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中“官二代”形象分析

摘 要：自2009年起，随着我国官员子女在用人选拔等方面被报道出的种种问题甚至违法行为，“官二代”一词正式见于媒体的纸面上，也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文章选取《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从“污名化”理论切入，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尝试归纳评价媒体对“官二代”群体的报道。同时，总结报纸及其他媒体上的建构的“官二代”的主要形象，分析媒介“标签化”报道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官二代”；媒介形象；污名化；标签

“官二代”我们并不陌生，这是一个随着我国时代更迭而产生的一个群体。而真正让“官二代”一词脱离其原本的中性指代而形成一种负面的含义，源自2009年8月26日，《南方都市报》《新快报》等对于“河南固始县公选乡长中多半当选者为官员子弟”事件的集中报道，同时也使这一群体走进公众视野。近年来，从“李刚门”到“官二代求爱不成，毁容17岁女孩”事件，“官二代”已然成为舆论的焦点。2013年，“李某某涉嫌轮奸”事件再次引发公众舆论对“官二代”的激烈讨论。这些报道主题多集中于“官二代”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有部分新闻媒体有倾向性地呈现了“有选择性”的新闻事实，以致“官二代”形象愈发负面化。

一、样本选择和报道内容分析

本文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这两份报纸为例，对其中“官二代”的报道进行分析、比较和总结。这两份报纸是全国发行量较大的主流纸媒，有广泛影响力：《人民日报》具有较高权威性和指导性，在保持对重大事件准确、深入报道的基础上，能够引导国内外舆论。《中国青年报》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对象，与“官二代”群体的年龄层次相对应。

基于对“官二代”事件报道的集中程度，样本选择的日期为2010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以“官二代”为关键词，在人民网检索《人民日报》数据库共获得38个样本，通过中青在线检索共获得《中国青年报》的样本141个。就具体样本而言，排除文章主体并不涉及“官二代”的文章，得到有效样本为：《人民日报》16篇，《中国青年报》39篇。根据研究需要，对报道的具体分析如下。

1.报道体裁。可以将所有报道的体裁分为四类，即消息（报道事件的最新进程，但无过多媒体深入调查和观点）；深度报道（较系统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并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评论（主要为记者意见、观点的表达）；摘引（全篇几乎都引自被采访对象或网友评论）。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两份报纸中评论最多，其次是消息和摘引，深度报道最少。两家媒体在报道“官二代”群体时不仅仅停留在及时追踪和发布消息的层面，对这一群体所引发的现象也进行了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观点和看法。但两家媒体对事件的深入调查和系统反映都较少，且摘引消息偏多，只是有选择地将一些事实与评论观点相结合，最后呈现给读者。

2.版面位置。版面作为各类信息文本在报纸编排布局上的物质载体，是各类报道的价值综合判断和最终表现。根据《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版面设置，主要设置以下5个栏目（按重要性排序）：要闻，党建周刊（特别报道），评论（青年话题），观点（青年调查）民生（法治）以及其他（包括文教周刊、冰点人物和阅读周刊）。

如表2、图1所示，对于“官二代”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评论/青年话题版面，分布于要闻和特别报道版面的报道仅次于评论版，也凸显出这两大报纸对该议题的重视程度较高，且该议题与党的建设、反腐等主题关联度较高。

3.报道来源。结合这两份报纸，主要新闻材料来自于本报记者原创，官方资料，微博评论转载，访谈和调查。

如图2所示，对于“官二代”的报道来源较单一，大多来自本报记者原创，这与报道多为评论体裁有关。有少量报道来源于记者调查和访谈，但仅有的这样几篇报道也主要集中在对公众舆论不满的反应上，“官二代”群体本身处于失语位置。《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4日仅有的一篇来自官方资料的报道《2010年：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也并非以“官二代”为主题，且持批判态度。

4.媒体话语倾向。报道倾向是媒体在看待“官二代”这一群体时所采用的基本立场，它通过“官二代”这一群体在新闻报道中形象的定位得以体现。这里分正面、负面和中性报道。

如表3所示，在这两家媒体报道“官二代”的相关文本中，中性客观的倾向只占29.09%，而倾向负面性的报道占到了69.09%。其负面形象常常与违法犯罪行为相联系，还有诸多被指代为官员选拔中用人制度上的腐败行为，带有倾向性和定义性的修辞也常常出现在对“官二代”的报道中。在一些与“官二代”群体本身无关的无效报道中，其标题或正文内容中都有暗含的对“官二代”群体的负面评价。

