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人真知张季鸾

最近注意到傅国涌在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办讲座，主题为“大变动时代的报人典范张季鸾”。因为一直关注张季鸾研究的各种动态，所以很感兴趣。当然，这也是痛感当下一些人动辄把民国新闻史的那段往事挂在嘴边。可实在说，情况往往是，虽则报人典范万口传，但是几人真知张季鸾？一知半解，甚至强不知以为知者，颇为不少。幸运的是，在各种评述中，偶尔也可以发现一些较为独到的观察和评论，令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傅国涌亦为其一。他出版过《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等相关作品，对张季鸾和《大公报》并非完全陌生，而是有所接触和了解。此外，在笔者参与受访的纪录片《报界宗师张季鸾》中，傅先生亦曾出镜。可惜只在屏幕相逢，而未得谋面。所以，很好奇傅先生在安徽大学讲了什么，又是怎么讲的。从微博上现场听众的反馈看，效果很不错。比如有听众称，两个小时的讲座，傅先生不用PPT，不用讲稿，讲述的史料信手拈来。而令他感触最深的，是傅不断强调人在历史中的有限性。另一位听众显然对此也颇有会心，并摘记了傅先生谈“张季鸾在那个时代可以那样选择”的一段话发在了微博上。

活动主办方的老师，也评价说傅先生对史料很熟悉，视野也很开阔，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不过，据笔者了解，现在讲张季鸾的，每每不超过两度入狱、三骂吴汪蒋之类的逸闻趣事，尤其是集中在他1926年以后接办新记《大公报》这段，而对他1926年之前十五年或者更早些的报人前传，则基本不涉及，即便偶有谈到，也往往语焉不详。也因此，笔者很好奇，傅先生到底讲了哪些内容。而据了解，傅先生的讲述也的确集中于1926年以后《大公报》这段。但是正如笔者所担心的，时下的此类讲法，往往让人觉得，作为报人典范的张季鸾就像《西游记》里的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张季鸾之成为张季鸾，乃至最终被尊奉为报人典范，这一丰富、具体、多面、复杂的历史过程，就被有意无意地简化和忽略掉了。起码对1926年以前之报人前传，除了笔者陆续在各种场合发表的几篇小文章外，对张氏1911年在《民立报》、1913年和1918年两次入狱，以及1919年秋围绕南北和议、新文化运动等话题与陈独秀及各方争论等事情，目前似乎尚未见到细致梳理。而且，即便是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大公报》这一时期，既存研究也有若干不足。比如史料方面，就有很多尚未开掘。傅先生等注意到了《胡适日记》等留下的材料，这很好；但当年重要军政人物蒋介石、冯玉祥、陈布雷等日记中涉及张季鸾的史料，目前似尚少注意和运用；至于档案里面的有关记载等，更不必说。

时评界的个别评述并非没有注意到有关张氏言说中的一些偏差和问题。目力所及，《华商报》2012年10月27日所刊署名宋志标的时评《望之俨然张季鸾》就不错。里面谈到，论及张季鸾，每每必与《大公报》相联系，这种评价模式不能说错，但也不算全面；因为张氏从事新闻业前后约三十年，以1926年为界限，前十五年绝对不能忽略。他并称，张氏不是凭空出现的，十余年修为才成就了《大公报》时期的表现。这个观察是有道理的。

另一篇较好的评论，见于《长江日报》2013年1月15日《读周刊》“坐看云起”专栏所刊之《张季鸾的“国家主义”》。里面提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一个骨子里的自由主义者，却发出了国家至上的声音，如何理解？作者认为，首先要注意当时所处“敌寇入侵、国危民辱”的背景；其次，尽管张以国家至上为号召，但他和《大公报》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呼吁与捍卫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梳理一下张的理路，不难发现国家至上是大的目标；而维护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则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手段。作者称，这样的国家主义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如果反其道而行，扛着国家主义招牌，却对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被压制被剥夺的事实视而不见，甚至曲为之辩，那只能说是伪国家主义。当然，此评述也是一家之言，但能注意到张氏身上的矛盾，值得嘉许；至于如何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则端赖学术界努力了。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本文为2013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报人张季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