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清末民初媒介知识分子类型探究

摘要：新型知识分子与处于近代化变革中的中国报刊联合催生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媒介知识分子或者更具体定义他们为“报刊知识分子”。他们其中既有梁启超这类政治家报人投身报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也有邵飘萍这样知识分子以报业为生积极推动社会进步与报业改革，还有鲁迅这种学院派文人知识分子借报刊针砭时事。政客、职业报人与作家构成了清末民初媒介知识分子的主体。但不管主体职业性质有何不同，但他们在那样的时代都勇敢承担起救国、革新社会的历史重担。

关键词：知识分子；媒介知识分子；职业报人；作家；政客

前言

知识分子向来是学界的研究关注重点，无论是国内抑或是国外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从没断过。从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在当今媒体发达、政治与学术利益交融的时代，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是一种特殊专业，他（她）们身不由己，往往成为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反而在去国离乡的移民逐客中，在甘居异端的“业余者”、“圈外人”中，我们方能得见知识分子不屈不移卓然特立的风骨典型。再到许纪霖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中对知识分子的冷静反思：后现代的大潮，颠覆了知识元语话的合法性。在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夹攻下，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是否还有可能，又如何可能？似乎目前由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的联合而成的“媒介知识分子”（赵建国，2007）群体越来越失去知识分子固有的骨性。

在文献的梳理过程中会发现这些研究几乎都聚焦于现代的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上的表现，从而得出研究结论。但是知识分子与媒介的联合早已有之，那么当时的“媒介知识分子”们的表现又是如何呢？本文中笔者将视角落在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报刊的原初节点，运用个案研究与文本解读分析的方法考察那时的国内知识分子的媒介表现有何特色。

一、国内新型报刊肇始与媒介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尤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清王朝垮台、新政权立而不稳、军阀混战以及国外列强环伺。如同整个旧中国一样，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与报业就于这样的外部环境下几乎同时开始了跨时代的变革。旧科举制的废除及新式学堂的建立倒逼着传统知识分子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并且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之下。新兴知识分子不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建言社会问题。而报刊是他们最好的发声平台，在新兴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传统报刊（如，宫门抄、小报等）开始了向现代报纸的转型。

（一）清末民初国内报业生态

我国最早的近代由西方传教士创办，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日统记传》在马六甲创刊，成为我国第一家中文近代报刊。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办报热情迸发，开始打破外报在华的垄断，王韬创办《循环日报》成为国内第一个以政论为长的报刊。其后出现三次国人办报高潮：第一次，维新派鼓吹变法创办维新报刊，诸如：《中外纪闻》、《时务报》、《国闻报》等。第二次，辛亥革命前后维新派与革命派分别在国外与国内办报宣传各自政治主张并展开论战，这一时期有影响力的报刊有：《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民报》等。这一时期因临时政府较为尊重言论出版自由，报业发展出现短暂的繁荣直至袁世凯当政。第三次办报高潮开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报刊成为这次运动的主要阵地。国内出现大量宣传新思潮的报刊，如：《每周评论》、《新潮》等。这一时期的报纸副刊成为报业的一大特色，出现四大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和《京报》副刊。

虽然清末民初涌现了大量的报刊，但政治对于报纸的控制却从未放松。从清政府1908年出台的《大清报律》加重对报刊的处罚条款；到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月2日颁布《民国暂行报律》后遭报界强烈反对，当局政府随后撤销。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政治对于新闻的束缚放松，但好景不长，及至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开始了一系列对报纸收买、贿赂、打压。政治向来是报刊的主色调，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国家分裂、社会动荡的特殊年代。科举制被废除斩断了知识分子传统的向上的路，此时一大批接受新学的知识分子开始转型，开始以报刊为阵地立言、建言、批评、宣传等等。

（二）从“士”到媒介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一词的来源，目前学界有两种源头：一种观点认为最早来源于俄文，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来自于1894年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不管源头如何，但从中都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本身应当蕴含着社会批判、伸张正义、独立公正的身份底色。

我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古代的“士”，即俗称的读书人、书生、儒生。（石明，2011）然而沿袭千年的封建科举制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走向灭亡，“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礼崩乐坏的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陈宝良，2005）再加上国家危难，列强武力将国门打开、西学渐进、新式学堂出现，传统的“士”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为挽救民族危亡，知识分子被迫向近代化转型，中国的知识分子亟需开启民智、宣传救国思想。此时媒介开始走进他们的眼帘，知识分子开始与媒介（主要是报刊）结合，进而带动报纸也开始了近代化转型。

