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的春晚：我們為自己歌唱 將在多家媒體播出

　　旭日陽剛組合參加助陣，在晚會上表演。本報記者 李建泉攝

　　崔永元再次主持了“打工春晚”。本報記者 李建泉攝

　　獻給我國3億打工者的這場特殊的春晚盛裝起航，晚會於1月26日在團中央禮堂錄制，將於蛇年春節期間在農林衛視、陝西衛視、中國農林衛視網和搜狐網等多家媒體集中播出。這是迄今為止我國電視史上第一台由打工者自編、自導、自演的全國性春節聯歡晚會。由草根歌手、草根導演、草根節目集合而成的原生態表演，呼喚社會對打工群體更多的關心和關注，成就著人們關於新春最溫暖的記憶。歌曲《我要大聲唱》的演員來自“木蘭花開”文藝隊的姐妹們，她們平時都是利用工作之余排練，但她們真摯的歌聲和樂觀的精神感動了所有人。本報記者 李建泉攝

　　“這一年裡，你是否曾失去了工作？這一年裡，搬了多少次家？這一年裡，你是否曾被別人驅趕，絕望地站在房子頂上守住自己尊嚴？這一年你是否老有所依，站在城市的路口，看到的不再只是迷茫？這一年你是否不再害怕這世界，現在是否找到了更多的力量？”

　　舞台上的這群人，衣著朴素，放聲唱的是艱辛、漂泊的生活。

　　舞台下的這群人，有的剛放下瓦刀、電鋸，有的剛給別人打掃完屋子，有的剛送過盒飯。他們坐在台下，用力拍巴掌，眼睛發亮。

　　這就是2013年1月26日的“打工春晚”錄制現場。

　　“它是迄今為止中國電視歷史上第一台由打工者自編、自導、自演的草根春節聯歡晚會。這裡沒有人在表演，滿台，我看到的都是發自內心的真誠。”第二次擔任“打工春晚”主持人的崔永元說。

　　“這一年裡，你是否失去了工作？搬了多少次家？”

　　一個人，一把吉他，一個琴袋。同樣在地下通道賣唱，“西單女孩”走上了央視春晚，而打工的男人許多站上了“打工春晚”，為3億工友而唱。

　　開頭的這首《這一年裡》，就是許多改編自陝北民歌《挂紅燈》。

　　舞台上，他頂著蓬亂的卷發，胡子也沒刮，就一身平時的黑襯衫、牛仔褲。沒有化妝，沒有戲服。但他吼出的歌詞，讓台下農民工高聲叫起：“好！”

　　與生活的戰斗開始於許多的18歲，持續至今。

　　18歲，他高中畢業。與老家浙江海寧的商業氣息格格不入，他想著逃離。“找不到存在的價值，內心有很多想表達的，對世界的憤怒，對生命的吶喊。”他瘋狂地迷上了搖滾樂。

　　1999年，許多來到了北京一所被稱為“中國地下搖滾樂的搖籃”的音樂學校。“裡面的人都奇裝異服，感覺還行，就在那裡學吉他。”

　　人生的第一把吉他，是他用了380多個日夜才“分期付款”買到的。那一年多，許多不停地打零工、發廣告、送水、打掃宿舍，才湊齊了2000多元。

　　同樣18歲到北京闖蕩的，是這台“打工春晚”的總導演王德志。

　　1995年，瘦瘦的少年王德志從內蒙古科爾沁草原來到首都的火車站，“哪有什麼行李，就帶幾件衣服”。當時的他絕想不到，央視名嘴崔永元有一天會念著他寫的“打工春晚”主持詞。

　　剛下火車，他就對自己說：“我要上春晚！”

　　“那時也是逼的。家裡窮，沒辦法。我想的是一舉成名天下知，賺更多的錢，把日子過好。”

　　小學沒畢業的他，帶著自創的相聲段子，被擋在了中央電視台門外。那時，門內的崔永元已經憑借《東方時空》小有名氣。10多年后，兩人卻在“打工春晚”相遇。

　　兩年后，許多背著吉他，離開了學校。地下通道賣唱成了他維持生活的方式。“跟‘西單女孩’不一樣的是，我賣唱時不別麥克風，就只是扯著嗓子唱。”

　　前幾次，許多還會感覺不好意思，“打開琴袋擺弄時，也覺得跟乞討一樣。真正開始唱，陌生的人流走來走去，感覺就像和整個世界怒吼。” 他唱許巍的歌，也唱自己寫的歌。青春、流浪、熱血是不變的主題。

