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传播民主运动视域下的另类媒体

摘要：商业媒体的过度扩张使传播民主不断遭到破坏，传播民主赤字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另类媒体逐渐兴起。另类媒体挑战主流媒体权利并代表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发声，具有反信息霸权和参与性的核心特征，同时作为一种媒介权利，另类媒体一方面增强了传媒系统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媒体民主化来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因此另类媒体的存在具有双重民主的意义。

关键词：另类媒体；传播民主；媒介权利；反信息霸权

当今社会，随着商业媒体大肆其道以及过度扩张，传播民主不断遭到破坏，传播民主赤字不断上升，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在主流商业媒体的面前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为了改变传播民主赤字的现状，一股挑战主流商业媒体权利并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开始兴起。1999年爆发的西雅图抗议运动不仅是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同时也将另类媒体存在的现实和活跃的身影拉进了世界人民的视线之中。本文就以1999年西雅图抗议运动为例，初步探析另类媒体及其作为媒介权利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西雅图反全球化运动

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3届部长会议在西雅图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反贫穷激进分子、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人权与和平主义者以及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组织成员约5万人，齐聚西雅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WTO的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抗议人群与警察在西雅图爆发了全面的冲突。

同时，世界各地的媒体也聚焦西雅图，但是主流媒体只是狭隘地关注警察和抗议者的冲突，而很少探讨冲突背后的社会根源，甚至很多当地媒体拒绝报道关于抗议活动的新闻。于是，运动激进分子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的网络媒体组织，约有400名志愿者运用他们自己手中的手机和数字摄像机记录下了抗议活动的过程，并将他们的作品上传到独立媒体中心的临时网站，使得世界各地都能够观看到关于游行示威的报道。他们既是街头抗议的示威者，也是事件的记录者，并参与整个新闻报道的编辑过程，从而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关于抗议活动的另一种声音：自由贸易组织其实并不是公平交易，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公平。

在西雅图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后，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也自发地涌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由于各方的努力，西雅图国际会议最终未就多国投资协定达成协议。而因此次西雅图运动而闻名于世的独立媒介中心也将另类媒体存在的现实和活跃的身影拉进了世界人民的视线之中。“西雅图战役”之后，“独立媒体中心”等各种跨国公民网络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全球各地民众更积极地联合起来，自由发布新闻与言论、自由研讨、自由地联合起来从事抗争活动。

二、另类媒体兴起的背景与媒介环境

如果说媒体曾经在实现西方政治民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那么时至今日，媒介自身反而成为了威胁民主持续发展的梦魇。

19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断发展，西方社会涌现了一大批面向大众的便士报，大众报刊逐渐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在商业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直至20世纪7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后，政府“鼓励”公司联合与集中，西方媒体于是开始跨国家、跨行业、跨媒体地多元媒介融合，时至当下，世界新闻媒体市场已经基本上被六大媒体帝国瓜分，而媒体自身则沦为了企业的赢利工具。这就形成了麦克切斯尼所谓的，媒体与民主之间“富媒体和穷民主”的悖论式命题。

麦克切斯尼将媒体视为一种“反民主”的力量。其原因首先在于媒体的商业化以及不断兼并的浪潮导致了公共领域的缺失。在西方社会，作为企业，媒体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无法保证主流媒体能够代表多元利益并提供民主对话的空间。一方面本应作为“政治守门人”、“民主卫道士”的媒体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对政府的失职听之任之，甚至与其同流合污，成为政治腐败和社会文化的毁灭者，变成民主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逃避真正有思想的政治议题，纷纷走向娱乐化的道路。这种趋势无助于公民参政，也无助于建立参与性的公共领域，反而将导致自私自利、消费主义的“去政治化”文化的产生①。