所谓“媒介知识分子”，“从狭义而言，是指那些与媒介关系最靠近，能与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共同工作，通过大众传播的讯息生产与传递，对社会产生可能性影响并与媒体发生直接关系者。”（王怡红，2007）由这样的定义来看，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始借助报刊发声的新型知识分子们已经属于媒介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是研究当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不能将这一群体简单地看成是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与媒介的联合，在他们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有新的力量介入其中，依据他们的职业类型可以分为：政治家、职业报人与新型文人。

二、清末民初媒介知识分子的构建主体

（一）理性的政治办报人：梁启超

清末民初家国动荡，为救国，新型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国外纷纷试图引入他国成功政治制度。在这样的社会态势之下，政治家成为报刊运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他们借报刊宣传自身的政治观点来获取民众舆论支持与政治影响力。在这股重要的报刊力量之中，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是其中的佼佼者。

1、为宣传“维新”而办报

回顾梁启超的整个报刊活动历程可以看出，维新时期的他对于报刊性质与功能的认识还是主要局限于政治属性之上的。梁创办《时务报》的根本目的是替维新变法运动造势，借报刊平台来进行政治宣传。寄希望通过报刊的政治宣传能够教育国民、促使变法顺利进行。尽管梁曾在1896年《时务报》第一册中刊文《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广译五洲近事，则阅者知全地大局，与其强盛弱亡之故，而不至夜郎自大，坐眢井以议天地矣；详录各省新政，则阅者知新法之实有利益，及任事人之艰难经画，与其宗旨所在，而阻挠者或希矣；博搜交涉要案，则阅者知国体不立，受人嫚辱，律法不讲，为人愚弄，可以奋厉新学。思洗前耻矣；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则阅者知一切实学源流门径，与其日新月异之迹，而不至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学，枵然而自大矣。

可见梁启超认为报刊对于一般民众能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能够开阔民众视野、革新民众思想。同时梁认为，报刊能够“去塞求通”，一国“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但这些对报刊的正面评价都是基于其宣传维新运动的政治目的，故而对于梁启超来说报刊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作为政治主张宣扬平台作用。而梁因其报刊活动促进了报业的发展进步则是其借助报刊作政治宣传的附带好处，政治才是其首要目的。

2、报刊政治属性的再认识

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梁未放弃对革新中国的梦想追求，不断接触西方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他对于社会媒介的认识也更为透彻。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文《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文中对于报刊的作用与价值有了新的认识。

而报馆者实苦革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

由此文可见梁启超对报刊的功能价值认识更近一步，文中梁将报馆的职责归纳为：监督政府和向导民众。梁对报刊的政治属性相较维新运动期间更为重视，并且开始将中西方的报刊发展进行比较，吸取国外成熟报刊思想。相对于之前纯粹利用报刊进行政治宣传，这一阶段他开始有意识的推动中国的报业进步。

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政治家办报”的典型代表，他们最初的办报目的纯粹是政治宣传的需要。但是在其后持续的报刊活动中也逐渐加深对于报刊的认识，开始从无意识到自觉推动报业朝前发展。

（二）初现的职业报人：邵飘萍

关于“职业报人”（或“职业记者”）这一职业，目前国内学界一致认为中国最早的职业记者出现于民国初年，1929年，国民党官方文件首次使用“自由职业者”（注意：民国时期所谓“自由职业者”并非与今日自由职业者意义一致，而是指称现今意义上的专业人士）来界定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工程师和教授在内的职业群体，由此可以见“到1929年这些职业群体已经成为可以辨别的并得到公认的特定社会群体”。（徐小群，2007）

近代中国职业报人的出现，以民国初年黄远生为一标志性开端。（罗映纯&林如鹏，2012）办报成为职业报人的终身职业，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同时办报也成为他们毕生追逐的理想。而民初的名记者邵飘萍则是内部媒介知识分子的典型。他采访技巧娴熟、思维缜密、口才出众，且本身留学日本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

民国建立后，国内结社风气骤兴，极短的时间内就兴起数百个资产阶级的党派和政治团体。这些新兴的党派、团体纷纷创办自己的报刊来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政党报刊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经常互相攻讦，为达目的往往编造虚假新闻，原本作为政党报刊的严肃与公正已然丧失殆尽。不仅如此，政党报刊间除互相争论之外甚至进行人身攻击，更有甚者出现殴打报人、破坏报馆的暴力状况。而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一批新闻史上的名记者，但因为报刊数量繁多，报人的整体品格也相当低下。一些报人滥用手中言论权利，“收钱办事”进行有偿新闻，甚至有报人将办报作为自己跻身权力圈的手段。

总之，民初的报纸很难说尊重新闻事实，几乎都是专职于政党宣传，接受政党津贴。凡此种种都是违背新闻生产原则，也有害于报业的发展。故而邵飘萍就尖锐的批判那些接受政党津贴的报刊：

