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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读者齐聚一堂 本报记者 陈剑摄
“海运仓2号”是付勇从高中起就牢记的地址。而今，作为山东省聊城监狱教育改造科科长的他，才第一次踏足这里。
“欢迎读者朋友、报道对象回家！”4月26日，中国青年报社门口挂着鲜艳的大红条幅，六楼礼堂高朋满座。在中国青年报创刊日的前一天，中国青年报把金牌读者作为“上上宾”请回了家。
“她”不仅仅是一份报纸。60多年来，中国青年报与时代同行，为理想高歌，几乎影响了每一代人。金牌读者身上，有着与“她”绵延几十年的故事。在他们心中，都有一种共同的情结：我们是读着中国青年报长大的！
著名教育学家李镇西，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1977届大学生。“我的整个中小学刚好和文革10年重叠，我就是‘谢慧敏’——刘心武成名作《班主任》中一个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中学生”。
在他眼中，复刊的中国青年报是当时“最强劲最耀眼的光源”之一。当时的报道让他感受到了“一个民族正在苏醒的脉搏”。
谈起当年的经典报道，他如数家珍：“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天安门事件”平反、伤痕文学的轰动、朦胧诗的崛起、陈景润与歌德巴赫猜想、科学的春天、中国女排扬威世界、中美建交……“这一系列标志性事件，几乎都是通过中国青年报而激动着我年轻的心”。
1979年春天，一份中国青年报让李镇西流下了眼泪。因为那张报纸刊登了整整一版张志新的事迹。
“我思想上所受的震动是前所未有的。感谢中国青年报把思想的光芒投射进了我的心灵，正是1979年，我和中国绝大多数谢慧敏式的青年一样，思想解放的潮水终于冲破了闸门。”李镇西说。
在这些金牌读者眼中，是中国青年报引领了他们的青春岁月。50岁的中国石油海南销售公司党群处处长凌须斌，上世纪90年代在青海油田工作时，就亲眼目睹了一次中国青年报的“时代引领”。
当时本报记者前往青海报道“当代青年榜样”秦文贵，文字记者是孙凯、张建伟，摄影记者是解海龙。前去采访的媒体不少，但只有中青报“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待了一个月。张建伟一天采访十几个小时，录音磁带都用光了，凌须斌不停帮他找空白磁带。
凌须斌全程陪同，亲眼目睹他们对秦文贵人物报道的写作讨论：“到底这个人物怎么才能立足于整个时代？”他们跳出“就艰苦说艰苦”的套路，思路开风气之先——雷锋是“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榜样，张海迪是“自强不息”的时代楷模，秦文贵则是“知识报国”的时代先锋。
“当时我就想，中青报的思考高度果然不一般！”时隔20多年，凌须斌回忆起来依然激动不已。
对付勇来说，回到海运仓2号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他家里，至今珍藏着4本发黄的中国青年报“手抄本”。
上世纪80年代初，还是高中生的他，在作业本上写下了四个稚嫩的字：“文学大观”。这一写，“手抄中青报”生涯就持续了20多年。他读警校时，第二个中青报“手抄本”诞生了，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塑料皮笔记本。第三个“手抄本”也是同样材质，记录的是社会矛盾复杂化的90年代。进入21世纪，他的摘抄和剪贴没有停止，2005年5月5日，第四个 “手抄本”《时事·事实·观点》诞生。
读中国青年报，也赋予他人生的力量。那是1985年4月16日本报刊登的《来呀，我们拉犁——写给开拓者》一文：“我们拱着腰/任所有的力鼓起壮阔的胸肌/让一座座大山在肩头耸立——历史在这里延续，未来在这里孕育……”这首诗，给了高考首战失利的付勇以力量。
凌须斌读中国青年报30多年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上高中起一直延续至今。“当时，班里来了中国青年报，同学们都抢着看”。
凌须斌上大学时，中青报的“新期刊”、“小辣椒”栏目风靡一时。凌须斌兴奋地回忆：全班周末出动，骑上几公里的自行车到市里报摊买报，“晚了就没了！”
头发花白的国家统计局统计科研所所长潘璠，在31年前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报是他每天到图书馆的首选。
“中国青年，当然要看中国青年报嘛。”56多岁的潘璠说起话来，仍有着青年的激情。
与中青报结缘，还让潘璠有了另一种收获。“现在社会问题复杂，统计的专业性又很强，统计局有时成为众矢之的。”潘璠解析CPI、PPI的文章在本报发表，引起广泛关注，读者中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甚至有谩骂的声音。潘璠笑言：“我喜欢听到不同声音，可以增强对一个问题的理解，毕竟我们已进入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读中青报，这样的感觉尤其强烈。”潘璠感慨道。
金牌读者衷情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也被金牌读者改变着。
1986年6月，中国青年报收到一封寄自农村的信。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5月份的报纸差错和语法错误”。这封信来自辽宁农民魏文祥。
他压根儿没想到，“挑刺儿”竟然很快得到了编辑的回应。“信中肯定了我的做法，叮嘱我要继续努力，多给报纸提意见。”1995年5月的“读者调查问卷”活动中，他的评报问卷获得了特别奖。
如今，读报39年的魏文祥，是辽宁朝阳市肖家村党总支副书记。他还有另一重身份，就是本报读者调查中心的“特约评报员”。他每个月接受电话调查，包括本月最吸引人的栏目、最有价值的文章和不足之处。“我评报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直言不讳，从不吹捧奉迎，也不照搬照抄。好就是好，不好不能硬去说好，需要改正的就毫不客气地提出来”。
中国青年报的编辑和记者尤其珍视这种批评，“因为这是一种更真实、更厚重的爱”。
在凌须斌眼里，60多岁的中国青年报“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思想、创新的精神和独特的风格”。“虽然时代变了，但对社会的担当、敢于说话的勇气依然存在。”《吕祖善当博物馆讲解员该奖该弹》、《被抽过筋的环保法怎么硬起来》，这样的文章都可圈可点。
潘璠认为，在“敢讲”的同时，中国青年报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坚持理性。“现在的时代，敢发声的媒体也不少。但在强大的民意面前，中青报的评论、报道都不随波逐流，能挺直腰杆。”
版面栏目在变，报纸的“年轻”没变。“看中青报，接受新的信息、新的理念，真没有变老的感觉。”潘璠说。
“今天，中国青年报仍然在用她精湛的新闻专业理想追求、锐利的新闻捕捉和深刻的解读引领着新闻传播业。”陈昌凤教授说。
“理情、思辨、新锐”的中国青年报气质，正在感染着年轻的80后、90后读者。
现在，凌须斌和高二的儿子一起读报。“网络时代改变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方式。没料到的是，读中国青年报却是我和儿子为数不多的共同爱好，也是谈论最多的共同话题”。
付勇的孩子上高二。他白天工作忙，晚上带中国青年报回家，推荐给儿子看。“在我们家，晚上9点半就关电视了，9点半到10点半是纸媒时间，雷打不动。”付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