作1990年代初，前往澳大利亚，担任第一份由中国留学生筹办的报纸的总编，1996年回香港进入凤凰卫视资讯台。
吕=吕宁思
李=李梓新
李：凤凰卫视是什么时候开始反应的？
吕：地震是14点28分发生的。凤凰卫视在香港之外有记者，在香港有编辑部，编辑部里有一个建构是采编部，它是统一接收外部信息并向外派出任务的部门。我们当时是在三点钟左右，在摄影棚里得到消息的，最开始是从台湾、香港以及西方的媒体得知的，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便决定派记者出去。派记者要从香港或者深圳机场飞四川，但由于成都机场关闭，从香港机场就走不了了。最后从香港出发的记者是从重庆过去的。从北京过去的记者也是。另外，当天我们在四川也有凤凰卫视其他部门的同事，马上就转为兼职记者为我们做报道了。
李：中断正常节目，播出突发新闻大概是什么时候？
吕：是在四点钟正点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到了傍晚的时候，我们没有继续穿透往下做，因为当时我们受到一些阻力，觉得我们报道得比较“重”了一些。但是后来大陆媒体就放开了，包括中央电视台。
李：那么从第二天开始大概投入了多少记者力量？
吕：我们整个投入的记者兵力不算多，大概只有中央台的十分之一。据公开的报道，中央台在前方的记者达到160人左右。我们上去的人基本在15人左右。基本保持4个人一组。从13号开始特别报道后，前方的内容基本就靠这些记者在撑着。
李：你们新闻部的记者总人数大概多少人？
吕：我们新闻部能同时派出去的记者，最多也就是20个人。这已经包括凤凰在大中华地区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四个记者站的力量了，家里还要留些人值班。
李：据我所知凤凰卫视其他节目组的人也去了前线，比如专题部，你们有没有把全台的力量全部打通？
吕：基本没有打通。他们为我们做了一些报道，但是我们不指挥他们。
李：央视倒是全面打通了。
吕：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像《鲁豫有约》节目组、陈晓楠《冷暖人间》节目组他们都是自己制作的。我们的节目组是包干的。新闻部就没有打通直接指挥他们。
李：派人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吕：这次主要是派做过突发事件的人先上去。比如何润峰到巴基斯坦去过几次，他就去过比较特殊的环境。然后比较强的设备操作人员要跟上去，摄像、摄影、传送等。
李：在记者选拔上会不会考虑男女比例的调配？
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优先考虑男记者。当环境比较清楚以后，或者实在派不出男的，我们再派女的上去。
李：在5月19日之前，每天有多少个小时的地震报道？
吕：从5月13日开始，特别是14日，我们几乎所有的新闻时段都给了地震。每天直播的时间保持在12小时左右。其他还有一些重播的时间。
李：从5月19日之后是不是就全部播地震了？
吕：是的，全部打通了，从早上9点钟开始，24小时直播。
李：前方的几个报道组是怎样的行军路线？
吕：前方的报道组都是到了成都之后再往外分散。5月19日开始，我在成都建了一个前线指挥站。我们在民山饭店旁边的一个小地方建的，由我们一个副台长潘红星带队过去。这次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军方和我们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军方以前和我们这些所有的境外媒体都是不合作的。这次通过军方最高总部批准之后可以合作了。后来我们就得到了他们很多协助。我们记者去了之后，一开始汶川是进不去的。其他地方，如都江堰、北川、绵阳等都去了。不过在军方的帮助下，我们记者在温家宝总理到汶川之前的几个小时，进入了汶川。温家宝总理到北川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令狐列也已经在那里了。
李：是不是分成西线和北线？
吕：对，西线是进汶川的。
李：闾丘露薇也是从这条线过去的吧？
吕：闾丘是后来上前线的。5月19日。她是从都江堰过去的。我们一共分为三个路线：汶川、北川和都江堰。
李：这次记者在前方采访有没有碰到什么障碍？
吕：凤凰的记者在外面还是名誉不错。这次军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只是在采访领导人的时候困难一些。外界都以为我们和领导人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才能采访到，其实我们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才达到的。比如我们听到胡锦涛、温家宝要去什么地方，我们就会先有记者去等，有时还等不到。而温家宝到汶川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在那里，但却没有摄影机。不过领导人碰到凤凰的记者时，一般都乐意说几句话。即使他们不愿意说话，我们的记者一般也会冲上去，领导人一般也对我们比较客气。
李：这次闾丘露薇采访了温家宝总理，是吧？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吕：闾丘一个要靠经验，另一个要靠她长期采访积累下来的一些关系。
李：凤凰在以前的多次突发事件报道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比如俄罗斯人质危机，阿富汗战争等。这些经验在这次记者的采访报道中有没有用到？
