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动员”与“政治家办报”新论

摘 要：论文以《中央日报》和《大公报》1943年“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为例，聚焦媒介在面对“动员”问题时如何发挥自身独特的功能？由此重思“政治家办报”，将“政治家办报”划分为“创新型政治家办报”和“学习型政治家办报”，提出“历史的经验”乃是最聪明的人当年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经验，“历史”因之并不是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

关键词：媒介动员；政治家办报；管制物价；《中央日报》；《大公报》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认为，“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1]，此种论断的前提预设是大众媒介的功能发挥与“运动”的成败存有密切关联。“动员”——就发动人参加某一活动而言，无论和平时期的动员抑或战争期间的动员，都是一种“运动”，无论这种“运动”是因何种特别事件而触发或者围绕何种特定主题而展开。“动员”如果是一种“运动”，那么按照吉特林的观点，“动员”的成败与大众媒介的功能发挥便存在密切关联。然而，大众媒介在一次“动员”之中应该发挥功能，与，大众媒介在一次“动员”之中功能发挥得如何，存在着“应然”与“实然”的分野。本文以抗战时期《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为例，聚焦媒介如何“动员”，并由此重新审思“政治家办报”。

一、“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的核心要旨：“检测施政能力”

“管制物价”，是民国政府实行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1943年1月11日至1月16日，此时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民国政府在“全国各地一律举行管制物价宣传周”。《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纸对“管制物价宣传周”活动均进行了系列报道。但民国政府此时开展“管制物价宣传周”，按照报纸的报道，其核心要旨，并非完全是为了“管制物价”，毋宁说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管制物价宣传周”活动的出台，最重要的目标乃是检测战时政府的施政能力。

对此，《中央日报》与《大公报》的评论均“直言不讳”。

——“这次限价办法有一特点，即办法虽由中央决定，实行则责成地方当局。而中央所决定的，也只是基本原则，执行时尽有因地制宜的余地。过去物价的管制，都由中央负责推行，而地方实际未尝负责，那也许是所以未能成功的一个原因。现在，这责任已落在地方当局的肩上。抗战五六年来，中枢政治不断进步，地方政治也有显著进步，这次实施限价，更是行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从这一试验中，可以实进测量出各省政治的真实进度。哪一省的基层组织最严密，政治效率最强韧，政府与民众的合作最圆满，政风吏治最清明，都可从这次限价的成绩上看出来。所以，这次实施限价，从另一方面可以看作地方政治的测验，也可看作各省政治效能的竞赛。

我们希望全国同胞、各级政府对这个重要试验，要以必成的决心，合作努力。今天是限价实施之日，希望今天就是我们战时经济步入稳定阶段的开始！”[2]

——“管制物价是内政上行政技术的重大试验。我们不讳言中国行政技术上的许多短处；然决不能因为有短处便不管制。不管制与管制而不生效，要影响抗战与建国。尽管行政技术上有短处，尽管这类经济行政的技术人员十分缺乏，我们不能不照已定的政策，向前迈进；一方面做，一方面学，自然有进步。认定管制物价是一个行政技术问题，所以我们情愿多讨论各种细目，揭举各种事实，来帮助政府推行这一件大政”[3]。

在进行“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时，《大公报》和《中央日报》“英雄所见略同”，都持论此番民国政府“管制物价”，是为了检测施政能力。而政府的施政能力包括方方面面，其中，政策执行能力是政府施政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所谓政策执行，是指政策方案经过合法化以后，政策执行者通过建立组织机构，运用各种政策资源，采取解释、宣传、实验、实施、协调与监控等各种行动，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动态活动过程。其本质是遵循政策指令，为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而将政策付诸实施的所有行动的总和”[4]。由此出发，就执行“管制物价”这一战时经济政策而论，作为“政治测验”，其测验的维度至少包括三个方面：1.解释、宣传“管制物价”政策；2.实施“管制物价”政策；3.协调与监控“管制物价”政策。因此审视《中央日报》和《大公报》的相关报道，便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眼。

二、“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的“首要公众”：政府工作人员

1943年，《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关于“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与报纸的其他内容杂呈在一起，若不是两张报纸的评论给我们提供了“线索”——均称此次政府开展“管制物价宣传周”是为了测验施政能力，则我们根本就看不出这两张报纸围绕“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内容的组织具有何种逻辑关联。

