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科学新闻报道体制浅析

与我国的传媒业不同，日本媒体大都设有专事科学新闻报道的部门，在重大科学议题公共事件方面，形成了较为专业、有效的报道体制。日本科学新闻报道部门的设立、报道准则和机制的建设，是在应对环境污染、卫生安全等突发事件中逐步形成的。

在战后一个历史时期内，日本的科学新闻报道在普及科学知识、关注民生和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日本媒体一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报道的客观与中立性问题，因而在报道“3?11”关东大地震等重大灾害时，日本媒体存在的弊端便开始显现无遗。

科学新闻报道体制的创立

日本科学新闻报道体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日本的科学报道仍以科学新闻特写为主，当时没有专门的科学记者，科学报道数量少且尚不成熟。各大报社的科学记者都归文化新闻部统一管理。

1954年3月1日，美国在比基尼岛上试验一颗当时威力最大的氢弹，放射性物质沉降在200平方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当时一艘日本渔船上的23名船员受到了辐射，其中1人死亡。在其后两个半月里，在这一海域先后有300多艘渔船受到辐射污染，这就是所谓的“比基尼事件”。对这一事件，《读卖新闻》进行了追踪报道，关于该事件的报道线索，最早是由受害船员的亲属所提供的。当时逐步形成了科学新闻报道的热潮，1945年12月，《朝日新闻》也在文化新闻部设置了科学记者岗位。

1955年12月，联合国日内瓦召开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随后，日本政府设立了科学技术厅。1957年，日本参加了国际地球观测年活动，开始南极探险。一连串强有力的科学冲击，促使日本新闻界加强科学报道的队伍建设。以此为契机，1956年2月1日，《读卖新闻》设立了日本最早的专门从事科学新闻的报道部门——科学报道总部，拥有专业的原子能调查班和南极调查班，负责有关科学技术的采访、调查及公益活动的策划等工作。《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分别于同年5月和12月，先后开设了科学版。1959年，共同社开设科学栏目。随着科学新闻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1963年，《读卖新闻》大阪分社增设科学部，1968年，《读卖新闻》正式设置科学版。

科学新闻在日本报纸中所占比重逐年提升，并成为新闻头条的主要来源。为更好地应对各类突发公共科学事件，做好及时的科学报道和“应急科普”，日本各大媒体均设置了专门的科学新闻栏目，不同媒体的科学新闻栏目各有侧重、互相补充，为读者了解科学知识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以《每日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经指数》为主的日本媒体，其科学新闻部门主要分布在东京和大阪两大城市，这些报纸中科学新闻部门的专业科学记者总人数在60人左右。除此之外，各大报社也在地方设置科学新闻编辑部，其主要职责是负责报道并协助当地记者报道当地发生的科学新闻事件。

日本科学新闻涉及的主题主要包括前沿科学、空间开发、核能、地震、火山、生命科学、医学、环境、食品安全等，覆盖教育、环境、卫生、能源四大类，其中科学、环境、医学占主要地位。最受欢迎的科学新闻话题包括重要的发现和发展，如干细胞研究，以及有趣的领域，如生殖医学、病毒、癌症研究、食品安全、手术、空间发展、环境问题、自然灾害和核事故。

对公害与环境问题的报道

20世纪70年代，日本致力于发展工业，一味追求经济的增长却忽视了环境的治理，因此，环境污染与公害问题逐渐显露。这一时期接连出现了重大的环境公害事件，这为日本科学报道的发展带来了契机。“以狂热的阿波罗报道为转折点，在即将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际，日本的科技报道在方向上似乎出现了变化。”日本媒体更加关注与民生相关的科学议题，并思考媒体如何能够在舆论引导上对社会进步和政策改变形成影响。这一时期日本科学报道的主要议题包括水俣病、水污染、空气污染等事件（见表）。

表 1960年—1980年日本科学报道中的热点事件、

随着报道任务的不断增加，用相应的知识武装记者显得十分必要。为此，日本一些媒体特意印发了一些学习和参考资料。例如，1970年7月，共同通讯社编写了长达176页的《公害采访指南》，8月又编写了《补遗》，对各类污染的现象和原因进一步做了科学解释。日本广播协会（NHK）印发了《日本公害地图》等。

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该时期的科学报道提供了依据，使得媒体对公害事件或环境污染等科学新闻的报道以及对相关健康知识的“应急科普”得以有效进行，从而推动了相关法律的制定与修改，维护了公众利益。1970年召开的公害临时国会上, 日本制定和修改了有关公害的14个法律, 基本上形成了公害法的体系。1971年7月，专门处理有关公害政务的环境厅宣告成立。1972年的第68次国会上，《大气污染防止法（第25条）》和《水质污染防止法（第19条）》得以修改。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迎来了科学新闻的蓬勃发展期。福井谦一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再次激励了日本的科学新闻热。日本通产省发表《80年代通商产业设想》，提出要实现“技术立国”的目标，科学技术厅发表《科学技术白皮书》，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1985年筑波科学博览会的召开，更激发了日本民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1983年，《朝日新闻》大阪分社添置了科学部。1987年，《每日新闻》在大阪设置了科学部。

