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键维度【2】

中国的民族格局

近年来，中国的涉藏和涉疆问题，时而会引发西方媒体的渲染与误读。

西方学者将当代中国看作是“伪装成现代统一国家的帝国”，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国“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与西方的民族传统并不相容。文化学者汪晖曾说：

在当代世界，中国很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仍然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或王朝的幅员和人口构成的社会，但它早已不是清王朝，而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于许多西方人而言，如何叙述中国这样一个不但多民族、多宗教而且多文明的跨体系社会〔trans-systemic society〕始终是一个问题。

在民族问题方面，中国若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突破西方理论的成规。因为倘若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标准模型”，中国的多民族现状就成为一个根本无法解释的“异类”——中国似乎根本不成其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或“现代国家”。

事实上，中国历经数千年而形成的多民族格局绝不可能是“异类”，费孝通先生早已论证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至晚在清代，通过和亲、通婚、朝贡贸易、支援发展等形式，中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一个容纳着多种文明的富于包容力的弹性社会。

对于强调“与异教徒势不两立”的西方基督教传统而言，“和合”与“包容”的中华文化确实不容易理解，而这也正是中国在对外建构话语体系时所应该着力之处。

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西方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与冲突，这也正是西方媒体今天用怀疑的眼光审视中国发展的根源。不过，稍微公正的西方人即会发现，中国的对外政策向来是与他们有所区别的。在回忆中美建交的过程时，美国前总统卡特曾经透露了美方的一个重要考量：

有了中国这个朋友，还会有个很有意思的潜在的好处，那就是它能悄悄地改变我们本来很难与之打交道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态度。多数的革命政府当然不会自然而然地倾向美国，苏联人经常有办法建立新的关系——大部分是通过向他们出售武器。中国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信誉非常好，我们把同中国的合作看成是促进和平和加深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相互了解的一个途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恰恰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对外政策出发点。在2009年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这样概括中国的软实力：

所谓中国软实力，我以为就是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的尊重，就是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要尽力帮助它们。

不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不通过掠夺别国来发展自己，真诚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化而非只是倾销工业品，这正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观。2010年在接受笔者访谈时，时任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曾经讲述了富有说服力的鲜活事例：

有一次我与欧盟驻利比里亚的发展援助代表聊天，我问他们的休假制度怎么安排，他告诉我说，他们所有的援助专家三个月要回欧洲休一次假，每一个专家来的时候可以有三个集装箱运自己的家具，往返都坐着飞机头等舱，然后住着当地最好的酒店，这些钱花的都是本应援助当地的经费。与他们相比，我们中国专家和工人的待遇根本没法比，我们是带着感情做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