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眼里的《大公报》及其传统

曹聚仁多次表示，对于《大公报》，他完全可以自居于老友之列。确实，尽管从未服务于该报，甚至也没像陈纪瀅那样做过票友记者，但从天津时期开始，他就是《大公报》的忠实读者。甚至到香港以后也是如此，几十年来几乎没一天间断过看这份报纸。

多年以后，曹聚仁还记得天津《大公报》为译载一段法国新闻所写的按语：“这段新闻，可以写成一篇哀感动人的小说。”他认为这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新闻记载以真实为主，而小说描写人生，亦以真实为主，为什么这一方面的真实，并不适合那一方面的真实框子?”在他看来，报纸上有许多新闻，虽刊在极重要的地位，可只是官样文章，编者不会看，读者也未必看，当然说不到什么意义；也有些新闻，虽刊在极不重要的角落，其背后却蕴含着人生与社会的永久问题，就有可能打动读者，甚至成为小说素材。

曹聚仁的《说饿》，则是有感于《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信《成兰纪行》而写，此后即很注意范长江。1938年春徐州会战时，两人邂逅。闲谈中，范忽然说：“曹先生，你是不同的。”曹很感慨，曾私下对妻子说：“这么多记者所写的战地新闻都是不相干的，只有长江才懂得写军事通讯。”因为范读过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懂得贯通史地，而曹也自认在这方面下过工夫。所以颇注意范的通讯，有时还拿来和自己的理解与表达相比较。

曹聚仁和《大公报》的子冈等亦很熟。而对老一辈的张季鸾、胡政之、吴鼎昌等之作文与为人，更是赞赏有加。在他的印象中，《大公报》上海版之创刊，亦可谓望平街历史上的一道里程碑。他说：“我们知道望平街上也曾产生过风行一时的报纸，却不曾产生一种足以代表舆论的报纸；这其中，也曾有过无数种宣传性的报纸，却没有见过一种足以影响舆论的报纸；《大公报》昂然独步，无视望平街的传统尊严(至少在知识分子群的心头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这么闯入了，这么站稳了，只有他们敢于批评政府，以诤友姿态出现，可说是了不得的了!”

此后《大公报》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抗战爆发后，武汉版创刊，便压倒一切官私报纸，到重庆也是如此。其在香港创业，亦为“外江佬”办报最成功的一家。1941年荣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奖，更是一种世界性的荣誉。可惜此后不久张季鸾病逝；1949年鼎革之际，胡政之也逝世了。曹聚仁觉得，这仿佛给《大公报》划分了时代的标签；慨叹长江后浪逐前浪，吴胡张这群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时代任务了!为此，他还特意写过一篇《望平街上的哀思》。文末意味深长地写道：难道望平街的时代，就这么过去了吗？

1957年，曹聚仁由香港到北京采访，读到老朋友子冈的一段文字，说她已七八年不做采访工作了，并谓假如做的话，她将如何报道。其时《大公报》新一代的报人如范长江、孟秋江、杨刚等也已是老报人，而且离开新闻岗位坐到办公厅中去了。恰逢北京正上演《桃花扇》。曹聚仁深感自己这一辈的老报人，在新时期即如剧中柳敬亭这样的角色，“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为之怃然。

也因此，重读曹聚仁那篇《大公报的传统》，就更耐人寻味了。此前天津《大公报》曾改名为《进步日报》，曹认为这“进步”二字，就可以代表《大公报》的精神。他很赞成胡政之的一些看法，比如：“新闻事业至少要跟得上时代，最好能走在时代的前面，领导社会，如果跟不上时代，那就难免落伍。试看以往有些地位的报纸，不少被时代淘汰了，就是因为不肯求进步的缘故。”特别是在怀念张季鸾的那篇文字中，胡政之说：“我们三人都是为办报而办报，为国家民族利益说话，绝对没有私心和成见，更从来不以报来沽名谋利，所以纵然有人一时误会，久之自能冰释。”曹聚仁以为，“这是《大公报》的进步观点，也是最值得怀念和继承的传统”。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