吕：我们在国际报道中的经验就是会选派什么样的记者上去，就像打过仗和没打过仗一样，是有区别的。操作机制基本都是一样的，首先是做出新闻判断。然后想办法把记者派上去。然后把我们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和记者前方的消息综合到一块。再积累各方面的参考意见做深入点评。基本上都是这个路子。
李：军方提供了哪些实质上的帮助？
吕：我们可以乘坐直升飞机，以及一些小艇。比如去映秀镇的时候，我们也跟上了到汶川空投救灾物资的飞机。
李：海事卫星电话这些是自己的还是军方的？
吕：海事卫星电话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带了3部，每条线都有。最多时用到了4部，我们也就这么多了。
李：那您在后方怎样保持和前线的沟通？
吕：这次因为是在国内，就相对容易点。我们在成都有指挥站，另外记者还带了海事卫星电话。还靠短信联系。但偶尔还是会失去联系。
李：这次凤凰北京和香港之间是怎样联动的？
吕：北京记者站是香港管的。此外还有上海、深圳等记者站，都是我们统一调配的。和北京的节目是两回事。新闻部门都是统一我们管的。其他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鲁豫有约》等，都是属于专题部的。
李：每天有没有固定开会？
吕：我们每天要开很多次会，地震报道的期间我们的会议室每天24小时都开着几台大屏幕电视。台长、副台长以及总编室的人基本都坐在那里看电视。
李：有没有实施一种战时状态的轮班制度？
吕：那些天说是轮班，都几乎都在这里。
李：您觉得这次地震报道与南亚海啸报道有什么区别？
吕：南亚海啸因为是国际事件，中国媒体的记者相比之下在身心上就没有那么投入。而这次地震报道，记者在情感上，在主观投入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上次我们派出的记者也很少，也就派出了一两组记者到印尼和泰国。
李：不只海啸报道，凤凰卫视一直以其在突发新闻中的快速反应以及高质量的报道而闻名天下。这次报道和以前的诸多大事件对比有什么新特点？
吕：以前大的突发事件上，凤凰是占很大的优势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反应快，另一方面我们在采访上比较自由。包括在伊拉克战争、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包括国内的比如雪灾等事件上，我们在采访速度、采访思维、播出特点上我们都占了优势。这次一开始我们就觉得压力很大，因为中央电视台是前所未有的开放。我们以前是以一种不可代替的优势来和国内的媒体竞争。虽然我们人是比较少的，但我们能做的，很多电视台不能做。这次大家都在一个相同的平面上，那么我们无论在人力、资源以及当局给的一些便利上，我们都处于弱势。中央电视台在人数上，在设备上，以及政治资源上都远远胜于我们。所以头两天，很多人就觉得凤凰比中央台差很多。
我们自己是这样想的：第一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第二我们也没有条件去学中央台的操作方式；第三我们想临时改变目前的状态也来不及了。比如增加人员，增加设备都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是拼记者在前方采访的特点，记者可以不顾一切地去拍所有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尽管处于很大的劣势，但在言论和镜头的目标上，还是比官方媒体有很大的优势。比如说官方媒体在报道内容的选择方面，还是比我们要紧一些。而我们一贯在言论方面有长处，而且我们与中央台的节目风格有很大的差别。到5月19日之后，我们听到的反应就是至少不比中央台差。我不敢说比中央台好，但至少不差。再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得到的表扬就多一些了。但因为我们固有的特点，也有人批评我们。
李：您谈到的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5月19日、5月26日等等。有些人的看法是在这些日期之后，中央台又重新收紧了，您个人怎么看？
吕：我个人感觉中央台并没有怎么收紧。因为在5月12日它的开放是给人感官上一种大的改变，但它在政治尺度上，一直还是比较注意的。包括我们在目前的状态中，我们也没有感觉在政治感觉上有所放松。这次是在形式上放松，在红线的把握上还是比较紧的。
李：后期好像歌颂英雄人物的比例放大了。
吕：其实前期一直也有进行英雄人物的宣传。但是后期等于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宣传了。一开始他们的镜头也对准了英雄人物，比如说女民警蒋敏，我就比较受感动。一开始不能说是有意宣传，是碰上的，但以他们一贯的新闻方式，他们就敏感地抓到了这一点，也符合他们的思路。后来，把蒋敏等作为英雄模范，那是一种推广吧，一种步骤。到后来出现了两条线，一条是关于豆腐渣工程要不要追的问题，一条是做英模。中央台肯定是往后者走的。
李：我认为英雄人物当然应该歌颂，比如在911事件后美国也歌颂消防队员。但当它占据了几乎所有的荧屏时，受众的注意力便会开始分流。
吕：你说的对。后期我们和中央台在节目的差异性上便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种天然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于我们肯定不会走他们那条路，他们也不会走我们的这条路。当出现差异的时候，凤凰的优势可能就体现出来了，而且这种优势是天然的优势。
