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2】

二、回归历史与社会

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与范式的转变并非单纯自发反省和发展的结果，它是全球政治经济转向中的重要一环。沃勒斯坦曾经提出一个谜题：“正是在二战期间，在物理学内部牛顿世界观在其基础方面饱受攻击之际，在社会科学内部，这种世界观的影响却达到了极点”[15]。欧洲哲学与社会思想的发展向来与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然而当耗散结构理论和相对论对平衡一律的世界观念形成巨大挑战的时候，为什么主流西方社会科学却专注于挖掘各种脱离时空的恒定与普遍的发展规律？这种对发展与规律的热衷又如何被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过程与同时发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否存在关联？

一些学者回到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来回答这一问题，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例如，柯文（P. A. Cohen）曾经指出，将第三世界的近代历史分割为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模式源自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它适应了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意识形态上的需要，被用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落后’和‘未发达’现象的解释。同时它也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说法来解释‘传统’社会如何演变为‘近代’社会”[16]。美国学者雷迅马（M. E. Latham）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中更是详细描述和分析了冷战时期美国为了与苏联革命范式的发展模式争夺第三世界国家而在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界构造出“现代化理论”的过程[17]。作为在这样的知识/世界权力关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冷战社会科学”[18]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主流传播学成了斯姆普森（C. Simpson）笔下的“胁迫的科学”（Science of Coercion）[19]。无论这些解释的说服力如何，他们回归历史与社会权力场域来认识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都是十分具有创见的。中国传播研究几十年来正是在试图发现抽象的发展规律的努力中不但悖论式地成了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文化权力关系的构建者，而且在现有发展模式出现危机的时候，失去了对其从宏观历史与重大而又紧迫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进行反思与创新的能力，从而也逐渐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

我们所说的回归历史并非仅仅指重视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当然这部分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它们有助于在时间的维度上阐明当下的各种媒介与传播问题。然而，我们更愿意强调的是将传播的研究放回到中国人探寻其独特现代化道路的漫长历史中来加以审视的一种思路。这是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观，它一方面排斥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强调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来分析问题，另一方面也强调在内外互动中来理解中国革命与发展的历史，将中国传播问题看作是世界体系结构与意识形态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沿着这样的思路，在中国传播的语境下至少有两个“历史”问题值得重视：

首先，正如林春所言，重新回归历史意味着对中国反抗殖民历程和社会主义遗产进行价值重估[20]。尤其重要的是，这种价值重估影响到对当代中国国家角色的认知，从而涉及到如何理解今天传播领域内的各种原则、现象与问题。霍布斯鲍姆（E. Hobsbaum）将20世纪称作“极端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民主、平等、民族主义等启蒙思想已远播到第三世界，民族自觉与摆脱殖民的革命斗争高潮迭起。刚刚经历辛亥革命失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欧洲内部持续不断的战争烽火和走下神坛的西方文明，开始探寻自己独特的现代化出路。资本主义世界边缘的反体制运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一场寻求底层力量支援的农民战争，这使得中国革命既具有扎根基层的群众路线又具有政党领导并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组织原则。不仅如此，建国后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技术理性和官僚结构也不断面临各种社会运动、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挑战和修正。这样的复杂历史过程绝不容得任何对国家角色和革命历程的简单认定。正如汪晖所言，“在当代情境中，近代传统——包括社会主义传统——事实上有可能被转化为一个批判性的传统，一种重构新的历史想像的资源”[21]。在传播领域，从五四到延安一直得到推行的群众路线（工人报刊、记者下乡、通讯员制度、群众办报）与奉行至今的“党性原则”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逐渐替代和变形？自由主义、专业主义、技术理性等作为指导新闻传播实践的各种意识形态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又有何种实质的诉求？当代中国传播业的发展怎样放在内部的改革和外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互动中来考察？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如何在当代的传播活动中再现？近年来《集结号》、《色戒》、《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等媒介文本不断引发争议，他们都在试图以不同的理解来书写和解释历史。与此同时，将“六十年代”钉在原罪的耻辱柱上的简单做法也开始受到挑战。福柯式的知识与权力关系命题[22]让我们必须重视这些文化传播现象，而如果不回溯到历史与意识形态的谱系中，我们就很难解释，甚至很难察觉这些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离开历史就意味着丧失了重要的政治敏感。

其次，重新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回溯过往来理解和关照当代，它也意味着以一种动态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与传播问题，借此为知识分子发挥超越现实的想像力提供机遇。随着20世纪革命与冷战年代的渐渐远去，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观念与后现代的消费文化都在试图抹去历史的痕迹。“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的呼声大行其道，它们不仅在呼唤一种“遗忘”，更在阻碍一种“参与”。这种“去政治的政治”强大到足以关闭人的自由意志为另类理想社会进行的任何想像。如果有人说，“五四”以来，中国年轻学子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缺乏参与历史建构的意识，恐怕不会引起什么异议。“有没有用”甚至已经成为衡量各种思想和知识价值高低的唯一标准。艾伦?伍德（E. M. Wood）对这种社会思潮的讽刺似乎能给我们一些警示：“它与任何整体的、系统的、结构的、过程的‘宏大叙事’为敌。这种敌意延伸到否定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的观念。然而这却并不妨碍这些思潮将‘市场’看作一个普世的和必然的自然法则，并自相矛盾地阻止任何对这一整体权力的批评。后现代的碎片化和偶然性在这里与‘历史的终结’这一‘宏大叙事’诡异地联接在了一起”[23]。总之，回归历史意味着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时空脉络，并将各种现实问题放入这个脉络中来理解，这是所有批判思想扎实的根基和来源，也是个体寻求自身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

回归历史不仅意味着将传播问题放置在时间的连贯承袭中来认识，它还意味着回归社会的空间场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一种整体性的政治经济取向对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正如戈尔丁和默多克（P. Golding & G. Murdock）所言，这一取向“将大众传播过程的各个层面与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核心要素连接起来”，它主要关注以下三个问题：“传播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与更广义的社会财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状况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平等状况的合法化过程；最后，社会抵抗与政治斗争的源泉，以及挑战与收编的辩证关系”[24]。在传播研究中，无论是行政研究的取向还是批判研究的取向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社会的重要性[25]。这突出地体现在聚焦“制度”、“结构”的抽象演变规律和“国家/市场”的二元论等思维模式之中。一个积极的、蕴含变革力量的社会很难进入传播研究的视野。近年来，国内外的理论家们将社会的视角带入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例如，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 Burawoy）提出并总结了一种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这种思路将社会置于一个与国家、市场相依存但又殊异于国家、市场的首要地位，它综合了葛兰西（A. Gramsci）和普兰尼（K. Polanyi）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葛兰西创见性地发掘了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高级阶段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一个巩固阶级关系和挑战资本主义的重要领域。普兰尼则详述了市场扩张对社会的威胁，并预见了一个应对危机，重新构建自身，并孕育社会主义民主萌芽的积极的社会[26]。在中国传播研究中引入这样一种思路并不意味着西方概念的简单嫁接，而是一种展开研究视野，克服传播研究的沿海－城市－中产阶级倾向（并从全球政治经济和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倾向），将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和文化政治互动纳入思考范畴的一种本土化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将文化研究中的各种概念在中国语境下加以拓展和重塑，从而将对话语实践的考量也作为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