1995年，日本科学政策《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颁布，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科学进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背后，也伴随着严峻的环境问题。为了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各大报相继对科学报道体制作出了调整：1996年，《每日新闻》将科学部改名为科学与环境部，并在报纸上开设《每周环境》栏目，专门报道环境问题；2000年，《读卖新闻》首次设立了医学新闻部；2001年，《朝日新闻》改科学部为科学与医学新闻部。电脑、彩色电视、移动电话等新技术的运用，使得科技新闻逐渐融入到日本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根据科学学科专业和受众层的分化，日本各大媒体进一步细化了科学新闻报道分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完善了科学新闻报道的建制。然而，2011年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重大核泄漏事故，使得日本的科学新闻报道乃至日本的传媒体制都面临新的检验。

对福岛核泄漏事故的报道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里氏9.0级地震，引发全球最大规模的核电站之一的福岛核电站在巨大震波和急速海浪的冲击和影响下，相继出现了反应堆厂房顶盖被爆炸完全摧毁、氢气爆炸等重大事故。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是继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核事故。

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由于公众核电安全知识比较缺乏，加之人们普遍拥有的焦虑和担忧，不断传出的政府隐瞒数据和东电公司不负责任的传言，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技术专家与企业是“利益共同体”的猜测，对核泄漏的恐慌和核技术的抵制随之达到顶峰。与欧美媒体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会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向公众传递应急科普信息相比，日本媒体没能充分利用这一社会资源，没能在缓解社会上的紧张情绪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在3月11日以后的100天里，日本主要媒体非但没有行使报道的机能，反而在进行洗脑和宣传。‘没有形成核熔毁……’‘没有核能外泄’‘绝对不会发展成切尔诺贝利那样的大事故’……‘钚对人体无害’”。这时媒体一味传递官方和企业信息，从而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3月11日以后，自由撰稿记者不得参加每天首相官邸举办的官方长官记者会，媒体报道进入了特殊的时期。

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炉心熔融”字样的使用被控制在最低限度。3月12日，在1号机组发生了氢气爆炸之后，尽管3月13日日本四大报都以“炉心熔融”为标题就事故进行了报道（如图），共发表了6篇报道，但随后“炉心熔融”的字样便很少出现了。3月14日和15日各有3篇报道，16日和17日只有1篇报道，到18日相关报道则为零。早稻田大学新闻学教授濑川至朗认为，此后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媒体根据东京电力等机构提供的报告，使用燃料棒的“损伤”这种一般性的表述，目的是回避“炉心熔融”这种表述带来的不安。

到3月底，当在福岛附近的土壤中检测到钚时，欧美媒体随即感到事态的重大，BBC马上以快报的形式进行了报道，法国《世界报》也做了重点报道，指出了核泄漏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对此，日本的媒体则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2011年3月31日的《产经新闻》甚至称“土壤中的钚质量重，飞不远，对人体几乎没有影响”。

问题与反思

总的来说，战后兴起的日本科学报道在普及科学知识、关注民生、配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和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日本的科学报道体制仍存在需要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2011年“3·11关东大地震”后，日本科学报道的弊端开始为人们所诟病。

首先，媒体有官方和企业传声筒的倾向。日本媒体在事故后是否成为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的信息渠道成为一个争议话题，正如日本新闻自由协会理事上杉隆所指出的：“在初期报道中，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一度隐瞒真实情况，主导了媒体报道，让大众认为核电站的情况安全，让人放心。”在民众最需要了解真相的时候，媒体没有提供客观和真实的信息。

其次，在发生重大灾情时，媒体的专家库资源不足，媒体缺乏足够的专家和科学家来发表适时的评论和分析，尤其是小型电视台需要“抢”专家资源。这给灾后的科学报道带来一定困难。

最后，媒体缺乏主动获取信息的机制。在发生重大新闻事件时，记者俱乐部仍是新闻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也使得日本媒体报道自然灾害和公害时出现了大同小异的报道特征。濑川至朗认为“记者在采访上不能很好地主动通过采访和调查获取新闻”，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日本的科学报道带来了局限性。

战后经过民主化改革，日本媒体号称已成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尽管在许多政治和社会事件的报道中有不少突破，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除科学新闻报道的专业性亟需提高和采访规则需要调整之外，日本媒体在报道重大灾害时依然难以确保报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行使其应有的功能；这也是日本业界乃至社会各界正在反思和力求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 中国科学院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