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三：公共电视的现况、历史与未来

人民网7月19日电 2013第四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于7月12日至24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本届大讲堂邀请50多位传媒领军人物，一线编辑、记者、主持人和著名专家学者，为来自全国130多所高校的近350名学子讲授传媒业改革创新的经验与教训，帮助学子们了解传媒业界和学界的最新发展动态，深化对传媒业和新闻传播学科的认识。以下为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7月17日在第四届中国传媒领袖大讲堂上的演讲。

冯建三的演讲以公共电视的现状、历史与未来为主题，力图主张、创造、捍卫、扩张一种世界观与价值：多则去商品化，少则减少或控制传播的商品化，并提出在传媒体制变化中，PSM即公共传媒体制必须作为重要参考。

冯建三首先介绍了公共电视在欧美韩泰的不同诞生与死亡方式。举世第一个PBM即BBC及其宗亲的诞生是由政治决定的，由于传播具有浓厚“外部性”：经济之外，传媒具有重要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意义，构成了市场失灵，导致了BBC的诞生。这种现象在美国的表现是，美国的无线电视虽然私有，但高度管制，即部分电波去商品化，商品化电波的“使用权”，必须符合public interest, convenience, or necessity原则，外国人产权上限25%。表现在欧洲是：国/公有公营，些许商品但不营利。

泰国在经历2006年9月19日的军事政变后，吊销总理Thaksin家族的ITV执照，转型为公视，由此泰国2008年产生了亚洲最年轻的公视。南韩的情况更奇特，经历暗杀、政变、1980光州残暴镇压，军管变国有到公共，产生了南韩的公视。公视在30年来，只有法国TF1私有化，希腊应是有惊无险。

什么是公视（PSM）？冯建三从频道与制度的六个面向进行了介绍。第一，财产权与创办宗旨是非营利的，PSM一定不是私人的，一定是非营利机构，但并非所有非营利传媒都是PSM。第二，经营管理团队有四种范式，包括行政权挂帅(如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法国)、“专业”模式（如BBC）、国会/比例代表制（如欧陆常见联合政府，意大利）、公民/社团模式（如/公会、宗教、消费者、种族等），四种模式不必然冲突，是相互渗透的。第三，财政来源，变化最大。包括政府拨款、执照费、政府拨款＋执照费、政府拨款＋广告费、执照费＋广告费＋政府拨款、完全依赖广告等形式，财源不同，节目表现可能会有差异。第四，从业人员规模与节目制播，通常员额众多，虽有政治压力，但内制规模仍可观；原因可能是（广电）影音生产的有效范式需要双元构成，常有一或数个主流机构与数量庞大的“独立”公司，前者经常同时由控制发行（播放）管道的机构拥有，后者则在政治与科技条件变化后雨后春笋般地浮现。第五，营运资讯透明以示负责与周知社会，包括质化资讯：自我评鉴、得失成效、年度工作目标与短中长程愿景、听众观众参与及意见处理；量化资讯：各种数据比股票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详尽，各种节目的时数、比例与成本人事资料等。第六，节目（内容）表现要实现两种要求的平衡：包括收视率与收视质（欣赏指数）、欲求与需要、迎合与导引、纵欲与培育、短期与长期等。

在谈到公共电视历史当代与未来的意义，冯建三指出很多公共事业都在被私有化，但公视却一直没有被私有化。“如果是频道稀有，以前不会有，未来也不需要公视。”私有的公共信托模式持续，在美国表现不佳，同时公视是西欧数字化较快的原因之一，亦即公视符合经济逻辑的需要。1994-2004十一年间，所有中国期刊共有13篇文章主题出现“公共广播电视”，其中每年份的数量最低为0篇，最高为3篇，年均1.2篇。到了2005年上升到9篇，2011年则高达26篇，七年间计有119篇，年均17篇，这说明公视在中国被讨论和注意了。“但大的体制方向应该怎么变，仍需要大家的思考。” 冯建三说道。（张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