　　“那時就想做個搖滾青年。”

　　每天，他都計算好房租、伙食、電費，以此來決定賣唱的時間。城管是他的“天敵”。“會有人專門在上面放哨，城管一來，馬上就撤，但也有被逮住的時候。警察一開始不來罰，看錢掙得差不多了，就把你罰了。”

　　罰款時，他甚至會告訴警察：“你說的那些條例我都知道，我也做過兩年協警。”

　　王德志沒有放棄。他在央視旁邊的一家餐館打雜工，刷碗、端盤子、送菜，每月工資300元。“我覺得那是在臥薪嘗膽，我總有一天會進去的。”

　　他根本租不起房，那些他每天擦過的桌子，到了夜間就是他的床。“客人走了，桌子凳子一拼，就睡在上面。” 跟他一起打工的都這樣，睡覺還搶被子。早上，眼睛一睜，就得干活。“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

　　這樣過了兩年，王德志換了七八家餐廳，位置離央視也越來越遠。最終，他逃離了這種“整天耗在裡面，沒有學習時間和機會”的生活，來到一家面包廠。

　　“那時隨便找了個廠，也是沒辦法了，再找不到活就要在城市流浪了。”王德志在面包廠待了1年，每天工作12個小時，從刷箱子開始，后來進了車間，當上了庫管。

　　白天，他每天和面70多袋，到了晚上，又跑去夜校，接受相聲培訓。“我沒學歷、沒背景、沒特長，就隻有點幽默細胞，將來的飯碗就是嘴皮子。”

　　當時他們都只是為了自己的夢想打拼，“還是比較自我的狀態，也沒有認可自己是勞動者、打工者的身份。”許多說。直到他們加入了一支隊伍，改變到來了。

　　“誰也不比誰高貴，我們來唱自己的歌！”

　　2001年前后，許多和王德志遇到了同為打工者的孫恆。3個人組成了“打工青年文藝隊”，也就是現在“新工人藝術團”。

　　加入后，許多創作的第一首歌是《打工號子》。

　　“十幾年來，我寫了多少歌？”許多已經記不清了。在地下通道對世界吶喊的歌，他一句歌詞都不記得了，但《打工號子》卻始終記得很清晰。

　　他唱道：“我們進城來打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誰也不比誰高貴，我們來唱自己的歌！”

　　夜晚在屋裡睡覺的許多，還要隨時擔心聯防隊“襲擊”。睡前他讓房東把門從外面鎖上，晚上不敢開燈，要“制造一種屋內沒人的假象”。門外踢踢踏踏的腳步聲，能隨時讓許多“心提到嗓子眼兒”，“一點安全感都沒有”。

　　整個晚上，他們經常驚醒，仔細傾聽屋外的聲音。隻有東方泛起了魚肚白，一顆心才放下來。

　　“鮮活的生活對你的沖擊，形成了很朴素的價值觀，就是對勞動的認同。”許多、王德志、孫恆開始關注打工者的命運、打工者對城市的真實感受。

　　“打工的人在城裡混飯吃都不容易，對未來都很迷茫。城市對我們又不友好。這些都是打工者實際看到、感受到的。”王德志說。

　　那一年，北京申奧成功。他們在大街上得知這個消息，也跟著歡呼，甚至高興得“喝了點小酒”。但忽然到來的警察聯防隊讓他們驚慌失色，立刻逃離了。

　　“你不知道他們要干什麼，是不是要查你的暫住証。那時收容遣送制度還很嚴，如果真被查到，可能要把你送回去。所以，我們必須在警察動手之前逃開。”

　　這只是無數次驚怕中的一次，“也是在外打工者的痛苦”。“打工的人都一樣，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慢慢認同到自己就是勞動者，有了一種立場。”

　　“東城干過飯館，西城修過水管，海澱跑過廣告，朝陽吹過小號，宣武掏過下水道！”他把自己的經歷編成了相聲的順口溜，這總能讓台下2000多名打工者捧腹大笑。

　　他們嘗試從一個普通勞動者的視角，對世界做出表達。漂泊、驅趕、尊嚴、打工，成了創作的新主題。

　　《北京愛情故事》捧紅了《北京，北京》，許多也有自己的《北京，北京》。

　　那時，他遇到了一個被拖欠工資的建筑工人。這個人到勞動局投訴，但因為沒有簽合同，不被受理。他去過全國很多地方打工，把經歷寫成了自傳，書稿卻被自稱教授的人騙走。走投無路的他，隻能一直蹲在馬路邊。