李：确实如此。比如最近播出的“一虎一席谈”中的“范跑跑”专题，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种节目中央台就很难操作。
吕：这是中文台的节目。我没有直接参与。但以凤凰节目一贯制作思路的出发点来说，我们是比较以人为本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讨论一些是非问题，而不是一种政治倾向上的先入为主来讨论问题。而这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用电视的方式探讨，也是一种媒体的效果。
李：这种让正反意见双方面对面交锋的方式，有些人认为甚至超出了中国受众普通的收视习惯。
吕：这也是凤凰想在节目上有所作为。这种作为有时是一种突破，既然是突破，它有时就有正反两方面的反应。有的反应，超出我们想象的好。有的反应，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负面。这是凤凰经常遭遇的事情。
李:您对以后的电视媒体竞争态势怎么看？是不是会继续放开？
吕：我认为在形式上已经放开了。如果再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在形式上是很难往回收了。但关键在于，形式开放收不回去之后，媒体监管部门就需要在更高层次来影响媒体，这个是他们之前从未做过的。这次通过大地震来做，一开始做得不错，但后来可能也觉得控制有点危险。但他们的控制也很难把中国媒体打回原形了，这是“进两步，退一步”的概念。但要达到公民社会的成都，这不是一两个人能决定的，而是整个体制决定的。在公民社会里，需要有一种新的体制配合才能形成，然后才能产生管理传媒的新体制。
李：那么在这种“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下，凤凰怎么去应对呢？
吕：凤凰一直觉得压力比较大。在这次开放情况下大规模的媒体争夺，在某一个方面凤凰会觉得优势在减少。但我们也会根据中国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优势。比如我们继续从人本方向寻求差异性，只要体制不变。即使是体制变化得比较快，凤凰只是更加辛苦，更加累一些，我们还能保持在前面。毕竟我们还是有经验的。另外我们本身的定位和官方媒体还是不一样的。
李：对，你们在连接海内外华人方面还是有优势的。
吕：但我还是觉得压力很大，有时难以用言语形容。这好像是企业之间的一种感觉。有时企业管理者没法和你说得很清楚，但他知道和同行的竞争在什么地方。
李：您怎么看待这次网络的作用？
吕：这次网络作用相当大。像今年初雪灾也是。给平面以及电视传媒更多的信息来源渠道。也给我们带来竞争的压力。我感觉我们这次报道利用网络利用得很多。但其实利用得还不够。
李：比如可以怎样的提高？
吕：比如可以专门调出编辑来搜集网络的反应。而且把网络作为我们内容的一个侧面进行报道。我们和官方媒体可能有所不同，即我们可以参照网上反映，无论好坏都作为一种声音。
李：这次和你们内部的凤凰网有没有进行互动？
吕：凤凰网基本上同步报道我们的消息。另外我们还和凤凰网合作搞了一个寻亲的活动。但是我们在消息来源上没有太多采用互联网的。除了我们有专门的栏目反映网上声音外，一般我们不敢采用网上来的消息。
李：经过这次报道之后，是否考虑专设科技条线的编辑或者记者？因为四川地震报道可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吕：现在还没有。我们的人力物力没办法使我们设专门的部门来做这个。但我们内部，做反恐有“反恐专家”，做地震有地震专家。有些媒体是通过寻找专业人士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李：这次的地震报道会是一个长期的命题，下阶段凤凰有什么报道计划？
吕：我们会常驻记者在那边。保持2-3个人在那边。现在我们的主力记者已经回来关注洪灾等新选题了。
李：对于操作灾难报道的记者，您觉得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和总结的？
吕：一个是必须受关于灾难报道的专业训练。去年我在美国参加调查报道的一个会议，呆了一个月时间，就看到美国有很多关于记者如何上战场的培训，包括心理培训和专业培训，甚至求生的培训。第二是体能和耐力的训练，包括适应环境训练。第三是政治训练，这是指你如何在特殊的环境下采访到我们最想要的人物和事件，同时又能被采访对象所接受。第一个情况是你不能在对方要上手术台时还去问感受怎么样。第二个情况是你不能自己先被惨象惊呆。第三个情况是你和政治官员谈话的时候，需要熟悉官员的心理。
李：这次凤凰前方的记者会不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
吕：有心理问题，我们从北京、深圳等地过去的记者都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毕竟有很多场面没有见过，即使见过，也会受刺激。还有我们这边做编译的同事，大量接触画面的，情绪就有些压抑。有些前方同事回来时精神有些过度紧张，缓解不下来。有的说话很多，有的不说话了。但总体没有特别大的事。
李：对于救人重要还是做报道重要这个话题，您怎么看？
吕：这也是老话题了。我们的前线记者何润峰昨天打电话回来说，他的任务已完成了，想请假三天做义工。这个时候他就是另外的身份了。
李：你们台里会集体对员工进行心理调节吗？
吕：我们人事部门会发一些心理方面的文件，另外我们再进行一些心理安慰。也给一些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