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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摘 要 重慶衛視的公共化改革一直備受爭議，在重慶事件后，重慶衛視又一次改革，恢復商業廣告。關於其“中國紅”的衛視定位，以及對於商業廣告的限制的爭論又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文章選取的文章來自政治經濟學派，對重慶衛視的改革從另外一個角度予以詮釋，對重慶衛視的社會市場主義道路予以了肯定，同時，本文還匯集了其他不同的觀點，從而對重慶衛視的改革做一個簡要的分析。
關鍵詞：重慶衛視 政治經濟學派 公共電視 社會市場主義
第1章 公共電視在中國
重慶衛視於2011年3月1日改版，改版后宣布取消每年3億元的商業廣告收入，而相對應的支持從政府補貼中獲得，從而使得重慶衛視成為“公益電視台”。
公共電視是伴隨電視的誕生而在西方國家首先出現的一種電視體制，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一個體現。 由於歷史文化的差異，以及政治體制的不同，中國廣播電視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逐步形成了三級辦電視的基本格局。
中國公共電視的發展起源於中央與地方重新整合時誕生的一類頻道——公共頻道。1988年元旦，行政力量直接介入廣播電視，福建廣電廳直接接管的替代縣級電視台的公共頻道開播。但這裡所謂的公共頻道和西方新聞學中的公共電視是不同的。這裡的公共頻道是省市縣三級電視播出機構的公用頻道，而其最后發展成為了省級電視眾多專業頻道之外的又一個頻道。 它的資金來源依然主要是廣告收費。雖然公共電視並沒有成為西方意義上的公共頻道，但是卻開啟了我國廣播電視公共性的關注。
既然我們能夠對衛視進行補貼，公共衛視能夠有其存在的基礎，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需不需要公共衛視？
可以這樣說，公共電視在任何情況下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公共電視是一個社會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中國，公共衛視的出現更有著其必要性。
文章認為，隨著媒介的市場化，衛視之間的高度同質化，無序化以及低俗的競爭成為了目前我國媒介市場發展的症結，受到廣泛的批評。重慶衛視在2007年舉辦了選秀節目“第一次心動”，其惡俗的表現受到了來自社會的批評，最終被廣電總局叫停。
其實自從1988年來福建衛視公共頻道開播以來，十多年來全國各省市都涉足到公共電視中，但這些公共電視只是徒有其名，定位模糊，基本上忽視了公共電視的精神，比如廣東衛視把公共頻道定位在生活服務，北京衛視把公共頻道定位在旅游交通，安徽衛視在公共頻道推出大量戲曲節目等等。這些頻道的設置基本上忽視了公共精神，帕特南提出過關於公共精神的內涵，所謂公共精神是孕育於公民社會中的位於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價值層面的以公民和社會依歸的價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負責仍等一系列最基本的價值命題。 而現在我國所謂的公共電視和綜合頻道差別不大，並且還存在一種泛娛樂化的傾向，各台播出最多的還是娛樂類節目，特別是影視劇類節目。
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慶衛視的改革似乎具有其一定的合法性。文章認為這種看似特立獨行的方式從另一個角度開啟了中國公共衛視的一種可能。以一種批判性的討論來看待當下中國媒介市場化的發展之路。
那麼到底市場化是不是公共電視的天敵，是不是市場化就違背了公共電視的性質？不可否認的是單一市場化的后果可能引起節目內容的低俗，泛娛樂化，但純粹政府補償可能使得電視淪為黨政宣傳的機器，特別是在我國這樣的政治環境中，長久以來實行的是單一的社會主義國有電視體制，廣播電視所有權完全歸國家政府所有，是政府和人民的宣傳工具。因此，在我國，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的收視費或者執照費，採用單一的經濟支持都可能導致電視“公共性”的缺失。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重慶衛視資金來源除了政府補償還有另外一部分來自廣電集團內部的支持，採用一種市場社會主義的方式來運行公共電視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政府補償和市場化相互補充，有其借鑒意義。
