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人群像略影

摘 要：民国是我国近代一个特殊的阶段，政军环境恰如五代时的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民国报人就在这个军阀割据、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舞台上演绎着他们的精彩。对民国时期的报人群体进行研究通过查阅史料，以一部分民国报人为样本，分析他们的生平和办报历程，进而探讨这一群体产生的大背景、社会地位、生存状态、文化年龄层次、性别情况等一系列总体特征，以及这群报人的角色分类、办报理念和对中国新闻事业乃至社会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民国；报人；群像；类别；理念

民国，一个风云变幻、色彩斑斓、五味杂陈的时代。有喜欢谈论政治的戏子，有喜欢唱戏的政客，有喜欢故作文人的军人，也有喜欢纸上谈兵的文人，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群体——民国报人。张功臣曾云：“这些人要么‘偏黑’，要么不黑不白，要么灰蒙蒙一团，没有几个能够见容于现行新闻史，可称之为‘白’的……如果用画像来比喻，民国报人应是一幅灰白黑各色俱全的群像”[1]。暂不论其人物的黑白，姑且从历史、社会、个人等多个方面对这个群像进行下粗略的分析。

民国时期中国总体大环境是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封建军阀革命军的政治较量、民主与科学的头脑风暴等等，这些也都给那个时期的报业带来了诸多复杂性。近代中国的报业兴起于19世纪中期，从早期的外国人办报（多为宗教性报纸和商业性报纸）到后来国人自办报（大多是政党性的报纸），伴随着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报业迎来了两次高潮，民族报业随之打破了外报的垄断。民国成立，民主制度形式的确立，新闻自由政策的实施，报业愈加繁荣。而随后袁世凯的掌权使之如昙花一现。袁时期政党报刊蜂起，报刊言论却不被看好，报业的发展在“倒带”。好在五四的春风吹来了报业新的生机，此间不仅学生办报成为一大特色，由于资产阶级党报名誉愈下，20年代党派之外的民营报人日渐引人注目，民营报业逐渐成长。报业呈现出民主气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也开始诞生。

一、地位攀升然性命堪忧的民国报人

（一）动荡中愈见攀升的报人社会地位

民国报人的社会地位虽不能和当时西方所赋予的“无冕之王”相比，但较之“江浙文人无赖，以报馆主笔为其末路[2]”自然是有所提升的。从游离于社会的“边缘”走向了“中心”，虽因“言禁”再次走向“边缘”，但不影响民国报人日渐明晰的群体意识和身份认同。

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公布《中华民国暂行报律》后，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事务所与《申报》、《新闻报》、《时报》等诸多上海报馆联名表示“万难承认”，并一改以往的政见不一刊载章炳麟的评论文章——《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最终迫使孙中山宣布取消《中华民国暂行报律》。这次报律风波充分体现了当时报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兴起的同业组织组建高潮，自贵州报界同仁宣告该省第一个报界团体组织“贵州报界同盟会”组织成立后，其他省份陆续效仿，如四川报界公会、湖南报界联合会、天津报界联合会等都从侧面彰显出这一时期报人地位急剧攀升。诚然，由于民国特有的动荡性，封报馆、捕报人的现象也时常发生，报人社会地位是不稳定的。

（二）经济条件尚可然危机四伏的生存状况

北洋军阀当时即便财政赤字到靠借债度日的地步，也不曾拖欠知识分子的工资，平均月工资大约有200到400块大洋不等，就当时下馆子吃一顿饭2、3块大洋的标准，这样的工资算高收入了。加之民国报人中不少是文人、学者等知识分子，可见民国报人的总体经济状况并不算差。虽在经济方面还算宽裕，但随时面临着人身安全，被军阀迫害的报人不在少数。一支笔抵过十万兵的邵飘萍被张作霖杀害；与邵飘萍“萍水相逢”的林白水被张宗昌杀害；报业巨擘黄远生被害殒命异乡；与时俱进的《申报》报人史量才被暗杀；新闻巨子、国际专家羊枣被国民党迫害致死；还有范鸿仙、朱惺公、骆何民、仓夷等不计其数的民国报人被迫害，生存环境危机四伏。

二、高学识报人的多元角色及理念

（一）高学识的履历背景

民国报人几乎全是知识阶层。这群人大多有着旧式官宦、新式知识分子等的出身北京，年少时有读书的机会，并在西学东渐、社会转型的浪潮下成长，是脱离传统士人阶层的新式知识分子。此外，他们大多有海外留学经验，且留美、日居多。黄远生留美；邵飘萍被捕获救流亡日本入法政大学读书；林白水赴日求学；刘少少留学日本；胡政之自费留日；张季鸾官费留日等。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他们才选择在报业中追求理想吧。

