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乌托邦：中国传播研究的想像力【3】

三、探寻主体与价值

用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分析视角来认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仅容易忽视各种动态的社会力量，也难以从更具体的角度理解生产关系与文化领导权的形成过程。因此，当我们不断重复“制度”或“结构”的重要性的时候，当我们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争论不休的时候，如何从“结构的历史”和“技术的历史”回到“人的历史”中，从无休止的制度设计的争论回到动态的历史逻辑中，关注“人民”在历史中的命运变迁，关注他们对结构和历史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传播学的研究中，结构主义的思路专注于传播业内外的权力体系，特别是媒介的所有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及其对政治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在这些论述中，国家、市场与资本力量常常成为天然的主角，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群体、人的实践则往往被悬置和忽略[27]。在一个动态的全球社会中，在宰制的力量越发强大，而抵抗的力量也积极萌发的历史条件下，行动者的重要性理应得到重新重视，作为社会主体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地回到了批判知识分子的视野和书写中。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中，究竟哪些群体，哪些阶层被当作社会的主体和行动者？在文化传播中，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主体是如何被建构和再现的？

今天，欲求去阶级化的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而不得的中国传播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是，虽然“阶级”话语在当代中国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中退场了，但是“阶级”问题本身并没有在现实中消失。相反，“中产阶级”成为市场主义意识形态热衷构建的主体和“市民社会”主人，而为工人和农民作为“阶级”主体存在的政治空间与传媒空间基本消失了[28]。在有关政府部门与一家电视台2009年合制的以“保护农民工健康，防治职业病”为主题的宣传画中[29]，著名电视主持人倪萍身着白绿相间、靓丽整洁的服装，满面和蔼可亲，微笑着端坐在七个身穿黯淡的蓝色工作服，头戴安全帽，脸上、身上沾满煤污，但却同样面带微笑的矿工中间。在煤矿工地的背景下，倪萍与矿工们亲切地恳谈，画面的一端写着“保护农民工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贵州卫视牵手倪萍倾情关怀”。这则公益广告的表面用意自然传达得准确，然而带给我们更大冲击的却是隐藏其中的对不同阶层之间社会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体现为画面的“主角”（倪萍和通过倪萍来表达关怀的官员、媒体、都市中产阶级）与散落在她周围的“配角”（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沟通当中，这种沟通以身份、财富、私人生活、社会地位的差异为前提，而沟通的主题则是“我们”对“他们”的“关怀”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只要稍稍对中国媒体社会新闻报道和评论有所关注的人就应该知道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叙事模式和社会认知。我们想要追问的是，这种“主角—配角”，“主体—关怀对象”的结构是如何在中国的传播与文化实践中构造的？宪法中的领导阶级，如何在现实世界和媒介世界中变成了“弱势群体”？将大城市中产阶级塑造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媒介与媒介从业者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场域中，他们为何如此认识中国社会？

当然，本着“人文关怀”的精神来关注“弱势群体”至少还让下层劳动者出现在了都市中产阶级的媒体当中。伴随几十年媒介商业化过程，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农民、工人被隔绝于传播渠道之外，大量面向他们制作的媒介产品也难以为继，纷纷下马的状况。当然，在国家与市场夹缝中也出现了主流媒体之外的另类传播活动，例如大量工人与下层知识分子的网络表达，甘肃农民自办的《金钟》杂志等等。可以说，在现实的传播领域中，各种关涉文化领导权的行动远没有停滞，问题是传播研究者是正视和关注这些现象，还是也深陷在主流媒体构造的以都市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文化世界当中，不断忽视那些“被沉默”的大多数。如果在一个所谓“中国的时代”，国际化了的中国传播研究不想再局限于为西方的全球媒体和高等教育产业提供智力补充和合法性基础，而是希冀从“主权的中国”迈向“主体的中国”[30]，那么研究者们就急需超越他们的精英意识和阶级局限，不囿于在全球市场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中关注那些作为消费者和“公民”的新崛起的都市中产阶级，而是重新将目光聚焦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群体的工人和农民身上[31]，将他们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体，而非接受“人文关怀”的“他者”和“弱势群体”。

一个更广义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不仅关涉阶级意识和不同社会利益表达这样的维度，它还涉及到生存的意义、生活共同体（community）与共同价值的问题。作为应对现代社会各种危机而提出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样的概念不仅意旨某种社会与政治的组织类型，也包含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描述。正如赵文词（R.Madsen）所言，一个完全建立在实用契约关系和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必然是不稳定的。从涂尔干到托克维尔，很多社会理论家都强调过前现代社会的宗教与政治传统在维系现代社会稳定、团结和道德原则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却从未解决如何让现代市场与前现代道德传统和谐相处的问题”[32]。

当然，对意义、生活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某种本质化了的族群身份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回归。当代中国，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出现了大量回归传统的文化传播实践。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今天的所谓“传统”完全是在与“现代”的对话中产生的，这决定了它也仅仅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纯粹的古董。正如张旭东所说，“根本没有所谓‘传统’这种东西，只有传统的‘效果史’，只有当代人对‘传统’的不断的重新发明的历史。这个‘传统’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生成、不断再生产和重新制作的”[33]。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不但是无法成立的，也有可能成为限制知识分子想像的桎梏。试图通过“恢复”中国传统带来社会和谐，甚至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努力更是难以和文化的外部可能性直接划等号，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制其它现代文化想像的霸权。

除了“恢复”传统的努力，中国社会中多种多样的寻求意义与价值的努力都应该纳入到传播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来进行讨论。例如，互联网上愈演愈烈的有关中国历史和发展方向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各种争论；网络世界与中国社会中各种民族主义的表达；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和思维方式的重新复归；各种宗教和类宗教活动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中的重新兴起甚至国际化等等。总之，在一个共同的宏观物质条件下，新的生活共同体需要把自己重新作为意义的基本单位塑造出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传统”原封不动的复归[34]，也不应有封闭的规矩和统一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少谈主义”、“价值中立”等社会科学立场非但不会消灭争论，其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我们固然可以对各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政治内涵进行批评，但是愈演愈烈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不会根除人类对共同归属和集体记忆的需求，正是这些对意义与价值的追寻帮助人们认识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们的未来[35]。北京的摇滚歌手汪峰在2009年新创作的专辑里，已经开始呐喊“空空如也”，追问现代的都市生活“有意思吗”？并开始希望回到1980年代美好时光的“春天里”。我们只是希望这种追求另类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不要又成为一种布尔乔亚的波西米亚，不要重复王晓明所描述的那种“思想解放”，而是放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语境下重新认识我们的处境和共同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