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闻，道文化：读《范敬宜文集》

【开栏的话】201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确立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目标与方针。对此，新闻界更是责无旁贷。新闻媒体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巨大功能，承担自己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新闻记者如何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做出自己的贡献？诸如此类的命题，需要同仁共同思考、共同努力。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新闻人也需首先注重自身的文化素质与文化修养，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为此，本刊特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开设了这个《新闻与文化书谭》栏目，希望能对新闻界有所裨益。

一代新闻工作者与新闻教育家范敬宜，晚年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是新闻中的文化以及新闻人的文化。他以毕生新闻阅历以及“诗书画三绝”的文化底蕴，力倡新闻应有文化，新闻人更需有文化。他在《解放日报》第十届“文化论坛”上发表的那篇有名的演讲里，专门谈了“新闻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并以广阔背景下的历史思考指出：

从近百年的中国新闻史来看，凡是杰出的新闻大家，几乎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从王韬、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一直到毛泽东、瞿秋白、邹韬奋、恽逸群、胡乔木、乔冠华等，这些人既是杰出的政治家，又是学养丰厚、才华横溢的文化人，政治品质和文化修养在他们的身上和笔下都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他们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但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有味道，有的甚至百读不厌。［1］

我从近30年的新闻教育及研究体会中，也深感此类问题之重要，点中当下新闻界与新闻学之“命穴”。说得简单和直白一点，如今的媒体乱象，主要不在于“专业主义”“传播技术”“产业规模”云云，而在于文化及其缺失，包括与此相关的文化自觉、文化政治、文化领导权。2013年3月，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等国前夕，接受有关国家记者采访，谈到治国理政总是朝乾夕惕，如履薄冰，并引用古语“治大国如烹小鲜”。有的媒体在解读这句话时，不免想当然地将其理解为大刀阔斧什么的，而其原意恰恰相反，乃是说面对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就像烹调小鱼小虾。此事虽小，可以喻大。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首任院长，范敬宜开设了数门本科生与研究生的专业课程，而有两门课是他病危之际特别嘱托的，一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门是“新闻中的文化”。前者已建成清华大学精品课，后者是面向全校大一新生的研讨课，学生分别来自不同专业。2012年4月，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建院十周年前夕，《范敬宜文集》全部出齐，包括《新闻作品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新闻教育文选》，其中既荟萃了他一生办报的精华，也包含了新闻与文化的思考。每次翻阅这笔沉甸甸的精神遗产，都觉得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人既是清华新闻之幸，也是中国新闻之幸。

犹记十年前，第一次同他探讨出版文集的事情。当时，他的新闻办学思想已经在清华大学产生明显成效，他为培养新闻学子所付出的心血日渐得到各方的关注与称许。忝为他的助手，我不由琢磨如何使他的一生襟抱与经验，一方面作为新闻珍宝广为传播，一方面作为学院“家产”代代传承，于是建议他整理出版一套新闻文集，并初步设想了这四部书。没想到，他婉言回绝了，理由很简单，也出乎意料，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留之多余，弃之无憾。想想眼下有的年轻记者，做了点工作，混了个脸熟，便忙不迭地出书宣扬，恨不得“天下谁人不识君”，不由得令人感慨。后来我们几经劝说，特别是谈及他的“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多吃文化的‘五谷杂粮’，少吃精神的‘维生素’”等新闻理念，若无一套系统的读本，怎么让更多的新闻人、让一代代的新闻学子普遍受益时，他才算勉强答应先试着出版一部“作品选”。

这部作品选反复打磨，几番寒暑，终于在2009年付梓，其中收录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新闻作品，包括《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睡”出来的新闻《月光如水照新村》、脍炙人口的《十三大手记》《十四大手记》《两会漫笔》以及《追求新闻中的文化味儿》等名篇佳作，有的作品还附有背景说明。当年夏天在主持学院毕业典礼时，我就借这部内涵丰厚、装帧大气的新书，向即将走出清华的新闻学子提出最后寄语，希望他们至少看看其中的《〈岳阳楼记〉我心中的灯》。仅从这篇作品中，就可以多少体味一代新闻大家的道德文章：

