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汶川、玉树到雅安，记者及拍摄思路在怎样变？

来源：《中国记者》杂志

从汶川、玉树到雅安，一路走来，涌现很多为庶民立像，为历史存照的经典新闻照片。本文邀请三位亲历灾难的摄影记者讲述他们的所思所想。通过个体的不同，寻觅灾难摄影的细微变化。

潘松刚（中国人口报社摄影记者）:震后5年持续关注汶川家庭

时间定格在“5·12”，但感悟会永远延续于我们的生命之中。在汶川地震后5年内，我去四川20多次，跟踪采访70多位汶川地震子女伤亡家庭再生育妇女，为她们建立影像档案，在我的视野里，有哀伤，有感动，更有不屈。

地震现场，我选择做单纯的救灾报道

汶川地震第二天，我赶到震区，目睹丧子父母的哀伤与绝望，作为一名《中国人口报》的摄影记者，我当时想用影像记录他们，但摁了几下快门，泪水便模糊了双眼，再不忍心用镜头去刺激、伤害他们。于是我放弃了拍他们的想法，开始拍摄单纯的救灾报道。

丧子家庭再生育问题需关注

2009年春节前，一次小聚再次勾起我用镜头记录汶川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孕妇的想法。恰逢国家在地震灾区实施“再生育全程服务行动项目”，这也是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一件大事。那年春节过后，我得到国家人口计生委科技司的支持，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去四川。

在我跟踪采访70多位汶川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孕妇的过程中，说心里话，拍她们时，我自己挺痛苦，每去拍一次，我就会想起在北川采访的情景。2008年，从四川回来后，我几乎天天做噩梦。这也是我为什么去记录的原因，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我用镜头记录的这份“再生育档案”是一份特殊档案，它无声地记录着一个个不寻常的“故事”。

用镜头记录再生育母亲

2008年“5·12”地震时，我初次接触那些丧子家庭，他们情绪非常糟。只要有人提起他们的孩子，他们立刻情绪失控，不停地哭。2009年4月，时隔近一年，我去都江堰拍摄时，当地朋友仍一再叮嘱我，不要与那些丧子父母提起地震中逝去的孩子。因此，我只能对他们说，我是为国家“再生育”项目拍一些资料，一点孩子的问题都不敢提。在北川时，情况稍好些。拍摄前，当地计生委已做好安排，提前将孕妇的情况介绍给我，同时替我给那些再生育母亲打好招呼。尽管如此，我没选择让她们聚集一起，仍采取去一个个家庭拍摄的方式，唯恐她们一起聊天时谈到彼此失去的孩子，导致情绪不稳定。我选用哈苏和禄莱相机拍摄。在室内，仅借助自然光，并不特意布光。因为任何刻意的布置都可能让母亲们变得敏感和不自然。每到一家，我并不是马上开始拍摄，而是先与她们聊天，说点开心事，让她们放松。

有了孩子就有希望。那些家庭通过再生育一个孩子，彻底改变了震后的精神状态。地震后，我认识了什邡市湔底镇双流村计生专干方远凤。2009年，方远凤从失去爱女的痛苦中逐渐解脱出来。这位坚强的女性在临产的当天上午，还挺着大肚子到再生育对象家里做工作。一个小生命的诞生，让方远凤焕发出新的光彩。

2010至2012年，我再去回访时，这些再生育家庭都搬进新居。因再次生育孩子，很多再生育母亲与地震时相比明显变了个人，她们微笑着给我端茶倒水，给我糖和腊肉吃，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的喜悦。汶川地震5年后，四川灾区拟再生育家庭几乎全部实现了再生育孩子的愿望。截至2012年7月底，3335个婴儿健康出生。 在那5年中，我接触到许多再生育孕妇，她们再生育之后的情绪、身体及生活状况，都有了很大改变。作为一名《中国人口报》摄影师，我衷心祝福每一个再生育家庭幸福美满。

秦楼（《长株潭报》图片总监）: 拍玉树，应保留生命尊严的底线

如果时光倒流，再回到汶川和玉树灾区，我认为，在一个人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一味地求全而忽略细节注定要失败。背靠重大新闻背景，摄影记者通过一系列细节去还原整个新闻，所呈现的作品将更有力。学会从多样化的角度探索真相，用照片讲述观点，用镜头传递思考：为庶民立像，为历史存照。

一次错失细节造成的遗憾

图片是一篇只有画面的文章，当发生在眼前的情景没有看透之前，它是片面的。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徒步前往映秀，在漩口镇道路的那个拐角上，程祥林出现在视野里，远远看去，以为他背着伤员往外走，可当看清后，才发现背在他背上的是具遗体。心里承受力低迫使我在这位伟大的父亲面前哑口无言。直到后来才从贺延光的作品中读到这位父亲的故事。在众多惋惜和批评之中，我才明白：大灾难里面的一个个鲜活故事和片段组成一个完整的新闻事件。

抓住细节，守住生命尊严的底线

从汶川回来，哭了。见过太多灾难，也记录下很多悲欢离合。从心痛到麻木、迷茫和恐惧，再到感知生命的珍贵与脆弱。

两年后，《潇湘晨报》再次派我前去玉树地震灾区。废墟面前，我少了一些茫然，多了一份沉重。2010年4月17日，我第一次感受藏族人的葬礼，那也是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经历。来自四面八方的喇嘛和人群往扎西大通聚集。高原上的人顶着天，在颤抖的大地废墟中依然站立。近千名遇难者的遗体从寺院转移到这里火化。哀伤的氛围在僧侣们的诵经声中弥漫开来。在两边山坡上走了几圈的我喘着粗气渐渐冷静下来，怎样才能留住这宏大而悲壮的场面?怎样才能留住现场强烈的哀思？山坡上，几名僧侣忙碌着，不时地往火焰中抛撒着物品。当几名红衣僧侣缓缓走上山坡，手上那洁白的哈达映入眼帘，此后我就没让它们离开视线。我在红衣僧侣们身后10多米的地方开始拍摄，一边往前冲一边从取景框中调整角度，直到哈达在空中划过一道道白色的弧线，消失在鲜红的火焰中。

