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才是用”之《大公报》

【摘要】《大公报》从1902年创刊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大公报》发展的鼎盛时期应属于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领导的新记《大公报》时期，即从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选贤和发现人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从本报通讯员中选拔；二是从别家报纸中挖掘。只要认为合适，不论亲疏远近，立即写信约谈，通过试用，正式参加报纸工作。在这波澜壮阔的23年里，《大公报》“唯才是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名记者、名编辑、名主笔、名作家，为后世报界经营者和从业者留下了宝贵的用人经验。

【关键词】唯才是用；大公报；新记《大公报》

《大公报》是中国“有报纸以来最善于利用人的报纸，它集合了全国的智慧、劳力，为它效力”[1]366。

一、“三驾马车”开道:各尽其才团结敬业

“三驾马车”是人们对新记公司《大公报》三个创办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喻称。在新记《大公报》，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大公报》能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吴鼎昌的资本，胡政之的组织，张季鸾的文章”。这三个人构成了各尽其能的《大公报》领导层：吴鼎昌是银行家，熟悉外汇汇率的变化，他负责向海外购买纸张，从来没有发生失误；胡政之态度威严、办事认真，又是报人出身，所以在总揽人事、发行、印刷的同时，还参与编辑工作，撰写重要社评；张季鸾为人和善，风趣幽默，有“天下第一笔”的美称，全面负责报纸的编辑业务。[1]324特别是在言论方面，三人有约定：“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文字虽分任撰述，而张先生则负整理修改之责，意见有不同时，以多数决之，三人各各不同时从张先生”。[1]337这就赋予了张季鸾先生很大的言论裁决权。这样，三人目标一致，又各有重心，各尽其才，从而保证了报纸编辑工作的效率和出版质量。

“三驾马车”以“大公”为宗旨，不仅彼此亲密合作，而且都具有“公而忘私”的敬业精神。吴鼎昌有言：“我们不是为了某种利益而办报，更不为某一个派系而办报，也绝不为某一个个人而办报，我们是为了人民全体的利益而办报。”胡政之表示：“本报系团体事业，我从来未当私人产业来办，也没有做过私人如何享受的打算。”张季鸾也说：“私的最露骨者是谋私利，这是束身自爱的报人都能避免的。其比较不容易泯绝者是私于所亲，私于所好，而最难避免者为不自觉的私见。”正因为如此，他们能以“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相互勉励，并坚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坚持独立办报，成为当时报坛一道亮丽的风景。[1]325

“三驾马车”的敬业精神令人首肯心折。报界同仁徐铸成在《报海旧闻》中曾评价胡政之“如果把报馆比作一部机器，他真不愧是一个出色的机匠，时刻注意机器的运行，及时加油，拧紧每一颗螺丝，并竭力设法改进机器的性能与效率”[2]219。作为《大公报》的灵魂张季鸾，著名报人、书法家于右任评价他是“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心肝……日日忙人事，时时念国仇”，认为“先生之名，中外宣扬”[1]393-395。毛泽东赞曰“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周恩来推崇他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蒋中正赞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1]290-291，“先生文字报国，誉满天下”[1]394。

二、“开国五虎大将”掌门：前任元老经验丰富

在新记《大公报》的筹备和创刊过程中，除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领导运筹帷幄之外，还有五人功不可没，被称为“开国五虎大将”。他们是王佩之、李子宽、金诚夫、何心冷、杜协民。他们都是胡政之旧部，有着丰富的管理才能和办报经验。

