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探究公共新闻的“本土化”【2】

3.精英证言提升公共话语理性和影响力

南周素来强调以“精神缘”会友，其知识型读者思想活跃，具有较强的社会行动能力。细心观察其评论版不难发现，普通公民见报的都是一些三五百字左右的“豆腐块”文章，而政府官员、各行业专家学者等精英人士依然被视为“座上宾”，占据讲坛的主导地位挥洒宏论。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是否与“公共新闻”的宗旨相背离？对此，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

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来各种新事物和矛盾不解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可供探讨的议题。而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是分工越来越精细，公共议题也绝不只局限于“民生”这一块，很多议题带有强烈的专业性。想要从本质上厘清问题的性质和价值必然需要专业知识的积累和长期关注。而这恰恰又是专家学者们的优势所在，于是精英们走上媒体的言论讲坛。

评判这些精英发言是否具备公共性不能因为他们的身份而产生思维定势，而是要看他们的言论是否真心关注公共事务，还是仅仅出于拥有知识话语权的自我炫耀，简而言之，他们是否是携带着自己的专业知识走进了公共领域。纵观南周评论版，除了“大参考”多半是从纯专业角度论述时局为政府建言献策之外，“自由谈”专栏里的精英学者也不光是从自己的专业知识角度出发解读专业性的公共议题，更多地时候，他们只是出于常人的情感关怀阐释社会热点或自身经历背后的哲学，带读者领悟生命的意义、生存的价值，他们的言论就如同黑室明灯，在你疲惫迷茫的时候向你呈现生活的美好本质。

提倡公共新闻的目的是通过对话加深不同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力求对公共问题的解决达成共识。必须清醒的是，虽然有些问题公民的确可以自行解决，但还有许多问题则需要从更高的层次加以理解，相较于普通民众，精英人士的理性发言或许能够比公众的大声疾呼更容易引起决策层的重视，客观上加快问题的解决。因此，我们应该抛弃那种愤世嫉俗的观点：如果专家踏进公共领域即使不至于完全损毁也必然会影响公众对公共问题的表达。

四、“非典型样本”的相对优势

如果把报刊评论版这块思想交流地看作公共新闻的“非典型样本”，那么在当下中国社会语境中是否存在一种公认的“典型样本”呢？近几年风生水起的网络论坛、电视群辩式节目都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新闻把关的垄断，体现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共性”。

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以及自媒体的兴起，传媒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网络话语场中，原来那种以身份地位为参照的垂直权力结构逐渐让位于以个人选择为基础的横向结构。任何新闻事件都被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

网民们能从任何一个节点进入共同分享同一事件并参与叙述。如此，原本处于不同阶层的分散的主体，被聚集在一起，相互激发起介入公共事件的热情， 这种关注热情借由技术的“赋权”时常还具备了影响现实生活的能力。近年来诸如“宜黄血拆”、“微笑局长”等多起热门新闻事件背后都可以看到网民们通过推特、脸书等新兴媒体积极关注并推动事件的发展。

这一切，似乎都更接近我们关于的“公共空间”理想。然而在“众声喧哗”的背后新兴媒体本身也隐藏着与生俱来“原罪”，在某种程度上消解着公共性。

首当其冲的便是网络交流表达中的随意性。由于不是面对面的交流，网民们极易忽略谈话该有的责任素养，一些狂热情绪似乎变得合理化，大家都爱“吐痰”， 网络论坛变成一个“负能量”的集结地，更多的公共话题也就消逝在人们透支的愤怒中。

此外，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兴媒体中也存在一批设置议题、引发话题的意见领袖。只是他们身份来源更加复杂，有相当一部分是影视明星或商人，他们时常会因为触及敏感话题转而在商言商，或是无意于公共事务只专注于自己的小圈子，更有甚者无法拒绝现实名利的诱惑而沦为广告商的代言人。网络论坛经常因流于琐碎而变得缺乏生命力。

而以这些“短板”来反观我们的“非典样本”，南周评论版的优势则凸显出来。

在一个人人都能有“麦克风”的时代，声嘶力竭的喊出自己的观点固然过瘾，但拥有互相倾听的耐心更难能可贵。相较于新媒体个人表达的聒噪和急切，“非典”样本更多了一分从容和理性。得益于编辑的筛选和报刊严肃的风格，单纯情绪宣泄的言语自然被拦截在版面之外。即便话题是局限在个人生活困惑层面，那也只是平和的诉求，和“戾气”不沾边。面对飘着墨香的白纸黑字，拥有话语权的精英群体也更能静心立说成醒世之言，而不易受名利的裹挟与表演欲望的诱惑而成为人人喊打的“砖家”。与此同时，在“信息爆棚”的时代， 我们常常缺的不是信息而是知识，我们更需要一种对事物的确定性和对价值的牵引。而南周评论版上那些由本报评论员执笔代表本报观点的专栏，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拨开迷雾，为新闻事件定下一种“基调”。曾记得08年面对惨烈的汶川地震，“方舟评论”的那篇《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以坚毅激昂的笔调回顾祖国历史的坎坷，并让我们坚信“多难兴邦”的道理。在灾难迷茫中，人们尤其需要一种向上的引力。长此以往，在理性的引导和平和的协商中，叫嚣有余理性不足的“乌合之众”将逐渐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

此外，国外发起的那些著名的公共新闻运动案例背后往往都有着雄厚的资金支持。国内也曾经发起过诸如“媒体市民听证会”、“电视公开演讲竞选”等具有“本土公共特色”的活动，可现实环境以及资金的掣肘注定它们无法成为我国公共新闻的常态。而相较于媒体针对某些特定问题临时发起的讨论组，报刊评论版提供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可以长期维持讨论并不断拓宽话题范围，有助于在不同群体间发展一种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关系，而不是讨论完毕再也见不到彼此的陌生人，而且由于成本的低廉也具有持久的操作性。

结语

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新闻场域从来就不是一个波澜不惊的港湾，它与政治场、经济场、文化场、知识场以及自身内部之间都存在着大量的角力斗争。

作为一种“舶来品”，公共新闻要“落户”中国切不可忽视我国的政治体制以及文化背景。必须清醒的是，每一种实践形式都是优势和“短板”的结合体，不存在一种完全标准的实践形式会如同动力装置一般，往中国新闻的大机器中一放，就能实现我们关于“公共领域“的所有设想。它一定是随着现实语境和客观条件的成熟而不断改进、完善。正如同它的哲学提倡开放、包容，笔者相信，“公共新闻”的中国化路径也应当是多元且与时俱进的。

（作者系：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坦尼 哈斯.公共新闻研究：理论、实践与批评[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36.

孟建，董军.新媒体环境下我国电视新闻的嬗变与发展[J].国际新闻界，20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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