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於形勢的不斷發展,縣級廣播電視台的生存與發展可謂內外夾擊,危機四伏。有市場經濟條件下觀念的挑戰,有公共頻道的開播和縣級電視頻道的取消等政策因素的影響,有內部弊端的日益顯現等,都造成了縣級廣播電視台缺乏核心競爭力,在激烈的廣播電視市場競爭中處於劣勢。當然,有危就有機,當前,縣級廣播電視台也面臨著很好的發展機遇。(1)國辦發79號文件如春風化雨,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帶來了希望﹔(2)新農村建設為發展農村廣播電視帶來了中大道歷史機遇﹔(3)公共頻道的推出為地方台搭建了更大更高水平的舞台﹔(4)文化體制改革和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打開了突破口。總之,縣級廣播電視台隻要認清形勢,趨利避害,抓住機遇,轉變職能,就一定能破危為機,開辟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的一片新天地。
關鍵詞:縣級廣播電視台﹔困境﹔機遇
廣播電視是黨的宣傳輿論工具。“導向正確是黨和人民的福,導向錯誤是黨和人民的禍。”當前,我國對廣播電視事業的方針和管理體制仍然是“四級辦”,即“四級辦廣播,四級辦電視,四級混合覆蓋。”縣級廣播電視台是“四級辦”的產物,它自創辦至今發揮了黨和政府的喉舌作用,為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科技發展的一日千裡,市場經濟的逐步發育,受眾素質的不斷提高,政府的簡政放權,整個社會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縣級廣播電視台面臨的困難和挑戰也越來越大,可謂為內外夾擊,危機四伏。
一、縣級廣播電視台的“外患與內憂”
外部壓力的表現一是觀念的挑戰。時過境遷,誕生於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四級辦”越來越不適應於如今的市場經濟體制,來自於社會方方面面的輿論壓力如“重復建設論”、“機構臃腫論”、“不合理論”、“無序競爭論”等一片反對聲,真是“四面楚歌”“山雨欲來風滿樓”。二是政策因素的影響。主要是各省公共頻道的開播和縣級電視頻道的取消。根據國辦發【1999】82號文件精神,“在縣級廣播電視實行三台合一的基礎上,由省級電視台制作一套公共節目供所轄各縣電視台播出,從中空出一定時間段供縣級電視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聞和專題,但仍保留廣播電台、電視台的台號、呼號,機構不取消”。大多數省份都在2002年7月1日准時開通了公共頻道[1]。這樣一來,縣級廣播電視台的利益在中國媒介產業改革過程中已經基本被忽略,甚至其所肩負的重要職能即意識形態功能也已經被柔化,縣級台從此改為以轉播中央、省和市級電視台的節目為主的播出格局。職能的轉變給縣級廣播電視台帶來了一場歷史性變革,更是一次嚴峻的考驗。
內部弊端的主要表現有:1.宣傳質量不高。(1)是宣傳比重失調,其直接表現是會議新聞太多,領導活動新聞過濫,重“上”輕“下”,造成群眾不願看(聽),失去了一批受眾,有損媒體形象。(2)是報道題材失衡,即重生產報道,輕生活報道。“生產報道”既沒有針對性,也沒有指導性,新聞價值不高,不受群眾歡迎。而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百姓喜聞樂見的生活性新聞在縣級台卻寥寥無幾。(3)是由於採訪難、取材難、報道難、處境難,造成輿論監督無為,降低了縣級台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4)是社會新聞匱乏,居高臨下式的向受眾“談經論道”的報道方式多於對普通人喜怒哀樂、老百姓吃喝拉撒睡等平民生活的全方位、多層次的關注,不能滿足受眾獲取廣泛信息的需求。(5)是大多數縣級台都沒有天天播新聞,每周3~4檔的新聞節目設置常使新聞變舊聞,新聞時效性差。報道也是蜓蜓點水,新聞作品質量不高,,缺乏深度。2.管理體制不順。產權不清,責、權、利不明,管理鬆散,甚至斷裂。3.技術設備落后,傳輸網絡狹小。很多縣級台的廣播電視台的廣播電視發射設備都是“帶病呻吟”。傳輸網絡也僅局限於縣城,鄉鎮的有線電視網絡也僅局限於鄉鎮范圍,廣播電視覆蓋率低,無法滿足人民群眾聽廣播、看電視的需求。四、專業人才匱乏,隊伍素質低。由於歷史原因,縣級廣播電視台從事採、編、播和發射、傳輸的人員來自四面八方:有的是從原來的縣廣播站轉移過來的,有的是從鄉鎮廣播站抽調上來的,有的是復員軍人安置的,有的是通過關系塞進來的下崗人員。縣級台基本上沒有科班出身的人員,一些半專業人員是從各種成人教育取得學歷者,其質量明顯低於專業人員,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並沒有接受過專門的專業培訓,對專業知識缺乏系統性的學習,絕大部分沒有理論知識,大部分人的具體業務知識都是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取得的,這些人員基本上處在一個專業技術老化的階段。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大批年輕的有生力量進入縣級廣播電視台,改變了縣級台的人員結構、知識結構,但是許多人雖然有大學文憑,專業卻對不上口,一切得從頭學起。總體來說,人員知識結構層次低,隊伍良莠不齊,是縣級廣播電視台的突出問題。所有這些都造成了縣級廣播電視台缺乏核心競爭力,在激烈的廣播電視市場中始終處於劣勢。
二、縣級廣播電視台發展的機遇與條件
“危機”,有“危”就有“機”。中國有古詩雲:“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西方也有一句諺語:“當上帝關上一扇門時,他便會為你打開一扇窗”。