津贴本位之新闻纸，我国今日尚占多数，新闻之性质殆与广告相混同，既不依真理事实，亦并无宗旨主张，朝秦暮楚，惟以津贴为向背。此则传单印刷物耳，并不能认为新闻纸，与世界新闻事业不啻背道而驰。正是当时如此的现实状况邵飘萍才萌发想要发展独立、公正的新闻事业，实现报人职业化的理想。辛亥革命之后民主共和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一些崇尚自由、民主、有社会担当的报人开始致力于发展独立于政党之外的报刊，而邵飘萍就是其中之一。邵呼吁进行客观报道同时建立职业化的新闻事业，曾手书“铁肩棘手”条幅悬于《京报》馆内。此举足可见其对于读者需求的重视。正是对于受众利益的重视，邵飘萍认识到“供给新闻”是报刊安身立命的根本。而正是邵“新闻本位”专业主义思想的内涵所在。

恰如邵飘萍此类职业报人型的内部媒介知识分子，他们洞察世事而又接受良好教育。他们除了担负起自己作为职业报人应尽的职责之外还努力革新新闻界，促进报刊进步以更好地位一般读者服务。

（三）持笔作战的“新文人”：鲁迅

清末民初的近代化的过程之中科举制度废除，大批的新式学堂兴起，西方新思潮新技术引入国内，传统的知识分子朝着近代知识分子不断转型。民初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面对国之危难迫切想要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脱离“士”阶级。开始“持笔作战”借助报刊批判时事、教导民众，而鲁迅先生可算这其中最勇敢的“战士”。

报刊可谓是鲁迅最主要的战斗阵地，先后在103家报刊上发表过742篇文章，据统计，他先后参加过21种报刊的编辑工作。1899年冬，鲁迅投稿上海《游戏报》开始了他的媒介知识分子生涯。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一期名为《青年杂志》），到1918年该刊创办“随感录”专栏。自第四卷第五号开始鲁迅用笔名“鲁迅”在其中发表小说、杂文等文学作品，这其中就有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其后鲁迅参与到杂志的编辑工作，从1918年9月到1919年11月，他共撰文27篇。其后到1924年11月《语丝》杂文周刊出版，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要舆论阵地。1925年4月《芥原》创刊,先是附于《京报》发行,原本也是《京报》的专刊之一,后脱离《京报》改为半月刊,鲁迅担任主编,并在《莽原》上先后发表39篇文章,大多是战斗性很强的杂文,包枯《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厄拨赖”应该缓行》等。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在其人生之中最后的十年成为他报刊活动最活跃的十年，共参与72种报刊，发表杂文400多篇。在这十年他协助《萌芽》创刊，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编校出版《故事新编》等等。

鲁迅一直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他以笔代剑发表大量直击敌人心脏的杂文，积极争取言论自由、写作与出版自由；他反对封建宗法，蔑视绅士阶级，同情苦难民众。他的一系列的报刊文章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教育了一般民众，即使到了今日也依然具有很强现实批判性。

清末民初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作家、文艺家群体成为报刊活动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他们将自身的文化知识依托强大的报刊平台传播给一般民众，启迪智慧、批判社会现实。

三、结语

清末民初，中国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处于向近代转型的历史变革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被迫开始从传统“士”阶层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这种转变既有外部环境：国门被打开西方思潮涌入、科举制废除等因素的推动，也有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难的爱国民族情怀激励。新型知识分子大多积极投身社会改革，而媒介则是他们最有效的思想放大器。

新型知识分子与处于近代化变革中的中国报刊联合催生了一批中国最早的媒介知识分子或者更具体定义他们为“报刊知识分子”。他们其中既有梁启超、于右任这类政治家报人投身报业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也有邵飘萍、黄远生、林白水这些知识分子以报业为生积极推动社会进步与报业改革，还有鲁迅、胡适这种学院派文人知识分子借报刊针砭时事。政客、报人与文人构成了清末民初媒介知识分子的主体。但不管主体职业性质有何不同，但他们在那样的时代都勇敢承担起救国、革新社会的历史重担。相比他们，如今的媒介知识分子们依附于媒介生产完全沦为媒介的合谋者，纯粹寄希望于利用媒介获取个人私利。故而，现今的媒介知识分子们当思古人、前辈，担负起引导社会公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担。（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建国.“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J].新闻界,200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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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启超.论报馆有益于国事[N].时务报,1896-08-09

6. 徐小群.民国时期的国家与社会——自由职业团体在上海的兴起1912-1937[M].新星出版社,2007年

7. 罗映纯.林如鹏.公共交往与民国职业报人群体的形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