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高手与舆论大师【2】

新民丛报

三

梁启超亡命日本之后复以言论为业，于1898年年底创办《清议报》于横滨。在解释《清议报》报名时，梁氏说是为了“维持支那之清议”，似乎与在国内所办的《时务报》一样是士人清议的机关。但从所刊的文章来看，该报主要是为了抨击梁所称的“伪政府”，对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毫不留情。概言之，《清议报》之宣传要旨乃是“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清议报》的编辑水准较《时务报》有明显提高，其栏目丰富、门类清楚，内容有评论、新闻、小说等，办有中文报刊上最早的时事短评专栏“国闻短评”。主编梁启超以哀时客、任公、饮冰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笔名，撰写大量社评，为该报第一撰稿人。

由梁启超撰写、刊1901年12月21日《清议报》第一百期上的《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实乃一篇新闻学、报学的经典文献。在这篇长文之结论部分的前半段，任公曰：

“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以上高论，是国人最早关于“党报”的创见。

上文的第二部分“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中，梁启超主要围绕四个“关键词”展开论述，即言论自由、耳目喉舌、报馆责任和报章良否的四条标准。以下为笔者摘录的梁氏经典话语：

“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校报章之良否，其率何如？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若是者良，反是则劣。”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继《清议报》而在日本创办的半月刊，为梁主持报刊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刊物。1901年，《清议报》停刊。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续创《新民丛报》，历时六年，共出九十六号，编辑兼发行人署冯紫珊，实为梁启超负责，刊物上重要文章大都出自梁氏之手。《新民丛报》力图摆脱党报色彩，注重向国民灌输新思想、新观念——即所谓“新民”（但就其本质而论，它与《清议报》一脉相承）。

初办时，强调“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主张“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开办当年，共辟24种栏目，发表各种文章、资料340多个篇目，其中评介或涉及西方意识形态的占一半以上。从创刊起，即发表梁启超的《新民说》，全文10万多字，连载34期，堪称中国报业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代表性“鸿篇巨制”。

梁文《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见《新民丛报》第一号）是我国近代舆论研究中的第一篇专论。任公认为，舆论是“国民多数之意见”，但它又是无形的，报刊成为它的代表。可以“造舆论”。历来的大政治家、豪杰，都非常重视舆论，“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而要实现这三者，必须有大勇、大智、大仁。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7期上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中，提出了影响深远、流传至今的报馆两大天职说。梁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简言之，报馆的两大天职即“监督政府”与“向导国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舆论监督、舆论导向等意思。梁氏之新论，比他在维新运动时提出的报纸替皇帝“宣德达情”的主张，显然有了一个大的进步。

《新民丛报》提倡运用西方理论观点，改革中国的旧史学、旧文学。其“小说”栏，长年刊登新体文艺创作和译作。设“海外奇谈”等栏目，大量介绍科技新发明、新知识。刊物首载“图画”专刊，登载世界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图片。

刊物没办多久，就风行海内外，有的一期辗转翻印10多次。清廷严禁，也不能遏。畅销时，印数逾万份。《新民丛报》不仅是改良派最重要的机关报，而且也是一份读者面广的大型综合性期刊。胡适在回忆少年时阅读《新民丛报》时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1905年前后，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政治大论战。《新民丛报》力主“保皇”，鼓吹“开明专制论”，被《民报》等报刊批驳。

四

1915年1月，《大中华》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华书局发行，梁启超任主任撰述。创刊号在“第一期目次”后称：“按本志特延梁启超先生主任撰述，研究政治上、军事上、社会上种种问题，论述世界大势及各国国情，内容丰富，名重一时，第一册印二万册，未出版以前，预定者业已纷纷，其价值可想见。”可窥探中华书局对《大中华》的重视和对梁先生的推崇。

杂志对内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对外揭露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侵华亡华的野心。发刊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也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世凯帝制自为之时，对此梁启超都有雄文论及。

5月9日，袁世凯公然承认“二十一条”，帝制自为；8月20日，《大中华》第1卷第8期发表梁启超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言“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此文发表前，袁世凯已有所闻，曾托人贿梁20万元，“令勿印行”。遭梁拒绝，继又派人以恐吓手段威胁。梁启超没有屈服，并以稿示袁。梁在致女儿的信中说：“除非天夺吾笔，使不能复属文耳。”表现出“言论界之骄子”的良知与天职。

袁无奈，只得加强对梁启超的监视。袁世凯大概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梁启超并没有停留在口诛笔伐上，而是在暗中做武力讨袁的准备。在讨袁的活动中，蔡锷是一个关键人物。蔡锷于1914年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回到北京。梁、蔡乃是师生关系，袁世凯特别警惕他们之间的联合，但蔡处处谨慎小心，佯装一副赞成帝制的样子，终于摆脱袁的监视“称病离京”，尔后秘密潜回云南。蔡锷一到云南，立马联络旧部发动云南起义，护国之役爆发。

（作者单位：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闻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