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打破沉默：“沉默的螺旋”理論再思考

摘 要：沉默的螺旋理論自誕生以來便受到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毀譽不一。然而，批評者往往因犯同語反復的錯誤，或因觀點之間的相互矛盾，或是自身觀點的模棱兩可而無法予沉默的螺旋理論以有力的回應。為了避免方法論上的形式主義和工具主義，本文自覺將場域理論導入，從同一個場域內“沉默的螺旋”可能發生的變異、不同場域中“沉默的螺旋”的表現、不同場域的相互作用對“沉默的螺旋”的影響三個維度重新檢視了沉默的螺旋理論。最終發現，沉默的螺旋並不是唯一的一種可能，意見之間的相對博弈均衡也是有可能存在的。從長期來看，更是如此。

關鍵詞：沉默的螺旋﹔意見氣候﹔場域理論﹔場域﹔博弈

一、理論回顧：“沉默的螺旋”的提出

20 世紀 70 年代，德國傳播學家伊麗莎白•諾埃爾•諾伊曼( E•Noelle•Neumann) 在對歷史進行研究的基礎上，經過多年的民意調查和實証研究，提出了一種描述輿論形成的理論假設“沉默的螺旋”理論。其基本內容是：當人們想要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如果自己所贊同的觀點受到廣泛支持和討論，就會積極地參與進來，形成強大勢力並影響其他人。相反，如果自己所贊同的觀點不被重視和支持，甚至會受到相反意見的攻擊，人們會保持沉默。意見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如此循環往復，便形成一方的聲音越來越強大，而另一方的聲音則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發展過程[1]（見圖1）。概括起來，這一理論由以下三個命題構成：

第一，個人意見的表明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諾伊曼提出了關於沉默螺旋的五個基本假設：其一，社會運用孤立恐懼來對付偏離的個體﹔其二，個體感受到持久的孤立恐懼﹔其三，由於孤立恐懼，個體不斷嘗試評估意見氣候﹔其四，評估的結果首先在公開場合影響個體的行為，尤其是透過彰顯或隱藏自己意見的方式，例如：發言或沉默﹔第五個假設即連結以上四個假設並解釋民意形成、辯護及改變的狀況。

第二，意見的表明和“沉默”的擴散是一個螺旋式的社會傳播過程。也就是說，一方的“沉默”會造成另一方意見的增勢，使“優勢”意見顯得更加強大，這種強大反過來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見者轉向“沉默”。如此循環，便形成了一個“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

第三，大眾傳播通過營造“意見氣候”（opinion climate）來影響和制約輿論。輿論的形成不是社會公眾“理性討論”的結果，而是“意見氣候”的壓力作用於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採取趨同行動這一非合理過程的產物。

二、“沉默的螺旋”理論面臨的挑戰

“沉默的螺旋”理論自創立以來，得到了中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甚至被中外絕大多數傳播學者奉為無可懷疑的定律。但與此同時，質疑沉默的螺旋理論的聲音也不絕於耳。他們的質疑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其一，由模型的基本假設所引發的質疑。麥奎爾和溫德爾認為諾依曼的五大假設或許還不夠，“沉默的螺旋”理論要想奏效，尚需滿足：一是個人不能相互交流私人意見時，這個理論才能成立﹔二是媒介意見和受眾觀點具有特定的一致並產生過預期的意識積累，持不同意見的人才能出現“沉默的螺旋”[2]。美國的卡茲（1981）、馬丁（1986）和日本的池田謙一（1986）等，也對這個假說進行了較系統的理論探討和實証考察。其后，格萊恩(Glynn,C)、奧茨曼(Ostman,R)和麥克道奈德(McDonald,D)也旗幟鮮明地發表了他們的觀點：其一，諾依曼過分強調了人們對孤立的恐懼這個動因，其實意見表達后面利益的期待這一動因，超過了對孤立的懼怕。其二，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也是人們決定是否公開表態的重要因素﹔其三，諾依曼論証中忽略了公眾所在社團、群體在調解更大社會影響中的角色[3]。陳力丹[4]基本上也主要從這三個維度質疑“沉默的螺旋”理論。S•莫斯考維希等進一步考察了這個群體的構成，認為群體合力中的“中堅分子”(the hard core)表現出意志的堅定性、主張的一貫性和態度的強烈性，可對“多數派”產生有力的影響，甚至可以改變群體合力（合意）並推動新的合力形成。這是與“沉默的螺旋”不同的另一種輿論形成過程，即由少數人意見向多數人意見演變的輿論機制。其二，另一種較有影響力的質疑聲主要觸及“沉默的螺旋”實現的層次以及實現的范圍。劉建明[5]認為沉默螺旋不僅不是普遍規律，而且在意識形態沖突的社會將完全失效，代替沉默螺旋的則是輿論背反模式。謝新洲[6] 嘗試通過實証研究的方法，驗証“沉默的螺旋”假說在互聯網環境下是否依然適用。他的研究結果顯示，“沉默的螺旋”並沒有在網絡空間裡消失﹔同時鑒於網絡傳播的特質和我國現階段網絡媒體受眾的歷史階段性特點，其表現方式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周宏剛、原源等學者並不是很贊同這種觀點。尤其是在網絡時代，“變幻的螺旋”也許才是社會輿論形成的真實寫照。周宏剛[7]認為網絡的匿名性特點消解了“沉默的螺旋”理論所描述的輿論形成機制，沉默將不再擴散。在這方面，原源[8]走得更遠，他指出在網絡時代，“變幻的螺旋”也許才是社會輿論形成的真實寫照。