（二）大相径庭的报人角色

拥有如此学识涵养的民国报人，他们的身份各异，办报角色也多元，甚至大相径庭。有把报纸视为追求、维护本阶级、本集团利益工具的党化报人，如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这些无产阶级报人和以资产阶级党报理论为其职业准则的资产阶级党化报人。有将报纸当作商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报人，大多重管理，采用企业化管理制度，如史量才等。有崇尚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拥有独立地位和思想的自由报人，他们信奉言论自由、注重社会责任、追求文章报国、以报业作为毕生职业追求（最起码是某一阶段的唯一职业），如黄远生等。有采编领域专业的报人，基本上是民国科学文化各领域的专业人士，怀抱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等信念，希望通过办报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付一份力。还有可耻的投机报人，一些没落文人、官僚、流氓等在权钱的诱惑下，趋炎附势，办报以图升官发财。他们中也有些人以前是民族的斗士，一时财迷心窍，背叛了民族，如：陈彬龢。民国报人群像的本质是人，人性的多变和复杂在这个群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多元报人背后多元的办报理念

无产阶级党报强调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国民党报业体系则推崇“以党治报”、“党化新闻界”理论。自由报人黄远生主张“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邵飘萍强调报馆是“社会公共机关”，记者是“国民舆论代表”，报章是“社会公器”；张季鸾在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写道：“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商业报人比较追求“新闻自由”和“黄色报刊”理论，以及职业主义、商业主义等西方新闻思想。此外还有“文人论政”、“史家办报”等思想以及日伪的“奴化报刊”思想。这些多元的办报理念在当时的报业平台上尽情地博弈，绚丽、多彩。

三、女报人的崭露和业内流动性高

（一）女报人势力开始崭露头角

这一群像下的报人大多都出生于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该世纪末登上历史舞台。那时知识分子政治活动正由边缘转向中心，并形成一定规模。他们是受到救国图存的爱国激情影响的一代国人，从小接受社会变革的影响并拥有政治改革的热情。“新闻事业在中国，有1200年左右的历史。其中，前1100多年，是男人们的天下。妇女无由问津。直到上世纪末叶，才陆续有妇女参加”[3]。民国报人的性别比率虽还是男性占主导，女性比重偏低，但女性参政运动的兴起，带动了女性报人的发展。一批精英知识女性还积极创办大量报刊旨在争取女性政治权利；一些商业女性报刊也崛起，与之相关的女性报人不断增多；这些都是构成了民国女性报人群像的重要元素。

（二）爱业内跳槽的“不安分”报人

这一群像的流动性高，报人爱跳槽且大多在本行业内跳槽。金雄白一年半内三易其职，从《京报》（1929年春）到《中央日报》（1930年春），再到《时事新报》（1930年夏），像金雄白这样或因锋芒毕露的个性而跳槽的人在民国不乏其数。如龚柏德、冯英子等皆因性格使然而有相同的遭际。怀着炽热的新闻梦想和浪漫不羁的个性，上海新闻界已颇有名气的记者陆诒为坚守新闻理想被迫从《新闻报》跳槽至《大公报》；余大雄暗抄信息资源赋予它报，故从《新闻报》跳槽至《神州日报》；张静庐发现国闻社的这些潜规则之后，跳槽自办《西湖晚报》去了；邹韬奋不愿将自己打造成英文广告员，无奈跳槽转至《生活》周刊工作等，都是些在自己钟爱的新闻业界内频频跳槽的角儿。

民国报人是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进一步冲破了封建“言禁”，认真守望着公共空间、监督着现实政治、启迪国人思想、促进社会进步。商业报人探索了新的报业经营管理体制，专业报人努力创办的副刊等刊物对近代科技文化发展和民众思想的启蒙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畏强权，用生命和良心坚守社会正义、言论自由。邵飘萍宁死不收“封口费”终被张作霖杀害；林白水喊出“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慷慨就义也不为军阀唱赞歌；毅然叫板蒋介石，不幸遇难的史量才秉承“人有人格，报有报格”。

通过对民国报人群像的窥探，看到了“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的书生意气，看到了乱世流离、多舛命运的血色悲壮，看到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人格魅力，这魅力不仅在民国闪烁，还照耀着后人，也告诫着身处物欲纵横时代的当代媒体人，要坚守良知的底线，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要秉承民国报业先驱的情怀与担当。

（作者简介：吴希娟，女，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编辑出版研究。）

参考文献：

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上海商务书店,1925.

方汉奇.近代中国的女新闻工作者[J].中国记者,19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