同时，媒介巨头不断的扩张与合并导致了权利的集中。整个社会的公共传播渠道几乎被大媒介帝国主宰，而帝国繁密、复杂的触角几乎伸向全球各个领域，从而可能使名义上“多数统治的原则”蜕变成实际上的“少数统治原则”，造成自由民主向极权政治退化。媒体由少数人控制，民众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无法在媒体中得到充分表达。媒体规模越大，公司就越富有、影响力就越大，那么参与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变民主赤字的现状，一股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话语霸权、力图实现传播民主并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开始兴起。

三、另类媒体

另类媒体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其涵义和意义因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而迥然相异。西方另类媒体主要指在全球媒介兼并浪潮下兴起的反对商业化且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公民媒体。②它们往往具有先锋政治的性质，以弥合主流媒体所遗留的鸿沟为己任，创办者往往是那些被主流媒体拒之门外的弱势社会团体。

例如英国的“暗流”（Undercurrents）于1993年创办，为“基层直接投入到运动组织提供媒介支持”，利用便携式摄像机制作纪录片和档案，提出环境保护等呼声。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国家电影局提出的“挑战与变革”工程则利用另类媒介唤醒公众对贫困的认知，为没有公共表达渠道的人们充当喉舌，并帮助弱智群体组织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本文所讨论的独立媒体中心，自其诞生之初，就与“反全球化运动”紧密结合，他们不仅报道全球的抗议活动，更是全球关切正义和反全球化议题的每日记录。③总之，另类媒介总是与激进的、公民的、社区的、参与性的、独立的等不同内涵的词汇相联系，不同的另类媒介在定位、组织和技术形式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它们在整体的定位取向与运作机制中仍然可以提炼出一些共同特征。

在内容层面，另类媒体的观点多来自民间，致力于呈现被主流商业媒体不予报道或忽视的事件和声音；在空间的组织形态层面，志愿者在去中心化的平行关系中集体合作，强调民主决策过程，于双向互动的传播过程中为社会上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提供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与平台；在社会行动层面，通过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一方面可以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可以带来社会的改变，使公民在自主传播过程中实现政治赋权。④

简而言之，另类媒体的另类就在于通过传播反面信息，从而反对主流媒体的信息霸权，同时开拓了一种新的参与模式，使得公众能够真正地参与到传播之中，从而实现传播的民主化。

四、反信息霸权和公民参与

另类媒体常常从政治意义上被定义为激进媒体。John Downing在其著述中，就着重强调另类媒体在挑战业已确立了的权力联盟方面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媒体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抵抗性，一方面不理会大众媒体的日程，另一方面需要大众媒体作为反抗之源，至少是差异之源。⑤因而，另类/激进媒体可以使普通公众在政治上赋权，使得非主流群体更有能力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通过集体行动唤起人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改变社会。在西雅图抗议运动中另类媒体就扮演了政治赋权角色和反信息霸权角色。

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运动不仅仅阻止了一纸协约的签订，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场运动推动了全世界各地民众对“全球化之恶”的抵制和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干预和参与。普通人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和承受者，而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权力发出挑战的参与者。而为其赋权的则是以独立新闻中心为首的另类媒体。当主流表达渠道受阻时，通过另类媒体，他们成功地表达了支持全球正义和媒介民主化运动的声音，挑战了主流媒体对于反全球化运动及激进分子的传统报道框架，创造了激进分子自己的文化框架。当他们的声音传到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地方的反全球化者通过网络行动起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集体认同，并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团结起来，最终达成了他们共同的行动目标。

除了肯定另类媒体的政治赋权作用外，也有很多学者更注重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将另类媒体具体界定为公民媒介，另类媒体存在的意义不仅体现为反霸权信息的角色，还体现为传播过程中引起的社会互动，即通过另类媒体开辟的空间和平台，公民可以参与到社会生活和政治决策过程中，从而重新形成对自我、他人及社会的认同。诚如独立媒体中心的一位受访者所描述的，“独立媒体中心是民主媒介的一个试验，在这里，人们——你，我，每个人，专家或非专家都获得了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通过这一过程提升自己的技能，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使世界变动得更加有意义，并将自己的感受告知他人”⑥。