事實上，這些批評都牽涉模型的基本假設，大多數的研究聚焦於“沉默的螺旋”的過程是否存在，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對於“沉默的螺旋”理論來說，雖是一種挑戰，但更是一種機遇。因為任何一種理論的解釋力都是有限的，它唯有不斷地發展自己，才不至於被人們所拋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無論是由於“中堅分子”的堅持而導致沉默的螺旋的逆轉，還是如原源所指出的在網絡環境下“變幻的螺旋”或許才更接近現實，都無法對沉默的螺旋理論構成強有力的挑戰。因為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沉默的螺旋”的一種同語反復，他們只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証明了諾依曼的觀點罷了。至於其他學者在網絡環境下對沉默的螺旋的重新審視也因為他們觀點的模棱兩可或者相互矛盾而失去了力量。唯一能夠確定的是，沉默的螺旋理論在某些條件下的式微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三、場域理論重新檢視下的“沉默的螺旋”

以往的社會科學研究在方法論上主要存在兩種范式，即內部視角——形式主義與外部視角——工具主義。形式主義完全忽視了研究對象所受到的社會約束與社會壓力，陷於研究對象自治的烏托邦。沉默的螺旋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正是犯了這種錯誤，它似乎將意見的形成過程看作是一個自主、封閉和功能自治完備的體系，而吝於將意見的雙方所置身的廣闊的社會背景納入考量。而工具主義則忽視了研究對象本身的自主性。為了克服這兩種視角分割的局限性，布爾迪厄借助整合的視角創立了場域理論。他說：“我將一個場域定義為位置間客觀關系的一網絡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客觀限定的[9]。”布爾迪厄的場域是由社會成員按照特定的邏輯要求共同建設的，是社會個體參與社會活動的主要場所，是集中的符號競爭和個人策略的場所。在布迪厄看來，場域作為一種社會空間，具有自主性和相對獨立性。這種相對獨立性既是不同場域相互區別的標志，也是不同場域得以存在的依據。場域的自主性與獨立性表現為不同的場域具有不同的“邏輯和必然性”，即“每一個子場域都具有自身的邏輯、規則和常規”，這些邏輯和規律不可化約為其他領域的決定因素。當然，每個場域的自主性是不同的。場域的自主化越低，外在影響將會更多的進入，社會力量和世俗力量將會更多的滲透。此種場域，邊界往往模糊不清，特殊化程度不高。例如，政治場域就是布爾迪厄所謂的自主性差的場域，而科學場域恰好與之相反。布爾迪厄進一步指出，場域的自主化只是相對的，沒有徹底的自主場域。這是因為：（1）分化的不完全，場域的分化后總留有其它場域一些影響﹔（2）逆分化的產生，所謂逆分化，指場域在分化后一種反分化方向的運動，是場域間的“分融”，即場域發生內部分裂，分裂過程中部分地融入其它場域中並發揮作用。至此，對於布爾迪厄的場域我們應該已經有了一個比較宏觀的認識。下面，我將運用布爾迪厄的場域理論對“沉默的螺旋”重新進行檢視，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同一個場域內“沉默的螺旋”可能發生的變異﹔不同場域中“沉默的螺旋”的表現﹔不同場域的相互作用對“沉默的螺旋”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