王佩之是从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留下来的唯一管理干部，任新记《大公报》副经理。他经验丰富，处事细密，是胡政之的得力助手。参加了与旧股东王郅隆之子王景珩的谈判，使《大公报》产权和报名的购买更顺利。办公用房和印刷厂房的维修、各项管理工作的草创以及经费的预算与开支等也都主要由他负责。在他的帮助下，新记《大公报》的“营业基础，在短短一年半中间，即已奠定”，“甫过一年，收支相抵……历经艰难，渐达顺境”[1]354。李子宽早年曾跟随胡政之主持过《新社会报》的编辑部工作和国闻通讯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有着丰富的编辑和管理经验。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他任沪馆副总经理，从社址的租借到办理各种手续都是他在张罗。曾以1000元现金入股《大公报》，是报馆职工中唯一以现金投资的人。1947年11月17日,李子宽以沪馆总经理的身份成立了大公篮球队，球队在国家大型篮球联赛中，胜多输少，声名显赫，在中国篮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也为《大公报》的发行做了免费宣传。金诚夫是胡政之在国闻通讯社的老部下，新记《大公报》筹备期间参与了各项准备工作，后相继担任过《大公报》驻京办事处主任、香港《大公报》编辑主任及经理、桂林《大公报》经理、上海及北京《大公报》副总经理等职务，为《大公报》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何心冷也是胡政之在经营国闻通讯社时的“得力助手”，在新记《大公报》筹备期间，《大公报》同仁评价他“是胡政之、张季鸾的‘秘书’，也可以说是编辑部的‘总务’，很像麻将牌的‘听用’，什么地方缺一张都可以补上。招考来的练习生，由他来传、帮、带”[1]355。新记《大公报》创办后，他负责副刊和本市新闻的采编工作。先后主编的《文艺》《小公园》两个副刊由于文辞清丽、意味无穷、趣味性浓而备受读者喜爱。杜协民曾在胡政之主持的国闻通讯社做编辑工作，新记《大公报》创办后，他负责编辑经济新闻和体育新闻。那时《大公报》编辑部只有三人，张季鸾写社评兼发要闻稿子，何心冷负责副刊和本埠新闻，杜协民负责经济、体育新闻。

上述“开国五虎大将”为《大公报》的创办和日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是《大公报》忠实的掌门人。

三、选贤任能：精英云集享誉中外

《大公报》对于历史、对中国媒体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它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报人、新闻人、名记者、名编辑，他们不仅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乃至在中国现代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马说》一文中曾慨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新记《大公报》却能够以事业的兴衰为宗旨，不拘一格，唯才是用，堪称“伯乐”报纸。尤其是胡政之治社严谨，用人谨慎，在报社中几乎没有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亲朋。《大公报》选贤任能，广聚天下人才。“《大公报》选贤和发现人才一般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从本报通讯员中选拔；二是从别家报纸中挖掘。只要认为合适，不论亲疏远近，立即写信约谈，通过试用，正式参加报纸工作。”[2]220

正是《大公报》热情、诚恳与“海纳百川”的气度，使《大公报》精英云集，享誉中外。如：

范长江：在新记《大公报》时期，他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旅行通讯闻名于世，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等职，“范长江新闻奖”是我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他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即1937年11月8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的日子。

杨刚：新记《大公报》记者、文艺副刊主编、驻美特派员，作家、《傲慢与偏见》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社副主编。

萧乾：他主编的《大公报》的副刊《文艺》是20世纪30年代北方乃至全国颇具影响的文学阵地，1939年至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二战后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和波茨坦会议——见他的欧战特写集《南德的暮秋》。

彭子冈：发表过访宋庆龄、宋美龄、郭沫若和《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等名人的专稿，号称“重庆百笺”，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曾出访苏联、印度、芬兰等国，1954年任《旅行家》杂志主编。

还有诸多名流，如“徐铸成、王芸生、曹谷冰、李纯青、吕德润、王文彬、孟秋江、张高峰、梁厚甫、曾敏之、朱启平、黎秀石、费彝民、陆诒、潘际炯、蒋荫恩、唐纳、金诚夫、赵恩源、梁羽生、杨历樵、张琴南、罗承勋、唐振常、戴文葆、陈凡、孔昭恺、徐盈、高集、杨奇、金庸、谭文瑞……”[1]378，可谓群星璀璨，光照千古。

