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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跑中調整呼吸

楊華

2013年03月04日13:54    來源:新聞愛好者    手機看新聞

在中國新聞人心目中,長江韜奮獎怎麼去形容它的分量都不過分,所以我首先要表達感恩。我要感恩“走轉改”,如果沒有“走轉改”,韜奮獎於我仍然遙不可及。我是央視新聞中心走基層報道的負責人,在央視,業績更突出、能力更強、排在我前面的人很多,台裡能送我出來候選,長江韜奮獎的評委們能把票投給我,我想是對央視走基層報道的肯定。其次我要感恩央視,是這個平台讓我個人小小的努力被放大了。

“在奔跑中調整呼吸”是我為曾經供職的部門撰寫的部訓,也是我和許多央視新聞人工作狀態的真實寫照。1989年我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同年分配進了央視新聞中心,我還清晰地記得那時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好記者。1995年“三夏”時節我採寫的報道《農機千裡走中原》被收入了高校的新聞教材,中國新聞獎一等獎見証了我為理想所做的努力。還記得2008年,當時我已擔任地方新聞部的主任,由於搭檔在基層挂職,那一年我連續值了11個月的班,一天不落,從年初報道南方雨雪冰凍災害,到全國兩會、拉薩“3•14”事件、膠濟鐵路列車出軌,到汶川地震、北京奧運會,重大報道一個不落,“在奔跑中調整呼吸”就是在那一年寫下的,那是一種油然而生的感受。那個時候覺得奔跑最辛苦,最考驗人。現在我會覺得調整比奔跑更難,調整意味著在新聞以秒殺計算勝負的高壓鍋中能坦然應對壓力,意味著在重大的、復雜的、敏感的、突如其來的新聞事件中能平衡把握,調整也意味著要經常問問自己:與中央台的位置相比,我的努力足夠嗎?我的水平配得上嗎?

作為央視走基層報道的操盤手,我依然清晰地記得,對於央視的採編隊伍而言,“走轉改”也是從問號開始的。

剛開始“走轉改”,時常會有記者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們整天在一線採訪,為什麼還要走基層?‘走轉改’會不會成為一陣風、走過場?會不會成為記者主播的體驗秀?”以己昏昏不可能使受眾昭昭,我的體會是,“走轉改”首先需要把我們自己思想中的問號拉直。我們找來了劉雲山同志的文章《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關於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幾點思考》,我和採編團隊反復讀了這篇文章。我還記得裡面有一段話:“現在有的人把與群眾的‘魚水關系’變成了‘蛙水關系’,需要時跳進去,不需要時就跳出來。”一個形象的比喻其實已經回答了我們一些編輯記者的疑問。的確,沒有“走轉改”的時候,也有報道反映了基層民眾的所思所想、所求所願。但是我們同樣要看到,還有不少報道是與“走轉改”的要求背道而馳的。比如,屏幕上出現的一些基層群眾,要麼是突發事件的當事人、親歷者,要麼是某項政績的見証者、歌頌者,他們在央視屏幕上的表達隻能就事論事,展現的只是他們的被某個涉及題目所需要的側面,而他們的人生形象、他們的思想感情在節目中卻都是模糊的,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期盼缺乏表達的空間,央視記者走近他們只是為了完成自己的報道,並不關心他們的疾苦冷暖、喜怒哀樂。這大概就是“青蛙和水的關系”。

