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北京青年报》“口述实录”18年

来源：《中国记者》杂志

“口述实录”是《北京青年报》最长寿的栏目，已有18年之久。也是国内平面媒体开设较早，持续时间最长，拥有广泛阅读者的栏目。一个18年的栏目，背后有怎样的故事？

再过一年，我在《北京青年报》做记者满20年。我主持的“口述实录”作为《北京青年报》最“长寿”的栏目将满18岁。这些年忙忙碌碌，其实很少有时间去回想“当初”，比如怎样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又怎样一路走到今天。曾经有很多机会面对我的同行，很幸运地接受他们的采访，寒暄之后，面对他们，我这个受访者突然陷入无话可说的尴尬，那些看似精心布局的职业规划，在我，似乎并不存在，我只是凭着爱好和兴趣走过这些年的职业生涯——我应该属于那种幸运的人，个人爱好和理想刚好与谋生的职业契合为一体。因为知道自己幸运，于是格外珍惜这份工作。

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翻看了之前写过的书。这些书中所有故事的开头都很相似，陌生的人在陌生的我面前坐下，或平静或激动地诉说一些爱恨悲欢。所有的故事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情感”，当年，也曾一度叫做“隐私”。

“最初的故事，是在街上堵来的”

18年前，离婚是一件非常私密、几乎见不得人的事，而“隐私”这个词在大家的意识里，更容易和很多不干净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我的第一本“口述实录”《绝对隐私》最初的故事，是在街上“堵”来的。

1997年6月23日，我一大早跑到北京建国门外街道办事处大门口等着——这是第三天了。我想采访别人的情感经历，可是没有人愿意对一个陌生人倾诉，何况面对记者。我不知道合适的采访对象应该是什么样，但这一天恰好是办理离婚手续的日子，我想，应该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分子吧，虽然，那时候离婚率远不如今天这么高。

我询问了很多对夫妻。从这个门里走出去，他们就不再是夫妻了，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之前有怎样的恩爱生活，之后又将各自去往何处？他们都不想说，连此刻的心情也不想说。直到我看到那个站路边抽烟的小伙子。他穿蓝T恤，表情平静，眼光温和。我就问他是不是在等人。他用排斥的目光看我。我递给他一张名片，说我是记者，今天不是好日子，你愿意聊聊吗。他点头，说是来离婚的。我们就这么聊上了，他告诉我，他在机关里当公务员，老婆在外企，俩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就结婚。女方挣钱比他多，感情慢慢有了变化。他买不起贵重的礼物，她就给自己买了个钻戒，天天在家戴着，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老婆嫌你窝囊，挣不来钱，哪个男的受得了这个啊？于是他主动提出离婚，她表示无所谓，就搬回娘家去住了。今天，两人打电话约好时间，来这里办手续。谈话就到这里，因为她来了。“我们的照片都撕了，就剩一张两寸免冠照，留着贴离婚证的。”小伙子说完就走了，我连他姓名都不知道。

18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对“隐私”的认识，已经非常健康。那些没有说出来的心事，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也许就是平和的隐私吧。就像英语里隐私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中性词一样，无关罪恶。

18年走过来，我有时候想，这真是一个缺少奇情的时代，奇情往往动人，可这18年来我采访过的那些人的情感故事中包含的人性本质，竟然没有改变，只不过因为物质的更加丰富和社会的发展而变换了背景连带着变换了某些细节和道具，仅此而已。

这么多年过去，我常常会在某个场合因为某个契机突然想起当年采访过的某人，这些年他或者她过得好不好呢？

“都是巧合”

我成为记者，以及后来做情感口述实录，出版《绝对隐私》，都是巧合。

大学里我学审计专业，毕业后在国家机关、广告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这些地方辗转。26岁时决定改行。当时算是怀抱理想主义吧，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充满诱惑和冒险的乐趣。

1995年《北京青年报》招聘，我考得很好。但是录取的人中并没有我，也许大家看我不像能做记者的人吧。

转机来自我实习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发在每周五《青年周末》头版，叫做《笼子里的金丝雀》。这篇写了四个全职太太的生活，用的方式就是口述实录。我的主题是想展现这一特殊群体的时尚生活，而这种时尚生活未必是大多数年轻女性愿意选择的。

看到这篇文章，报社的副总编何平平给我打电话，说非常抱歉没有录用你，很可惜，你回来吧。在北青报开始写专栏，做情感问题的调查，也是偶然的灵感。当时有两本书启发了我，一本是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写的《我的日记》，是她在美国报纸上的专栏合集，非常个人化的口述史。另一本就是获得普利策奖的斯特兹·特克尔的《美国梦》，国内翻译叫《美国梦寻》，记录了100个美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和梦想，也是口述体。

当年，我被深深打动。这样的口述实录，呈现了生活的原始状态，如果持续地做下去，积累多年以后，就是记录社会变化最珍贵的第一手素材。我想做这方面的尝试，机缘巧合，我有了一个课题叫“当代中国人情感状态个案调查”。这个课题做到今天，我乐此不疲。

“采访15个人，才会写出一个故事”

感谢我的工作，让形形色色的人对我敞开心扉，也让我走进他们的生活。

很多采访对象后来成了我的朋友，这种关系很微妙。曾经有个悲痛的女人来找我，我们谈得很深入，她趴在我怀里哭，聊完之后拥抱告别。我答应她不公开这个故事。

后来过了七八年，我们再次见面，她已经嫁给了一位法国人，有了可爱的女儿，过得很幸福。她介绍我认识她丈夫，我们三个一起吃饭，饭桌上我和她经常相视而笑。要知道此时此刻，这张桌子上有两个人共有一个秘密，而第三个人不知道。吃完饭她又过来拥抱我，她丈夫说，你看她已经习惯我们法国人的礼节。当时我心想，你不知道，多年以前我们就抱过了，我是她生命中隐藏的朋友。看着曾经那么悲伤的一个人，慢慢站起来，穿上漂亮衣服脱胎换骨，这种成就感巨大无比。人生真的很美好，可以用漫长的时间去检验一份友谊，一个承诺。

这就涉及记者职业道德的问题。我的职业是写下我的见闻，发稿是我的谋生方式，可是一个陌生人经过很长时间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千方百计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坐在我面前讲出他的故事，最后希望我不要写，不要公开发表，他只是想说说。这种情况怎么办？这种时刻总是特别考验人的定力和功利心。有些故事，即便当作小说的素材，也会石破天惊，何况一切都是真实的，就更加石破天惊。但是我必须放弃。每次去采访前我都问自己，能不能做到只听不写，纯粹和对方聊天，聊完之后把一切掩埋在心里，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回家？如果不能抵抗这个诱惑，就不要去听。我平均要采访15个人，才会写出一个故事，另外14个会淘汰掉。这样的访谈做了十几年，我一直遵守承诺。

其实我是这份工作中最大的受益者，每一次采访，都让我重新做一次人。如果说上帝只给每个人一种生活，我就是被上帝厚爱的那个人，可以经历成千上万种生活。这份工作做到今天，我增加了很多阅历，获得了很多认同，也在其中成长、成熟，这都要拜我的采访对象们所赐，他们塑造了我。(作者是《北京青年报》“口述实录”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