　　許多把他的遭遇寫成了《北京，北京》：“北京好大好大、好冷好冷，北京沒有我的家……”

　　帶著這些歌，許多來到建筑工地，每周都去工地為工人演出。“歌曲開始跟工人的生活相關，共鳴就更大了。”

　　“我也想成為一個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是許多創作的《冬天冷冰冰》的歌詞，也是他們的願望。

　　而王德志，把許多的故事編成了相聲《“多哥”的故事》，也登上了2013年打工春晚的舞台。他們的相聲台布上繡著三個大黃字：“德曰社”。

　　“郭德綱有個德雲社，我們有個德曰社，雲和曰同一意思。我們不叫德日社，跟日本沒有關系。”不管說什麼相聲，王德志總會來個這樣的開場白。

　　雖然說的相聲已爛熟於心，但每次演出，王德志都相當賣力。“我們不是那些大牌演員，是在為與我們有同樣處境、同樣情感和生活經歷的人服務，彼此有一種強烈的身份認同感。”

　　他記得一個深冬的夜晚，21點。王德志他們演出完了，建筑工地的工友們卻沒有散。有人走上來，對著王德志他們連說幾聲：“謝謝！”有的人幫他們抬道具，一句話也不說。有的人一直坐在那堆建筑材料上，看著他們，直到離開。

　　“工友們很害羞，不會說那些客套的話，但這些很細微的動作或很普通的言語，都讓我們很感動。其實，從他們的眼睛裡都能看到，他們從我們的演出中找到了共鳴。”

　　在“打工春晚”上，王德志換下相聲演員的西服，演起了地下通道裡賣光碟的小販。這也是他自編自演的小品。當他們自然地撿起地上的飲料瓶蓋，看看“中獎了沒”，台下是一陣會心的笑聲。

　　“生活就是一場戰斗”

　　“在‘打工春晚’上，勞動者是主體，我們能說出自己的心聲，展現自己的精神文化。”“打工春晚”的發起創辦方——北京工友之家總干事孫恆說。

　　跟許多和王德志相比，姜國良是外出打工最早，也是去的地方最多的。

　　1992年，16歲的姜國良初中畢業，就離家了。他在一家縣劇團打零工，抬箱子、搬器材、做海報。劇團隻提供伙食，沒有工資。

　　他隻能以舞台為床。跟著劇團到全國各地演出，每兩天就會換一個地方，這意味著姜國良每兩天要換張床，換個“家”。 “新疆、西藏、湖南、湖北……什麼樣的地方就有什麼樣的劇場，這些我都很清楚。”姜國良到每個地方，都能根據這裡的富裕程度，知道今晚要睡的舞台是水泥的還是木板的，簡陋的還是豪華的。

　　2000年，姜國良來到北京。他毫無懸念地成為“北漂”打工族，靠賣IP電話卡為生。

　　他每天早上7點出發，晚上8點多才回到住處。他坐著公交車到處跑，隨便跳下車，逮誰就問：“買不買IP卡？我這個卡很實惠！”

　　“有時跑到遠郊區，兩隻腳全是?。累到躺在床上壓根起不來，就不想出去，但馬上就要沒錢吃飯了，又不得不繼續。”1年的時間，姜國良雙腳的泡就沒下去過。

　　同樣在2001年，姜國良成了打工青年文藝隊的鼓手，“總算干上自己的本行了”。他現在主要負責同心農民工子女學校的互惠公益商店，向外界募捐衣物，再以低價賣給當地工人。

　　在北京生活了10多年，一家四口都在北京，但姜國良覺得自己一直在漂。“這座城市把我們當成過客，我們沒有歸屬感，希望找到家。”

　　在“打工春晚”的舞台上，他唱出了自己寫詞譜曲的《蒲公英》：

　　“新的生活就在你落下的那一刻起。一陣風出來，被吹走了，你們的家到底在哪裡……”

　　穿紅T恤衫的伴舞女子中，就有他當老師的妻子。蹲在最前面的小男孩，正是他讀一年級的兒子。2012年，他們工作、就讀的同心農民工子女學校被列入拆遷名單，本報曾作報道。崔永元等名人聯名上書教育部，學校才最終得以保留。