人的一生，总是有顺境，也有逆境。顺境如何自处，逆境如何自安，这是一门终生学不完的学问。

有些朋友问我：在你的一生中，有过大的顺境，也有过大的逆境，而且逆境的时间长于顺境。但是看来你似乎往往保持着一种平常心态，既无大悲，也无大喜，不知何以使然。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组织的开导、亲友的鼓励、同志的爱护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点：中西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诗文中，我学过的只能说如沧海一粟。即使这一点点，由于它内容的博大精深，影响的潜移默化，使我终生受用。这里只想提一篇名文对我一生的影响，这就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根本变化。走出逆境，跨入顺境，好事接踵而至，难免喜形于色。当我被任命为《经济日报》总编辑时，马上写信向上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报喜，信中自谦地说：“多年荒疏，深恐难负重任”，本以为能使高堂高兴一番，不料母亲的回信却是：“我觉得你是‘其言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我劝你一句话：位高坠重，君可休矣！”一瓢冷水，把我浇得好心凉。冷静下来想想，母亲的话还是老祖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要我宠辱不惊，不要在顺境里冲昏头脑，忘乎所以。这番话，我至今难忘。［2］328-329

接下来问世的两部书稿《总编辑手记》与《敬宜笔记》，均属旧作翻新。《总编辑手记》原是他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利用午休时间，写下的值班手记，就某个专业问题或社会话题，有感而发，点到即止，后经整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印行，遂在新闻界广为流传，成为许多编辑记者的案头参考书。书中的文字或长或短，一觞一咏，丰富多彩，挥洒自如，无论对新闻工作，还是对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背景，都颇有足观，启人心智，既是一位老记者深中肯綮的真知灼见，又是一位文化人直抒胸臆的笔墨春秋。仅看一些手记标题，就可略见一斑了：《新闻报道要有“意蕴”》《着眼于静悄悄发生的变化》《部主任应是“好主妇”》《没有“鲜菜活鱼”不给付印》《学习冯骥才的提问方式》《惜墨如金的上乘之作》《“通”然后才能“俗”》《把“题眼”拎出来》《让标题“跳”出来！》《版面安排也有“文武之道”》《评论三要素：思想?激情?文采》《读者来信上一版头条，很好！》《语言要“活”不要“油”》《这首〈满江红〉出了笑话》《先秦没有“得意忘形”之说》《“漫道”并非“险道”》……如《对张爱玲的评价要恰如其分》，寥寥数语而如四两拨千斤，以我有限的阅读，觉得胜似不少张爱玲评论：

今天十版《想起了傅雷先生》，立意是好的，但其中对张爱玲的评价过高，不符合历史。如说“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腾空而起一颗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张爱玲的出现，使当时的上海文坛喜出望外，一时间好评如潮”。这样说太夸大了。事实是，张爱玲在当时并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她的作品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学生，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女学生。有点类似前几年的琼瑶或三毛。文笔比较优美，但生活圈子很狭小，因此真正的文学界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解放以后几乎已无人提起她。想不到这两年又突然炒热起来，对她的评价竟然超过解放以前。这种现象并不正常。1995年8月8日［3］

与《总编辑手记》类似，《敬宜笔记》原是他为《新民晚报》的《夜光杯》栏目撰写的随笔，题材更为广泛，文笔更为自如，后以《敬宜笔记》和《敬宜笔记续编》在文汇出版社结集出版，纳入《范敬宜文集》则合为一书。这部著作洋溢着浓郁的历史文化韵味，散发着鲜活的社会生活气息，内容淹博，思想清通，文采斐然，风流蕴藉，既是新闻名作，也是文坛佳构，堪比邓拓的《燕山夜话》、秦牧的《艺海拾贝》等传世之作。季羡林先生为之作序道：

近几年来，由于眼睛昏花，极少能读成本的书。可是，前些日子，范敬宜先生来舍下，送来他的《敬宜笔记》。我翻看了一遍，就被它吸引住，在诸事丛杂中，没用很长时间，就把全书读完了。我明白了很多人情事理，得到了极大的美感享受。