四、社评、副刊、专栏：名家荟萃各显千秋

《大公报》的社评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主要是张季鸾主笔，之后有王芸生、徐铸成、杨历樵、马季廉、张佛泉、王志莘、潘仰尧、李纯青等加入。尤其是张季鸾、王芸生、徐铸成三人的社评朴实、犀利、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出笔神速、立论深刻、敢言善言，堪称“社评三绝”。张季鸾“文笔犀利、议论精辟”，有“三骂”的美名（一骂吴佩孚，二骂汪精卫，三骂蒋介石。张季鸾还因骂袁世凯和段祺瑞而两次入狱）。[3]50-53“王芸生极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敢于说真话，甘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怕得罪权贵。他的文风真挚、开朗、富于热情，所写文章常能打入读者心坎，动人心弦。”[4]21如他为骂孔祥熙和国民政府写的社评《拥护修明政治案》、痛骂重庆灯红酒绿却不顾河南灾民惨状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大骂国民党贪官和奸商的社评《为国家求饶》等。毛泽东赞誉张季鸾、王芸生撰写社评用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式方法”。徐铸成执笔的社论“气势澎湃，说理精辟，颇有张季鸾笔意”[4]23。如他以《大公报》名义加入《文汇报》写的社评《淞沪之战6周纪念》（希望读者学习19路军的爱国精神，共救国家的危亡）和《告若干上海人》（对民族败类作最后的警告）等可以说振聋发聩、大快人心。

萧乾主编的《大公报》副刊《文艺》在当时红极一时，在《大公报》副刊《文艺》上常发表作品的文人有很多最后都成长为名作家。1936年9月1日是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续办《大公报》十周年纪念日，报社经过慎重研究，决定设立“《大公报》文艺奖”，表彰优秀文艺作品，具体事宜由该报副刊编辑萧乾负责。1937年5月3日，在《大公报》上公布了获得“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的三部文艺作品的名单，即短篇小说《谷》（作者芦焚）、戏剧《日出》（作者曹禺）、散文《画梦录》（作者何其芳）。“文艺奖”的设立是《大公报》的创举，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报刊组织过类似的评奖活动。《大公报》为纪念这次活动，还特邀作家林徽因女士选辑了一本《大公报小说选》，由《大公报》出版部1937年6月出版。选辑中有沈从文的《箱子岩》、张天翼的《善举》、杨振声的《报复》、林徽因的《模影另篇》、李建吾的《书呆子》、老舍的《听来的故事》、沙汀的《乡约》、芦焚的《阴影》、凌叔华的《无聊》、蹇先艾的《美丽的梦》等30篇，约计24万字。[1]349-352而在1936年11月29日萧乾主编的《文艺》副刊出版的《散文特刊》就集中发表了何其芳、陆蠡、严文井、萧红、靳以等人的作品，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名作家。[1]17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开辟的专栏众多且学术性浓厚，这些专栏多数是约请平津两地文化教育界的专家、学者撰文或负责编辑。如请南开大学何廉教授主编“经济周刊”专栏、清华大学吴宓教授主编“文艺副刊”专栏、清华大学张申府教授主编“世界思潮”专栏、北大教授梁漱溟主编“社会问题”专栏等。后移居台湾的原《大公报》的陈纪滢回忆说“《大公报》开辟各种学术性副刊，是全国所有报纸最成功的一家，直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任何一家报纸堪与媲美”[1]366。

五、结语

《大公报》社评主笔王芸生在介绍林徽因主编的《大公报小说选》时有过这样的评述：“读者也许奇怪，居然有那么多南北文坛先辈看这个日报刊物，连久不执笔的也在这里露了面。其实，这正是老实的收获。同时，读者还会带着不少惊奇，发现若干位正为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原来他们初露锋芒是在这个刊物上。这不稀奇，一个老实的刊物，原应是一座桥梁，一个新作品的驮负者。”[1]352“老实”，就是说实话、说真话，就是做事待人认真真诚。《大公报》正是秉承着“老实”的报格成为一个个新人、一篇篇新作品的“桥梁”和“驮负者”的。

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中国《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决定把该院一年一度的“荣誉奖章”（1941年度）授予中国《大公报》。这说明，中国《大公报》在世界新闻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1]345这地位的获得离不开《大公报》全体报人的齐心协力和勤奋努力甚至是流血牺牲，也离不开《大公报》“唯才是用”“选贤任能”的“伯乐情怀”。“士为知己者用”，当年“南北文坛先辈”及初露锋芒的“后起之秀”能齐聚《大公报》实视《大公报》“为知己”者也，也是《大公报》能蜚声中外、永垂青史的人力资本。

（作者为湖北师范学院语言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为“2013年湖北省教研项目‘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下的地方院校新闻专业与地市级媒体协同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3358]）

参考文献：

[1]王国华.我与《大公报》[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曾先明.中国百年报人之路（1815-1949）[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3.

[3]郭芬阳,丁东.报馆旧踪[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50-53.

[4]方汉奇.新闻春秋[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