五、另类媒体和媒介权利

无论是反对信息霸权还是强调公民参与，其中所体现的关于另类媒体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另类媒体与主流媒体、政府之间关于媒介权利的争夺。在西雅图运动中，作为维护现存权利结构的主流媒体模糊了事件的焦点或者失声后，独立媒体中心另辟蹊径，构建出不同于主流媒体报道的现实。可以说另类媒体代表了一种无权者的权利，实现了对主流媒体权利的反抗与制衡。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定义媒介权利？作为媒介权力的另类媒体在社会运动中代表一种怎样的力量呢? 在主流的行为科学研究范式的研究中，媒介权利被具体化为媒介效果、影响力等可测量的目标，而在法兰克福等批判学派的研究当中，媒介则被界定为现实社会中被用来影响、操纵和支配人和社会的传播工具。⑦但是，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批判学派的研究，权利被视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控制他人的能力，而媒介则仅仅被视为权利运作的工具。

一种观点认为媒介仅仅“中介”（mediate）了社会其他部分发生的事务，各种各样的强大势力运用媒体的中介机制（报刊报道、电视转播、网站发布，等等）来展开一场场“战役”。从这个角度看，媒体（自身）的权力消失无踪；它仅仅是一扇门，权力的竞争者们通过它进入战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另类媒体要获得媒介权利就要建立自己的中介机制，掌握自己的媒体，从而与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作战”。

另一种观点则将媒介视为一种社会过程，从而肯定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主体，媒介权力正是在媒体与社会各方关联的过程中形成的，它在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权力束缚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着反向操控。尼克?库里德里认为，另类媒体作为相对于主流媒体来说的另一种权力主体，其所表征的民主参与实践，使其有能力挑战主流商业媒体，对平衡社会中的媒介权力关系起到重要作用。⑧

因此，另类媒体的媒介权力意义就在于，另类媒介不仅传递反霸权的另类信息来对抗主流媒体，更重要的在于它独特的运作机制对媒介大环境的影响，以及当其内容和空间层面的意义融入社会运动的行动中时对整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比如这次西雅图抗议运动中，独立媒体中心的内容不仅颠覆了主流媒体使得少数人的声音得以表达，更重要的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并拓展到世界各地，并在一系列激进社会运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反信息霸权的内容民主、参与式传播的空间民主以及社会运动的行动民主来挑战主流商业媒体，以此唤起公众对主流媒体报道内容批判理解的主体意识以及在自主参与传播过程中实现自我赋权，从而形成自治于国家和市场控制的传播实践。⑨

由此可见，作为当下一种修正主流商业媒体弊端的机制，另类媒体在自治传播实践中彰显出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反抗力量。在它们为主流媒体冷落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提供传播途径的范围内，另类媒体通过使传媒系统多元化，一方面增强了传媒系统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媒体民主化来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另类媒体的存在对于民主制度是一种捍卫，另类媒体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一个必要的元素。（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罗伯特·麦克切斯尼著，谢岳译：《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M]，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9页。

②④罗慧：《媒介圈地的抵制与传播公地的重建：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的传播形态与价值困顿探析》[J]，《新闻大学》，2010年第4期。

③⑥ 威廉姆·K·凯诺尔、罗伯特·A·海科特著，李异平、李波译：《媒介重构：公共传播的民主化运动》[M]，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4页，第90页。

⑤胡泳：《何以独立？如何另类？》［EB/OL］，http://huyong.blog.sohu.com/115419749.html.2009-04-30。

⑦⑨罗慧：《当前西方另类媒体研究的兴起与走向》[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⑧Nick Couldry& James Curran: Contesting Media Power: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 Lanham,Md.: Rowman & Littlefield，2003，p.5-6.

 来源：《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