书中的文章都是非常短的，内容则比较多样。有的讲世界大事，有的讲国家大事，更多的则是市井小事，个人感受。没用半句假话、大话、空话、废话和套话。讲问题则是单刀直入，直抒胸臆。我想用四个“真”字来表示：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可以称之为四真之境。

范敬宜的笔记是他自己的谦称，实际上都是美妙的散文或小品文。他几十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有丰富的惨淡经营的经验。现在的“笔记”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信手拈来的。敬宜不但在写作上有坚实的基础，他实际上是一位中国古代称之为“三绝”的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他还有胜于古代“三绝”之处，他精通西方文化必是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杜撰一个名词，称之为“四绝”。［4］

对此，我也颇有同感。第一次读《敬宜笔记》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忙碌一日，午夜时分准备入睡，随手拿起新买的《敬宜笔记》，想着翻两篇就昏昏睡去了，哪曾想越看越上瘾，竟至一夜未眠，不知东方之既白。后来我对他说：你的书可把我“害惨了”！这等“大手笔，小文章”，不仅意蕴丰赡，但觉春风杨柳万千条，而且文辞隽永，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随举其中的《莫把“大资”当“小资”》为例。近些年，民国热、民国范儿似乎沸沸扬扬，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个“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旧中国，弄得貌似“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仿佛“中国人民蒙受了外国侵略和内部战乱的百年苦难”，都随着一片氤氲朦胧的清风明月以及“高等华人”的风流雅事而飘散了。这篇文章即从当下小资对旧上海的想象谈起，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生活记忆说明，看上去很美的旧中国、旧上海的小资生活，其实都属于当时的“大资”——“外国的大商贾和冒险家，中国的大富翁和暴发户，洋行的买办，帮会的大亨以及形形色色的吸血虫”。文中写道：

我是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生活的，住过法租界，也住过英租界。家庭成员中既有收入不薄的留美医师、教授，也有收入一般的中学教员，从经济状况来说，该能代表当时的“小资”吧。可是我家住的既不是花园洋房，也不是新式公寓，而是没有煤气、没有浴室的普通“弄堂房子”，更谈不上自备汽车（现在叫私家汽车）。上班、上学乘的都是有轨电车（而且总坐三等），难得坐一回黄包车。一日三餐，早餐照例是泡饭、腐乳、酱瓜，午晚一般是一荤两素，假日才加点排骨、黄鱼之类。在我们周围的“小资”们，生活大致如此。我去过大名鼎鼎的王蘧常教授家里，早餐同样只有一碗稀饭、一碟腐乳，偶然有一点肉松。在当时老百姓眼里，这就算是过的“好日脚”了。

那么，像现在那些小说里描写的豪华生活是不是事实呢？确是事实，可惜不属于靠工薪生活的“小资”们。即使在我上过学的著名贵族化学校——圣约翰大学里，坐着自备汽车来上课、晚上出入于夜总会、跳舞厅、咖啡馆的也只是极少数富家子弟，大多数同学生活和我差不多。当时我也在霞飞路、迈尔西爱路一带幽静的街道散散步，看见过上海的“各种神秘和放纵”，可是说实话，直到我二十岁离开上海，还从没有进过一次舞厅、咖啡馆，甚至连国际饭店的大门都没有跨进过。因为我知道自己和这种生活隔着太大的距离，而且比起闸北、南市一带的广大平民来，自己已经生活在“天堂”里了。

贫富的极度悬殊才是三十年代上海（其实也是旧中国——引者注）的真实“风景线”，如果不是这样，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上海会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5］173

文章末尾的点睛之笔，真可谓一语中的，直指要害：“莫把‘大资’当‘小资’！颠倒这个次序，就会颠倒了历史。”［5］174

范敬宜不仅一生痴迷新闻，钟爱办报，而且余生又为新闻教育开辟了新的路径，一时间形成虎虎有生气的局面。他在这方面的作为，通过《范敬宜文集》特别是其中的《新闻教育文选》而得到部分的展现和遗存，包括《新闻岂无学 典范在咫尺》《清华园的“孩子们”》《新闻敏感与文化积累》《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的一点粗浅体会》等。如《试着说点新鲜话》，针对的既是清华学子的问题，也是当下业界学界的一些普遍状况：