倘若一旦发现这两张报纸关于“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乃是为了“帮助”政府检测施政能力，则，两张报纸进行“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实质上都是一种“帮助”政府去实现所预定的目标（检测施政能力）的行为。而“帮助”作为动词，属于“关系范畴”，按照康德的观点，则是一个“力学性”的概念[5]，也就是说，两张报纸为政府所提供的“帮助”，即是两张报纸关于“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的所有文字合在一起要形成一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的有无，关系到报纸“帮助”政府检测施政能力——是有“名”无实还是名副其“实”。

《中央日报》与《大公报》关于“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目标均是明确的，所有围绕此话题的报道，其要旨均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力量——这种报道通过作用于“读者”的心理层面，使“读者”通过思想上的“认知”从而为“行动”提供“动力”和“矢力”。

在此需要追问的是：“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的“目标读者”——即报纸的“目标公众”到底是谁？

如果把报纸报道所关注的重点聚焦在“帮助政府检测施政能力”上面，那么，“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的“目标公众”，便可判断为——主要是与政府施政能力有重要关联的特定人群。对于检测“管制物价”这一战时经济政策而言，“政策共同体”的参与者——政府领袖、官员、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利益集团是与政府施政能力有重要关联的特定人群[6]。

“管制物价”这一战时政策，当时是依据“政府领袖”蒋介石——“总裁手订之加强管制物价方案”，以“国家总动员会议”的名义颁布的。政策颁布之后，需要经由“政府工作人员”的贯彻执行，作用于“利益集团”，以实现“管制物价”的特定目标。由于“政府工作人员”，在“管制物价”这一政策的施行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因此，“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的“首要公众”乃是“政府工作人员”。换言之，即“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主要是给“政府工作人员”看的。

有了这样的眼光，我们便不难发现，“贺市长”、“包局长”、“翁部长”、“谷部长”、“沈秘书长”“陈秘书长”和“杨主委”等政府官员，之所以在报道中频繁出现，重要的并不在于他们的言行对于“管制物价”的实际效果到底如何，而在于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其“贯彻执行”“管制物价”的态度，这种“态度”由其言行所表征，经过报纸的报道，便可成为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在贯彻执行“管制物价”政策时（具体到解释、宣传“管制物价”政策、实施“管制物价”政策和协调与监控“管制物价”政策）所“模仿”的对象。

在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de）看来，“一个人最可能模仿的人或阶级往往是他最恭恭敬敬服从的那些人或阶级。普通人总是倾向于模仿国王、朝臣和上层阶级，模仿的程度由他们归顺的程度决定”[7]。对于执行“管制物价”这一经济政策而言，在“模仿”的逻辑链条上，贯彻领袖的指示，是模仿行为发生的源点——“（中央社讯）自蒋委员长手订之加强管制物价方案发表后，各省市均先后来电，竭诚拥护，努力奉行，新疆省盛主席世才来电至渝，略谓……”[8]重庆市社会局局长包华国要“模仿”的对象也绕不开最高领袖蒋介石——他曾对记者谈道，“限价范围除蒋委员长通电中所规定之七项重要物品外……”[9] “（衡阳十二日发专电）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湘粤赣区办事处主任林虎、副主任高廷彝、尹敬让，今日联袂抵衡……据林氏等语记者：湘粤赣区绝对遵蒋委员长谕示……”[10]

此种“模仿”行为，一旦成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群体行动，便构成了一个“模仿”的行动同心圆，以领袖指示为圆心，随着“模仿”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展开，此种“模仿”的同心圆便似“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政府的施政能力在此过程之中得到呈现和检测。

三、“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的历史遗产：重思“政治家办报”

“政治家办报”的概念自毛泽东于1957年提出后，因为各种机缘的触发，学界多有论列[11-15]。但“政治家办报”作为一种“实际发生了历史”却远远早于1957年，《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在1943年“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中所留下的历史文本，足以表明当年两家报纸均达至了“政治家办报”。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大公报》与《中央日报》当年的办报实践所表征的“政治家办报”不但有其特殊性，而且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两家报纸虽然所做的都是“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但其“政治家办报”的类型又颇有不同。

回望当年的“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大公报》早在限价正式实施的第一天——1943年1月15日，就发表了社评《限价实施之日！》，在这篇社评中，《大公报》率先将政府的这次“限价政策”定性为“行政能力的一个试金石”和“看作地方政治的测验，也可看作各省政治效能的竞赛”。实际上，战时的“限价政策”要取得实效是很难的（例如，“限价政策”实施之后，不但违反法令者依然存在[16]，而且黑市交易也并未消绝[17]），在此种情况之下，媒体对于“管制物价宣传周”如何进行报道，才能够使政府出台“限价政策”这一行为立于不败之地？《大公报》的主持者通过将“限价政策”定性为测试政府的“施政能力”，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使得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这次“管制物价”不会因为“管制物价”没有效果或收效不大而受国人诟病，进而影响国人对于政府领导抗战的能力的信任，这是“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中，《大公报》最精彩的一个手笔。换言之，不但报道政府的“管制物价”政策，而且还要通过报道，使得政府的“管制物价”行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大公报》在“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中所诠释的“政治家办报”。

