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传媒业升级的想象【4】

四、数据不是全部：传媒业升级呼唤软件基础建设

信息传播作为生产力的意义凸显，包含一切媒介形态的媒体产业似乎成为世界性共识与话题。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产业发展的国家控制和市场作用几乎都被技术性问题掩盖。但是，即使是同一种技术应用，不同的国家因其资源禀赋不同，最终媒介业的发展也未必殊途同归，至少在发展过程中，技术难以成为自身独立的领域和一个国家（地区）传媒业的发展动机。

对于中国传媒业来说，虽然单个企业可能会在大数据的应用中卓有成绩，但整体看，在大数据以及此前的新技术应用上，技术的升级并未给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足够的利好，特别是传统的报刊、广播电视的新媒体之旅进展依然缓慢。其原因，一是科技与经济分离的旧体制阻碍了产业技术进步；二是企业尚未建立起技术进步的机制，缺乏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三是企业技术进步投入明显不足的投资结构不适应产业升级的要求；四是技术资源的制约——重视引进而忽视消化创新。

数字、网络、卫星技术的应用带来了市场运行规则的变化，模拟信号的运营环境以及威权治理的体制模式，正在面临转型式的挑战，即采用新的技术和模式以取代旧的技术和模式。但是，仅对电视业进行观察，从数字电视标准制订、IPTV牌照发放、三网融合到互联网电视发展，非传统广电系统的企业在准入广电业务时多少都会受到广电部门保护性的排斥，比如2013年前后的小米机顶盒、乐视机顶盒事件。

在新的媒介技术应用日益全球化和个性化时代，新兴传媒业在国家层面的产业属性更加凸显，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已经开始，传媒业成为新经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技术升级来调整传媒业的结构，促进传媒业升级，已经超越了个体生存发展的意义而成为国家战略。

大数据已经越过历史的又一个屋脊降临在我们面前，中国如果想好好运用它作为战略性资源来推动传媒业的升级，就不能重复前面阶段性出现的新技术应用时的行业壁垒性保护。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看，与人力和资本等资源禀赋一样，硬件基础设施（如电信系统、数字化网络）和软件基础设施（包括制度、条例、社会资本、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安排）其实也是重要的资源禀赋。一个国家（地区）的传媒产业只有好好运用这些资源禀赋，才可能拥有比较优势。

在发展的任一阶段，市场都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基础机制，但在推动经济跨越不同阶段时，政府必须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对这种跨越提供便利。在传媒产业转型中，对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政府可以提供某种临时保护，对那些过去被严格管制和抑制但却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应该放开准入。面对大数据在传媒业升级中的重要地位，政府应该提供与新兴产业相关的信息，协调相关产业的投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工业化和结构转变过程中带有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贴，通过孵化或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催化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克服社会资本、技术开发的短缺和其他无形约束。

资源禀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适应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并结合本国实际推行资源禀赋的有效流动，才可能使国家传媒产业获得相对持久的竞争优势。对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双重存在的中国传媒业（特别是面对着这样一个集智能、互联等新技术应用于一体的新型传媒业）来说，基于资源禀赋的结构转型恐怕是当务之急，而不能仅仅指望技术升级（大数据）带来传媒业的整体大换血。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