第2章 公共電視還是公益電視？
關於重慶衛視改革的一個爭議點就是在兩會期間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就重慶衛視改革的一番講話，他認為，從國際慣例的角度看，“公益電視”都有不播廣告的先例，他所提到的例子是日本廣播協會，英國廣播公司，以及美國公共電視網，這裡，黃市長回避了“公共電視”的說法，而用到的是公益電視。
引用文章中認為，作為公益電視的重慶衛視和公共衛視本質上是一樣的，市長所列舉的世界上的電視台都是公共電視台，因此重慶衛視作為公益電視台只是名稱上的轉變而已。
那麼公共電視是不是能夠等同於公益電視？公益電視不能夠等同於公共電視，“公益是給予，公共是共享。” 這兩者的內涵有著差別，而不能夠簡單的等同。在西方公共電視發展相對成熟的西方，對於公共電視的內涵給出了“五項攸關的概念”，認為所謂的公共電視應該符合以下五個特征。
“1.對公眾負擔責任，這一責任即非源於市場壓力也非透過行政組織來達成，2.公共財務，不同於私有商業電視，其商業利潤或收入均將用於電視節目或服務制目的。3.節目內容的管制：平衡、公正、及禁止色情、暴力節目與某些廣告播出。4.普及服務，講觀眾視為公民而非消費者。5.管制進入，限制頻道的競爭數量，國家沒有壟斷廣電媒介，但會干預其欲達成之合法文化與社會目標。”
從上述的內涵特征來看，拋開中國政治制度對於公共電視的在環境上不可改變的限制，重慶衛視在操作層面比如對節目內容的管制以及公共的財務支持上等符合公共電視的特征，但在公共電視最核心的公共責任上來說，重慶衛視通過行政組織來表達對公眾的責任，並且內容主題上的“紅色文化”，以及鮮明的宣傳色彩，一些普及服務比如高質量的紀錄片以及新聞類節目的缺失等等，使得重慶衛視要成為公共電視還有些距離。
第3章 公共電視和政府資助
其次從衛視的資金來源上來說，文章對政府撥款在世界范圍內的公共衛視普遍存在的情況進行了說明。
有的學者認為，像BBC，NHK等公共電視主要是靠收視費運營，而不是財政撥款，重慶衛視禁止播放一切商業廣告而靠政府財政運營，是回歸計劃時代的體現，其新聞無法保証獨立。
該文章認為在我國這樣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即便是排除了政治制度的干擾，在中國採用BBC方式收取執照費用是不現實的，因為如今的中國人對於強制收費的電視消費能力比較低，在這個意義上，重慶衛視不可能成為BBC。但不能夠成為BBC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能夠擁有公共衛視。
國外的公共衛視的建立是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相應的政治制度的產物，那麼公共電視應該是一種怎樣的形態？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政治力量對媒體有著絕對控制的環境下，公共性應該怎樣體現？
文章認為政府補貼並不是公共衛視所不能涉及的。很多國家的公共電視都選擇政府的支持。比如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等國家。澳大利亞廣播電視公司即ABC，主要以政府經費為主。在2006年，政府投入了8.27億元澳幣在公共電視中。同時，加拿大的公共廣播公司即CBC，很早以前就取消了執照費的收入，轉而依靠國會的撥款。美國公共廣播公司即PBS，同樣受到國會的撥款支持，以及州政府的財政補助。英國公共廣播公司BBC被看做是“世界廣播電台”，同樣也靠政府撥款資助。在華人地區，台灣公共電視一年受到的政府捐贈為12億新台幣。
通過這些例子，該文章認為政府補貼公共電視的作法，並不意味著取消了衛視的獨立性，相反，這些資助使得公共電視在一個媒介市場化的環境中能夠迅速獲得生存所必須的物質條件。
但是反觀世界上其他公共衛視可以發現，所謂公共電視是不已盈利為目的，目標是服務公眾。通過公共電視這個平台來使得公眾能夠獲得有關公共問題的全面信息和反饋，並且能夠提供不同的觀點，並且兼顧多元文化遺跡少數族群。“中國紅”能否代表中國公共問題的關鍵還有待商討。
同時公共電視另外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其獨立性比較強，雖然有些公共衛視接受政府的補助，但是在其治理管理上，公共電視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與政府和商業能夠保持距離。在中國媒體環境下，任何媒體都接受廣電總局的管理，大大消弱其獨立性。因此，在接受外部資助的同時如何保持其獨立性成為了公共電視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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