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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白岩松人至中年，学会最多的是自我反省。图为其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
参与过《东方时空》创办、参与过那段充满理想，或者得说激情燃烧的日子，拥有那段难得的不正常时光的人们，应该继承《东方时空》的传统——就是永不满足，永远要有开拓之心，
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留有一种精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很多同事的身上，在今天的新闻频道，或者其他的新闻记者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子，够了。
每一代年轻人都不容易，但是一代比一代更容易。你们现在担心的是房贷，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有自己的房子。所以每代有每代人的不容易，青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代名词。
二十年前 好似延安让我们投奔
新京报：你觉得为什么20年前为什么能诞生《东方时空》？
白岩松：大的背景和邓小平南巡有关系，另外就是电视背景，在经过1978年大的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硬件进入中国家庭，电视在人们生活中发挥作用。这两者结合一起，让当时的这批年轻人就沾染电视，创造了要属于我们的电视时代。今天看得很清楚，但在当时，大家都是趟着走的，历史是回头总结的，不是提前就写好剧本。
新京报：从你之前在电台工作到《东方时空》做主持人，你觉得这个转型难吗？
白岩松：我真正的转，是有一次台里通知我得奖，我当时觉得我真正要转行了。我第一次在节目中采访的时候，我还问时间，我说我要看镜头吗？时间说：你看什么镜头啊，花钱雇摄像是让他找你的，又不是你找他。当时还没想要当主持人，当时大家的心态还不像现在这样，当一个栏目的主持人会有很大压力，怎么可能？那时候《东方时空》有人看吗？我们当时也没设想这个节目后来会很火。
新京报：《东方时空》最初在六里桥的工作条件那么艰辛，大家靠的是共同的理想坚持吗？
白岩松：我觉得是同类相吸，每个人都是要对不喜欢的东西选择逃离，同时是对自己想象的未来有一种追求，你也可以管它叫一种理想、梦想，反正就是对过去的不耐烦，会去想新的会怎么样？我经常会说，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就像许多年前的延安，大家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大家觉得先告别，有地方去投奔。
新闻永远不只是一个行当，如果新闻只是一个行当，养家糊口的一个行当，那新闻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不会是一个好行当。新闻人的收入永远在世界各国职业收入排在中后的，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干这个？因为在新闻事业里，有一种比工资更重要的，有情感的工资，精神的工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要琢磨琢磨，幸福跟物质情感精神紧密相关，如果一味追求物质，有一天你会走到死胡同里。现在的年轻人还要敢于做梦。
二十年后 纪念是为了重新出发
新京报：大家提到二十年前的《东方时空》都很有感触，你觉得还有可能再产生下一个吗？
白岩松：因为创业永远都是难忘的，这个是历史规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说现在的《东方时空》不好，我觉得现在《东方时空》很好，收视率也很高，但它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留有一种精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很多同事的身上，在今天的新闻频道，或者其他的新闻记者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子，够了。现在该是下一个《东方时空》的时代，更需要的是中国新闻界有一次新的开拓性的变革，去迎接这个时代新的需求。
《东方时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弃，回头一看，每个人都经历了放弃，大家的日子都不错。周兵在兰州两套房子，张朝夕有稳定的工作，我同样在电台干得不错。但你要去为一个前途未卜的东西做出放弃，今天当然会觉得，白岩松、崔永元成了，但是当时是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你敢不敢放弃？今天的人愿不愿意放弃？我不知道。因为今天拿到更多了，可能更难放弃了。你看现在的栏目组，还能随便进人，随便开了吗？劳动法之后不可能了，当年在一个混沌时期，有一种创业激情在里面。
接下来不能沉迷，接下来还有无数事要做。所以我觉得纪念《东方时空》二十年，跟纪念五十年是不一样的，纪念五十年的时候我们都沉湎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八十岁了。但二十年的时候还没有沉勉的资格，现在需要思考，要重新出发。
新京报：你始终有一种反思的精神？
白岩松：我始终会有这种警觉，我觉得，参与过《东方时空》创办、参与过那段充满理想，或者得说激情燃烧的日子，拥有那段难得的不正常时光的人们，应该继承《东方时空》的传统——就是永不满足，永远要有开拓之心，永远做的事情不能只是为自己。
我承认，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如果20年前没有当初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敞开胸怀，去包容去开放去创造去改革，像杨伟光、李东生、孙玉胜、时间、陈虻这一批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去为新的年轻人开荒拓路，怎么能有我们的今天呢？那我们今天成了既得利益的人，你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纪念不能只是热泪盈眶和回望庆幸，而是还有一点：你今天在做什么？在为二十年后的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这点是围绕着2013年5月1日，电视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致青春” 沉浸不前就是背叛
新京报：现在谈到理想，很多年轻人都会说，自己的生活压力很大？
白岩松：我们那个时候的压力好像也不小，现在比那会儿要幸福得多了，大家总是在抱怨当下的年轻人，我觉得每一代年轻人都不容易，但是一代比一代更容易。你们现在担心的是房贷，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有自己的房子，车就更没有想过。我们当时住地下室，你们现在怎么都比那个时候强吧。所以每代有每代人的不容易，青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代名词。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东方时空》和早期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白岩松：我们共同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变，有时候随着岁数的增长更清晰，更应该去坚持。《东方时空》要做群体，当时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角色都有特别有趣的东西。今天某些部分被光环化了，光环留在主持人、制片人或者说创作者身上。
新京报：你一直在说，不想特别去留恋那段日子？
白岩松：我感恩、庆幸，这两个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生，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彼此帮助，共同向前走，真的是感恩。第二个是庆幸，赶上过那段日子。
我觉得生命中每一段日子都有每一段日子的好，人到中年，不继续上坡就顺坡下去了。当你成为既得利益者，能为现在的人做什么？敢牺牲一点自己的什么东西？否则的话，你仅仅自己得到又有什么意思？我认为是如果现在沉浸在既得利益的获得中，那就是对你过去二十年曾经拥有过那段日子的最大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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