后来，时任潇湘晨报社总编辑的龚晓跃在文章中写到：“我常常对同事感叹：新闻有幸，黎民何辜。每当灾难降临，我们这些做编辑做记者的，总是人格分裂，一方面悲伤不已，一方面跃跃欲试，试图扛住所有的压力去追问真相，去质疑错失，去记录直达心灵的瞬间。当年的汶川，如今的玉树，许多记者采访归来后，都要接受心理干预。而秦楼这张照片，没有给我这种冲突的煎熬。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我分明感受到了由那个背影和那条哈达传递出来的平和的宗教的力量。亡魂在熊熊大火中得以超度，精神上的守望和对信仰的执着却得以永生。”

在大灾难新闻面前，直面死亡是件考验勇气的事，西方媒体在新闻伦理上已有无数争论的典型案例。视觉暴力或传播美学的考量与选择，往往是按下快门一瞬间的闪电般抉择。战争灾难和自然灾害间存在区别，罗伯特?卡帕那样的无畏成就了决定性瞬间，唤醒人性。而在灾难面前，我认为生命的尊严是东方文化中应该保留的底线。

吴芳（《合肥晚报》摄影部主任）：在雅安，镜头呈现责任而不是艺术

为何选用档案式报道？

作为摄影记者，究竟该与灾民保持何种距离？究竟该为灾区做点什么？ 2008年汶川地震后，“面对灾情，摄影师进入现场究竟要做些什么？”这问题常常萦绕心头。

雅安地震当日，《合肥晚报》派一位摄影部记者进入灾区。而我则被安排21日晚去成都。这段时间我并没闲着，一直在考虑这次去准备怎么拍？可否通过报道为灾民赢得一些捐赠？近来年，某些慈善机构出现种种问题引发信任危机。我想如果报社能做出让客户心动的报道，捐赠或许能直达灾民手中。20日中午，我将想法与报社广告部同事沟通，一拍即合。对报社大客户调研的结果证实了我对当下慈善困境的判断：报社客户中有很多爱心企业、人士愿意为受灾同胞提供帮助，愿意通过透明、直接的方式将捐赠送达灾民。在所有的报道中，档案式报道最直接，这是我选择这种报道的重要原因。

我抵达震中芦山县时已是4月22日中午，而救援基本于地震发生第二天结束。在抵达震中龙门乡后，我一边抓取报纸需要的画面，一边做计划中的档案式灾民样本报道。我选择了20个家庭，对每个家庭我都进行沟通并说明拍摄意图，随后了解家庭损失状况、人员构成以及经济来源和联系方式，并进行记录。选择受灾家庭的原则源于两点，首先对方同意我拍摄，其次受灾家庭的损失相对严重，经济状况相对较差。这组图片的拍摄完全以样本式调查呈现，我将它当成一个镜像式的重复，但绝不是创作和艺术照片。

用镜头呈现责任

一组图好坏与否，尤其是灾难图片，我们千万不要用艺术眼光去判断，要注重摄影师拍摄照片的目的以及照片的真正作用。

4月24日，《合肥晚报》以两个通版刊登《震中家庭档案》，8张图片以环境肖像的形式呈现灾区情况。当天下午，一家房地产企业与报社联系，捐赠20万对口支援这些家庭。4月25日《合肥晚报》再次以两个版刊登6个家庭，并在头版以《我们在寻找一双温暖的手》进行头条导读，第二天下午即收到另外一家企业的20万对口援助。截至目前，这组图片已经募集到50万捐款，其中30万已经于5月10日送达雅安，分发到15户灾民手中。

当然，这组档案式报道在拍摄过程中我除了对受访的家庭进行详细采访外，还请文字记者配合协助。作为摄影记者，我认为在此时镜头呈现的完全是责任，而不是所谓的艺术。

如何看被“拷问”的环境肖像?

雅安地震发生后，环境肖像《屋虽毁，家仍在》和《芦山震区肖像》遭遇热议：摄影师是否涉嫌消费灾民？拍摄时机是否恰当？在灾区能不能拍摄这种肖像图片？

我认为，成熟的摄影记者在面对新闻事件时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拍，然后才是怎么拍？如果仅仅做简单记录，绝对不是一名好摄影记者。一千个摄影师面对同样一个新闻事件，会有一千个想法，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想法去驾驭别人的想法。

都市报的机制决定了摄影记者必须以最快的节奏完成灾区信息的传达，而不是慢条斯理地去打磨。严格意义上说，我这组图片有很多缺憾，比如摆拍，还有光影呈现不够好等。如果谈到影像质量，摄影记者也可以扛着灯光，带着助手和测光表，很专业地进行精雕细琢，对这组环境肖像进行影调、质感、色温、气氛的有效控制。但当你面对灾情，你不可能这样去做。

据我了解，《屋虽毁，家仍在》和《芦山震区肖像》两组图片在遭受质疑的同时，也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我们在“拷问”两组图片的艺术性和摆拍的时候，不要忽视它的社会作用，这才是它的真正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