1.2006年國辦發79號文件《關於進一步做好新時期廣播電視村村通工作的通知》如春風化雨,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帶來了希望。廣播電視“村村通”是國家通過加大財政投入,落實配套資金,提高農村廣播電視綜合覆蓋率的一項惠民工程,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的“一號工程”。而實施完成“村村通”工作任務的主體是縣級廣播電視部門。79號文件精神進一步強調了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職能,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2.新農村建設為發展農村廣播電視帶來重大的歷史機遇。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任務對縣級廣播電視台無疑是一個好消息,一個好機遇。據資料統計,我國有縣級行政區2861個(不含港、澳、台),縣域面積佔國土面積的94%,有9.4億人口居住在區市縣,52%的GDP來自市縣,足可見縣在國家的地位和作用[1]。然而我們卻發現這樣一種現象:一邊是城市受眾對信息時代來臨的狂歡,一邊卻是農村受眾信息缺乏、信息失衡的落寞。而以農村、農民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縣級廣播電視台是其他新聞傳媒的終端,它的地方性、知識性、服務性、邊緣性、唯一性和貼近社會、貼近實際、貼近群眾的三貼近性決定了它在信息傳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縣級廣播電視台置身於縣城,最接近基層,最貼近農村、農民,最容易走近受眾,最容易接近新聞現場,最能感受目標受眾的心理和要求,最能面對和感受不同的文化習俗、語言習慣和風土人情,有著其它媒體特別是上級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尤其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地區的特色凸現,受眾又具有地域親和力和熟知親和力傾向,新聞地域性的強弱直接影響受眾對新聞的關注度。對農民來說,農副產品的價格遠比記者向美國總統布什“扔鞋”、卡扎菲的去向來得重要,村務公開要比賴昌星被遣送回國更受關注。總之,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程中,無論是生產生活,還是鄉風習俗,無論是民主文明,還是和諧進步,都離不開廣播電視的公共服務和強力推進。
3.公共頻道的推出對縣級台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也是一次難得的展現地方台魅力的機會。公共頻道為縣級廣播電視機構提供了一個更大的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不論媒體的大小,級別的高低,載體的不同,大家均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都在一個頻道播出,機會均等,平等交流,公平競爭,可以各顯神通,盡情展示各台的特色和水平。這為擴大地方宣傳、展示地方形象、提升地方台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搭建了更大更高水平的舞台。
4.文化體制改革尤其是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發展打開了突破口。這為作為“大文化”一部分的縣級廣播電視台突破自身束縛實現大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
同時,縣級廣播電視台是中央、省、市媒體向下延伸擴散的最終載體,是受眾接受信息的最后一道關口,這種地域性和邊緣性決定了縣級台是我國廣播電視有效傳播最重要的環節,也決定了縣級台生存機會的無限性和存在價值的必要性。(1)貼近性是縣級廣播電視台生存與發展的源泉。據調查,在美國平均每天有67﹪的成年人收看地方新聞,而收看全國性電視新聞的人隻有49﹪[2]。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國有國情,縣有縣情,人總是先關注跟自己有關或相近的事情,當地觀眾最熱心關注的除了國家大政方針之外,往往喜歡關心發生在本縣的各種新人新事,處於新聞事件發生源頭的縣級廣播電視台與受眾同一天地,形成了一種天然的血肉聯系,具有大台難以具備的接近性。(2)受眾和傳輸網絡是縣級廣播電視台生存與發站的基礎。受眾是廣播電視發展的支點[3]。而受眾的地位和作用必須通過其重要載體來體現。這種載體就是網絡,有線電視網絡。在四級辦電視的方針指導下,截止1997年底,全國縣級以上廣播電視台發展到2000多個,覆蓋全國30多個省、市、自治區,到目前,我國有線電視入網觀眾達6000多萬戶,約2億人[4]。據有關專家估計,到目前,我國有線電視入網觀眾超過1億戶,約3億人,而且這些有線電視用戶大多在農村,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的加快農村的有線電視發展越來越快,農村有線電視傳輸網絡成為縣級廣播電視台生存與發展的基礎。(3)縣級黨委、政府是縣級廣播電視台生存與發展的靠山。一個擁有數十萬乃至百多萬人口的區域政治經濟板塊,在客觀上是需要一種地域性的媒體為其服務的。總之,縣級廣播電視台是多級媒體用戶的橋梁和紐帶,是我國廣電信息覆蓋的關鍵環節,是我國廣播電視市場的“守門員”。在推進中國城鎮化,推動中國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縮小城鄉信息差距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作為主要服務於農村的縣級廣播電視媒體隻要認清形勢,趨利避害,抓住機遇,轉變職能,就一定能破危為機,開辟出縣級廣播電視事業的一片新天地。
(作者簡介:賀若軍,女,宜君縣廣播電視台記者,主要從事新聞採編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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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汪文斌,胡正榮.世界電視前沿[M].北京:華藝出版社,2001.
[3] 黃匡宇.廣播電視學概論[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
[4] 楊明品.北京廣電管理體制調整的政策分析[J].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