5.报道主题。在新闻报道中，报道主题是指新闻报道所要表现的主旨，是塑造框架的重要变量。以报道内容为划分依据，将对“官二代”的报道整合为以下6种报道主题：用人制度（官员选拔中的种种腐败或不公平现象），个人发展（普通群体与“官二代”群体的比较以及二者矛盾，以及“官二代”群体所反映出的教育问题），违法犯罪（对“官二代”群体触犯法律的丑闻的报道），追责媒体（对媒体的“标签化”及娱乐倾向予以批评），舆论反应（主要关注公众舆论对“官二代”群体的评价）社会价值观（从宏观角度反思“官二代”问题和现象）。

如图3所示，在所有与“官二代”相关的文本中，主题内容展现的大多是“官二代”群体的负面形象。其中对于“用人制度”方面的报道最多，反映出的是与“官二代”相联系的官员选拔中的不公平对待和“关系”类的腐败现象。“违法犯罪”主题排在第二位，主要与“李刚门”、“药家鑫案”、“李某某案”等重大新闻事件结合，媒体大多持批判态度。在涉及“个人发展”的报道中，通过对民众的调查，反映出对于“官二代”群体拥有的特殊地位的反感，近而更深层地从就业、教育等方面讨论了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受阻的现状。值得肯定的是两家报纸都有对媒体报道片面化的追责，以及对舆论反应过热的理性引导。

二、报道中“官二代”的形象分析

总结两家报纸媒体对“官二代”群体的报道主题和话语倾向，值得肯定的是，从“追责媒体”这一主题的报道数量上来看，《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作为我国几大权威性较高的报纸，其发声毕竟不同于一些媒体的娱乐化、片面化倾向，更注重对该问题的客观看待，指出媒体在报道“官二代”群体时的“标签化”等问题，但这些报道相对于负面报道仍占少数。其报道基本形成的“官二代”媒介形象仍为：社会的特权群体和负罪群体。

1.特权群体——以权谋私和公平焦虑。《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报道中的“官二代”群体，是一种“世袭制”体制产物。特权包括他们拥有父辈建立的人脉、社会资源所占据的先天优势、官员选拔中的“私人定制”、提拔晋升时的优先考虑等。在新闻报道主题分类中，有关“用人制度”的报道位居第一，集中反映了“官二代”的子承父业所获得的种种特权，从而导致了各地“萝卜招聘”、年轻干部“火箭提拔”等事件体现出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

对于“个人发展”和“舆论反应”主题中的报道也不少，反映的是在“官二代”享受着与生俱来的优质资源时，普通公众甚至是“贫二代”的公平焦虑：一方面，某些地方政府对于舆论质疑的回避、闪躲态度加剧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社会低收入人群基数仍旧较大的事实加深了普通公众对于“官二代”享有特权的不平衡感，难免会导致他们对于该群体产生片面质疑，以及对于社会公平的焦虑。

2.负罪群体——违法犯罪和价值观。以“李刚门”事件为典型代表和起始点，与“官二代”有关的交通肇事案件、打人事件、性侵案等违法犯罪行为频发，不仅对当事人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且媒体报道的“标签化”倾向和一边倒的负面评价更加催生了这种形象。在两家媒体报道中，“违法犯罪”主题下的报道仅次于“用人制度”主题，“官二代”群体已然固化为此类事件中的主要被怀疑对象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者。“官二代”的负罪者形象在与其他作为“受害者”的社会成员的直接或间接的区分中得到强化，如《中国青年报》2010年10月25日的报道《谁来关闭“李刚门”》中开篇就用了“河北大学校园车祸事件肇事者”来界定这一“官二代”的身份。另外，“官二代”的负罪者形象还与一些主角并非“官二代”的违法犯罪事件相联系，是否是“官二代”身份与事件定性联系密切，成为了一些媒体吸引眼球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报道中，“官二代”的负罪者形象的隐晦建构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事件本身的深度关注。同时，报道主题为“社会价值观”的报道也占有一部分比例，从宏观角度反思“官二代”现象的报道主要将当今社会价值观的偏离与“官二代”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将“官二代”群体定义为另一种意义下的“负罪者”，在这样的报道中，无论是社会公平的缺失、社会阶层固化和流动受阻，导致社会价值观偏离的源头都来自这一群体的种种失范行为。

