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关键维度

19至20世纪之交，一些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的学术著作时，曾经大量借用中国汉字中的原有词组——今天随处可见的政治、经济、科学、民主、社会、个人、国家、世界、民族、阶级等词汇，大多源于日本学者当年的“借壳上市”。

辛亥革命前后，不少中国青年负笈东瀛，上述“知识舶来品”便逐渐“出口转内销”，以至后来在中国广为流传。据统计，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有280个关键词来源于西方。鉴于西方概念在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历史学家杨念群曾经如是评论：

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

当然，别人的命名系统若能解释中国，也无可厚非；一些外来词语能够落地生根，或多或少都意味着与中国的现实发展有所契合，或者至少正在融合之中。然而说到底，中国与西方，自然禀赋不同、文化背景有异、历史命运殊途，很多看似中西互通的词汇与概念，背后其实包含着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脉络。正如历史学家罗荣渠所言：

汉语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因此，用这一种语言来翻译另一种语言的术语时，常常词不达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解释清楚当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厘清中西之间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在话语体系上摆脱对于西方理论的依赖与膜拜。那么，从历史文化背景出发，中国的话语体系应该从何处着力建构？笔者不揣浅陋，试从以下五个方面抛砖引玉。

中国的农业社会

1945年春，在会见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时，毛泽东道出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现实——那何尝不也是今日中国最重要的现实：

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居民，农民。在中国的4亿5千万人中，他们至少占3亿6千万。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商人、资本家仅仅是上层的少数。农民就是中国。像中国这样大而落后的国家、不可能很快就改造好。在未来的长时间里，中国必然是农业占优势。因此中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基本问题。

乡土社会是中国的基本特征，这个问题非但毛泽东看得清楚，就连美国领导人也看得清楚。1946年，杜鲁门总统将马歇尔将军派往中国调停内战。据《杜鲁门回忆录》所载，杜鲁门和马歇尔很快就发现，固守城市而放弃农村的国民党军队必败无疑：

蒋介石的司令官是很不中用的。他们有一种想依靠筑有城墙的城市的变态心理。他们认为空旷的地区是危险的。空旷地区本是他们应该驻扎的地方。但是他们认为一个有城墙的城市妥当；因为他们能够看见人们进来。自然，没有人来，他们就住在城里。共产党切断了他们的交通线，破坏了他们唯一的铁路线……

毛泽东、杜鲁门和马歇尔都读懂了中国的现实——在乡土社会的中国，不论是战时还是战后，城市与农村永远都是无法割裂的整体。今日中国的很多问题，特别是一些广为西方舆论所诟病的所谓中国人的“素质问题”，都与乡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尚未彻底完成直接相关。

如何将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特征表述清楚，为中国发展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这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一大挑战。

中国的政治传统

一些西方学者惯于在“集权”的框架下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认为中国只是靠着集权的强制性力量才将地域广阔的领土拢在一起。

然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并非历史偶然，而是孕育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传统。早在先秦中国，农耕文明即面临着来自于天灾人祸的威胁——天灾主要是江河水患，人祸主要是诸侯战争。因此，当梁襄王请教孟子“天下如何才能安定”时，孟子的答案言简意赅：定于一。

对于“小国寡民”的欧洲传统而言，中国的“大一统”格局的确是令人费解的。然而，“大一统”格局能够在中国存续千年，绝不可能是单凭强力所能维持得了的。即便在当代，中国依然存在着复杂而广泛的地方分权与内部竞争，绝非“集权”二字所能概括。

对外阐释中国在“大一统”格局之下的竞争、多元与开放，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深层使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