　　“城市出台的一些地方性保護政策，跟我們一點關系都沒有，把我們排除在外。”姜國良說，“同心學校差點被拆，就是最好的例子。對於這樣一座打工子弟學校，當地不僅不保護，還要取締。”

　　“工友每天都很忙，很難客觀地看自己的生活和人生追求，也不能理解和贊美自己。我們通過這樣的方式，讓他們跳出來看自己的生活，這樣能給大家一些啟迪和觸動。”這一理念和追求貫穿在他們所有人的演出中。

　　去年，“打工春晚”在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皮村社區劇場的小舞台上首次亮相。沒有閃光燈、照明燈的工地，他們去過﹔皮村那個寒冷、破舊的劇場，他們去過﹔這一次，走上團中央大禮堂絢麗的舞台，他們並沒有很興奮。

　　“3億打工群體是城市化過程中主要的生力軍、建設者，本來就應該站在更高更好的舞台上。付出這麼多勞動，沒有更大更好的舞台，就是缺失。”王德志說。

　　在彩排時，他攥著話筒，緊張地注視著舞台上下的動向。作為晚會總導演，又剛剛做了父親，他已經好幾天沒睡過一個好覺。“說是總導演，其實我也就是個演員，也是個打工者。”他笑著重復一遍，“打工的演員。”

　　孫恆說，這台獻給中國3億打工者的晚會，與其他所有晚會最大的不同，就是演員和觀眾的“真誠”。

　　每位演員臉上都有難以掩飾的興奮與羞澀。家政女工扎著藍花布圍裙，上台演起了三句半，卻緊張得忘了詞。而觀眾不約而同地，趁著空當為她熱烈鼓掌。

　　本報曾報道的“打工妹好聲音”木蘭社區文藝隊也登上了“打工春晚”。她們的歌聲並不是天籟，卻響亮有力：“我要大聲唱歌，要讓世界聽到我說。我要大聲唱歌，要讓世界聽到我們說！”

　　然而她們“讓世界聽到”的願望卻很渺小：“我不想再漂泊，想要穩定的生活，我想有個人一起擋風雨，不想孩子回老家讀初中……”

　　崔永元在幕后聽到這首歌，一點也高興不起來。“這麼朴素的願望，我們目前卻一個也不能解決，真是讓人心酸。”

　　緊接著木蘭文藝隊登場的小香玉，是整場晚會中為數不多的專業演員之一。她為全場女工演唱了最著名的豫劇選段《誰說女子不如男》。崔永元邀請到她，沒有打電話，甚至連短信也沒發一條。

　　這位47歲的國家一級演員，是在崔永元的微博上看到“打工春晚”招演員，主動趕來參演。她在台上說：“所有人的演出特別打動我，所以我今天特別緊張，也是最近唱《誰說女子不如男》最給力的一次！”

　　“在他們的舞台上，我看到文化不再是‘盛世歡歌’，不需要華麗的制作，也不需要‘領掌’。文化可以是一種直面生活的勇氣，是一種堅強，是一種團結，它可以迸發出一種促進改變社會的力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卜衛說，她長期關注和研究打工文化。

　　王德志去央視春晚的夢已經越來越遠，被他自己淡忘了。就連帶去央視的作品，名字也不記得了。如今，站在自己辦的“打工春晚”上，他實現了自己的“春晚夢”。

　　“這種轉變，其實是從個人精英價值觀轉變到群體價值觀。工友們有很多訴求和想法需要表達，‘打工春晚’是一個表達途徑。我們在為自己發言。”

　　他在北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有兩個孩子。在皮村20平方米的屋子裡，放了800多本書，大多是王德志從廢品站淘回來的，文史哲類書居多。讀書成了王德志的一大愛好。“他知道的東西可多了。”妻子略帶自豪地評價。

　　“經歷過那些事，沒有什麼是過不去的。”王德志不再覺得打工的生活艱辛。

　　“生活就是一場戰斗”，這是刻在許多、孫恆吉他上的字。

　　除了演出，他們也做圖書借閱、法律知識普及。“在工地，一本書或一張報紙，哪怕是很舊的，工友們都會傳著看。有很多人不懂法律知識，被拖欠工資，卻沒法維權。大家有這樣的需求，我們就去做。”

　　春晚結束了，生活在繼續，戰斗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