三、讨 论

1.新闻报道中的“污名化”和“贴标签”。社会学中的“污名”（Stigma）概念可以用来解释媒体对“官二代”群体的负面形象呈现。当代社会，对“污名”的概念研究较为成熟的是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63年，他首先提出污名概念，“污名是一种社会形状，该社会形状将使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1]”基于污名的概念，当代社会学家又指出，“污名化”是由于被污名的群体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2]。

林克（Link B.G.）和费伦（Phelan J.C.）将污名分解为贴标签、原型化处理、社会隔离、社会歧视等的集合[3]。大众媒体在对“官二代”群体“贴标签”报道的过程中，抽离了“官二代”群体的个体差异，将其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印象化，并由此掩盖该群体其他特征，将其片面化的负面特征放大。媒体关注的“官二代”群体大多为80、90后的年轻群体，媒体出于追求“眼球经济”的目的，认为主角越年轻，就越有新奇性，引发的质疑就越强烈。“年轻人既被视为变化的催化剂又被视为未来道德的监护人，他们将进步、革新、实验的需要人格化，但同时又成为社会对付变化和未知的所有恐慌的管道。[4]”污名化过程中，媒体在迎合了受众舆论倾向的同时，却使“官二代”的负面特征进一步被强化。另外，从公众舆论对“官二代”评价的角度看，公众对特定群体的认知，一般源于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群体表征。社会学家莱默特（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认为，一个人被贴上“标签”，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及其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5]。“官二代”群体由于其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的优势，导致其行为容易被普通民众所关注。通过其参与社会活动的零散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去概括和归纳，进而形成相对固定的印象,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片面性。加之部分“官二代”飞扬跋扈的行事作风以及触犯法律的种种行为在客观上给公众提供了种种佐证，他们自然顺理成章地将负面认知加到“官二代”群体身上。因此，不论是“官二代”负面信息的上传者，还是参与互动的传播者，对“官二代”形象的塑造大多是依据部分“官二代”的表征而存在的。

2.“官二代”群体的集体失语。《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是我国纸媒中影响力大、权威性强的主流报纸，在塑造“官二代”形象时，这样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网络媒体中各种非理性言论对舆论的消极引导。但在大多数报道中，无论是对事件的追踪调查、对违反犯罪事件中“官二代”的报道还是对媒体和舆论标签化的追责，当事人本身都是缺席的。

当然，这其中不乏“官二代”自身对公众聚光灯的躲避。在《中国青年报》2010年3月1日的报道《新泰拟任80后领导背景调查》中，记者报道指出：“其余5名新选拔的干部，也有几位被怀疑有背景，但由于他们的集体沉默，记者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当下，越来越多的人物善于利用自媒体，将自己被动的角色转化到前台，无论是否为炒作，都对社会舆论有着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力。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领导干部及其子女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本来就备受关注的群体，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其“在场”的重要性，而是选择了“不语”，导致他们的“话语缺席”。而这种“不语”往往进一步导致社会等级观念的加固，使该群体的声音被忽视。这种“集体失语”的境地，又进一步恶化了媒体对“官二代”形象的“污名化”解读。

“官二代”现象是社会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本身并不神秘。国内新闻媒体对社会阶层固化、用人制度上腐败不公现象进行披露，积极促使民主、开放的舆论环境，无疑是正确的。这并不意味着要一味以某些群体的负面事实作文章，甚至利用负面新闻吸引受众。这种片面式的、煽动性的标签化报道不符合新闻精神，也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和谐。媒体应坚持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引导舆论对群体差异的理性对待，主观评价也应客观公立。与其持续建构“官二代”的负面媒介形象，不如鼓励社会舆论形成冷静、理性的思考。而对于“官二代”的“失语”问题，应以透明公开化的行政流程和积极地回应与努力来改变这一现状。

（任雪瑶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郭中南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美)欧文·戈夫曼著.宋立宏译.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 管建.污名:研究现状与静态——动态模型构念[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7(7).

[3] Link B.G.,Phelan J.C. Conceptualizing Stigma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1(27).

[4] (英)伊冯·朱克思著.赵星译.传媒与犯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 陈彧.标签理论—一种社会工作理论的介绍[EB/OL].http://www. sociology.cass.cn/shxw/zxwz/t20070301_1103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