与《大公报》相比，《中央日报》稍显逊色，该报并没有率先提出“管制物价”乃是为了“检测施政能力”。但是，该报主持者的学习能力却很强，意识到《大公报》的社评《限价实施之日！》的高明之后，通过巧妙地选择时机，在限价实施了十天之际，通过发表社评——点出“管制物价是内政上行政技术的重大试验”[18]，从而使得《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对于“管制物价宣传周”的报道站到了同一高度。如果把《大公报》的做法称之为“创新型政治家办报”，那么，《中央日报》的做法或可命名为“学习型政治家办报”。

如果将“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视为一次媒介动员的话，那么，《中央日报》和《大公报》通过“政治家办报”，使得此次媒介动员，至少可以通过“检测政府施政能力”这一特定矢的在动员“政府工作人员”这一层面得到实现。如果《大公报》在“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中没有提出“检测政府施政能力”这一角度，那以，媒体在“管制物价”这次动员活动中，就难以发挥不同于政府机构或行业团体的独特功能。本文承认，任何一种“动员”若想实现预期目标，定是由不同的因素交互作用相辅相成所致，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媒介若想在“动员”中起到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政治家办报”所达致的动员方向建构和目标受众界定，就不能不引起注意受到重视。尤其重要的是，《大公报》在报道“管制物价宣传周”时所表征的“创新型政治家办报”，已经溢出了“揣摩”或“领悟”政府或领袖出台一项政令的原初意图，而是基于公共利益（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情境即是抗战建国）的考量，从“帮助政府或领袖”（使此项政令的出台立于不败之地）的角度对出台的政令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这既是其不同于毛泽东所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的特殊之处，也是媒介在面对“动员”问题时发挥独特功能的一种可取路径。

四、结 语

《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当年的“管制物价宣传周”报道，作为“创新型政治家办报”和“学习型政治家办报”的历史经验凝结，对于今天的媒体在面对“动员”问题时如何发挥自身独特的功能自然不无启发意义。相较而言，“创新型政治家办报”是最难的，因其需要高远的眼光。但这并不等于说“学习型政治家办报”轻而易举，毕竟，如果对于其他媒体的“创新型政治家办报”不能够敏锐地察觉，那么，“学习”和“模仿”也就自然无从谈起。准此，则“创新型政治家办报”和“学习型政治家办报”同样“难能可贵”。而当年具体从事“创新型政治家办报”和“学习型政治家办报”的民国报人所体现出来的智慧和所达到的水准，则既是我们钦敬先贤的缘由，也是我们向其学习的理据——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的经验究其实质乃是最聪明的人当年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经验，而“最聪明的人”并不是一个时间论域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在智力上达到“最高水平”或者说“最高程度”的量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历史学，聚焦的显然并非是“城南旧事”中的“旧事”，而是“遥想公瑾当年”里的“公瑾”。（作者系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参考文献：

[1] (美)托德·吉特林著.胡正荣,张锐译.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2] 限价实施之日[N].大公报,1943-01-15.

[3] 限价十日之检讨[N].中央日报,1943-01-25.

[4] 朴贞子,金炯烈,李洪霞.政策执行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 邓晓芒.《纯粹理性批判》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6] 赵德余.公共政策:共同体,工具与过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 (法)塔尔德著.何道宽译.模仿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8] 物资局办理结束[N].大公报,1943-01-12.

[9] 限价期近[N].大公报,1943-01-10.

[10] 后日起限价[N].大公报,1943-01-13.

[11] 童兵.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六[J].新闻与写作,1993(12).

[12] 芮必峰.“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解读[J].新闻与写作,2009(2).

[13] 朱清河,张荣华.“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归点[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4).

[14] 吴廷俊.“政治家办报”——研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新闻史的一个关键词[J].国际新闻界,2010(3).

[15] 陈力丹.新形势下的“政治家办报”[J].新闻战线,2010(10).

[16] 限价必期贯彻违反法令者军法惩处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遵办[N].大公报,1943-01-19.

[17] 取缔黑市昨开始执行[N].大公报,1943-01-19.

[18] 限价十日之检讨[N].中央日报,1943-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