当代大学生接触的新事物多，知识面广，思维敏捷，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的思想观念比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复杂得多。在这种新情况下，沿袭习惯使用的灌输、说教那一套方式越来越不灵了。形势逼着我们必须去探索新途径，研究新方法。我最近两年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课，深切感到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堂上取得成效，必须放下架子，先当学生，陪着他们一起成长，了解他们的现实思想状况，了解他们困惑的来源，然后结合自己几十年的新闻实践和人生经历，试着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对他们说点新鲜话。

比如，新闻专业学生经常不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强调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他们认为，新闻应当客观公正，而“喉舌”是没有独立见解的“传声筒”。面对这种质疑，光讲一般的定义、概念是收效不大的，就要试着从新闻史和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辨析：只要翻翻中国新闻史，就可以知道“喉舌”并不是我们今天的发明创造，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一直到孙中山，都曾把报刊称为“喉舌”。喉舌者，无非是代表政党、人民、团体发出的声音，并没有任何贬义。问题是西方攻击我们的根据，是我们讲的喉舌，翻译成英语便是“organ”，即人体的器官，我们的社会舆论载体也翻译成organs of public opinion。这确实是很难听的，即使不是出于故意歪曲，起码也是不懂得中国文字的特点之一，是经常用人体的器官指代某种特定概念。比如：手足(之情)、唇齿(相依)、肝胆(相照)、耳目(灵通)、咽喉(要地)、心腹(大患)、股肱(之臣)……都另有其特定的含义。如果直译，都可以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所以，我们不但不必为当“喉舌”难受，还应该感谢智慧的老祖宗为我们创造了那么多丰富、传神的词汇……

“导向”也是学生们经常感到不理解的问题。“新闻要求用事实说话，强调导向会导致脱离事实，强加于人。”

我的“答辩”是：“其实，导向并不神秘。人的一生，都离不开导向。小孩学走路的时候，大人告诉他：不要往那边走，那边有坑。这是人之初的导向。长大了，随时随地都要按老师、朋友、组织指导的方向去为人、做事，连旅游也要听从导游的小黄旗指引方向。我们讲的舆论导向当然比这些生活导向复杂得多，但归根到底是指导人们按照正确的方向去行事，去认识世界。西方何尝不讲导向？——leading opinion，guilding opinion都是引导舆论的意思。所不同的是，我们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强调要旗帜鲜明，而西方则强调把观点隐藏在事实的叙述之中。当然，我并不为某些生硬、僵化的‘导向’护短，而始终认为，我们的舆论引导应该更讲究方法，讲究艺术。”［2］354-355

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的文化人梁衡，2008年写了一篇《饱学与忧心——读范敬宜》，将范敬宜与两位历史名人相提并论，一位是其先祖范仲淹，一位是当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黄钟大吕，气象高古，那么就以此作结吧：

年前我在刊物上读到他的《重修望海楼记》，大喜。其结尾处的六个排比，气势之宏，忧怀天下之切，令人过目难忘，真正是一个《岳阳楼记》的现代版。当世之人，我还少见可与并驾之笔。现抄于后：“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状，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望其吸纳百川之广，则感有容乃大之量，而思何以效之；望其神秘莫测之深，则感宇宙无尽之藏，而思何以宝之；望其波澜不惊之静，则感一碧万顷之美，而思何以致之；望其咆哮震怒之威，则感裂岸决堤之险，而思何以安之。”没有一生坎坷、满腹诗书、一腔忧心，何能有这样的文字？

人民日报十多位总编，自邓拓之后，其才学堪与其比者，唯老范一人；范仲淹倡“先忧后乐”已千年，我身边亲历亲见，能躬行其道，又发之为文的新闻高官，唯老范一人。我只有用《岳阳楼记》的最后一句话来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1］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新闻教育文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51.

［2］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新闻作品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总编辑手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424.

［4］季羡林.代序——读敬宜笔记有感［M］//.《范敬宜文集：敬宜笔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5］范敬宜.范敬宜文集：敬宜笔记［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