讓人欣喜的是,通過一年多的“走轉改”實踐,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央視新聞人體會到了——人到基層,更要心到基層﹔領悟到了——帶著真情走,遍地是基層,隻為應付走,即便艱苦也是秀。我的同事何盈,在2012年春節前跟隨兩對農民工小夫妻,從廣東到四川五天四夜穿越4個省,追蹤了摩托車返鄉路。而在此之前,何盈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和他們交朋友,融入農民工的生活。何盈說:“走基層讓我意識到採訪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認識社會、認識人。因為任何改變,都得先從心懷誠意的認識開始,唯此,改變才不會錯了方向。”我的同事崔諾在冰天雪地的鐵路線上採訪,鐵路部門的同志每天都用抱歉的語氣對她道辛苦。崔諾說:“我能感受到這不是客氣。在他們看來,央視記者和他們一起擠火車、一起吃苦受罪,這是多麼不可思議。每每這時,看著他們不知所措的目光,我都深深覺得,這份職業帶給我的不僅是與有榮焉的光彩,還有莫須有的光環,這光環讓人尊敬你、畏懼你,同時也讓人疏遠你。更危險的是,時間久了,我們自己竟忘了這光環來自哪裡,由誰賦予。也許對於央視記者來說,先要摘掉光環,才能‘走近你’。”基於採編隊伍的感受,在央視走基層報道的宣傳片中我這樣寫道:“坐在同一條板凳上,才能縮短心與心的距離﹔住在農家的炕頭上,收獲的才不止是建議。我的腳下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澱多少真情……”的確,“走轉改”的實踐告訴我們:新聞人的真情實感是讓報道觸碰人心的基礎。

“走轉改”的實踐讓我們認識到,新聞人要學會用均衡的眼光看待不均衡的中國

央視走基層報道《新疆塔縣皮裡村蹲點日記》獲得了2012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報道播出后,產生了不小的反響。從觀眾的感言中能看到,懸崖峭壁上的上學路讓人震撼,皮裡村的孩子讓人心疼,護送孩子們上學的基層干部讓人由衷敬佩。很多觀眾看了報道后捐款捐物,極大地改善了當地孩子的上學條件。不過我們也注意到,每當這樣反映百姓疾苦的走基層報道播出后,愛心涌動的同時,也會有問號浮現:為什麼共產黨執政了60多年還會有皮裡村?為什麼中國能辦奧運會、世博會,卻還有皮裡村?我們能不能不辦奧運會、世博會,去改變皮裡村?

走基層是一個需要把問號不斷拉直的過程,這樣的問號其實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走基層的價值絕不僅僅是讓皮裡村的孩子有更多的鞋和安全的上學路,還在於讓受眾體會到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局限、欠賬和不容易。今日之中國,有開寶馬車肇事的逆子,也有更多皮裡村這樣的孩子﹔有貪官,也有更多像護送孩子們上學的郭玉琨書記那樣吃苦盡責的基層干部﹔有整天趴在網上對“走轉改”冷嘲熱諷的新聞人,也有走基層記者的步步驚心、步步國情。通過走基層報道,我們努力帶給觀眾這樣的啟示:中國的發展,沒有所謂最理想的模式,當今中國國情也許12個字可以概括——進步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樣的國情之下更需要主流媒體去凝聚這樣的社會共識,要通過一點一滴的努力,逐漸去改變國家的面貌,使人民生活更美好。

而引導觀眾把握復雜國情,新聞人自己要先讀懂國情。現在央視採編隊伍中的85后、甚至90后越來越多,央視是我們的,也是他們的,歸根到底是他們的。通過“走轉改”,讓年輕的採編隊伍學會用均衡的眼光看待不均衡的中國,加深認識社會的寬度與厚度,密切與人民群眾的感情,我認為其長遠意義超過報道本身。

“走轉改”讓我們看到真實的力量有多大

2012年2月,央視《新聞聯播》、新聞頻道連續5天播出了走基層報道《招工局長陳家順》,報道講述了雲南省沾益縣人社局副局長陳家順組織帶領當地農民遠赴浙江義烏打工的故事。為了這個報道,我的同事高忠在雲南和浙江兩地採訪了兩個多月,拍攝了2400分鐘的素材。報道通篇沒有拔高的語言,沒有宏大的敘事,有的只是一個個真實的細節。在沾益縣火車站前廣場上,面對從來沒有出過遠門、第一次坐火車的農民工,陳家順細致到教大家怎麼上廁所、如何把零錢和整錢分開放,提醒火車上吸煙要罰款……而我們則細致到把這樣的情節原汁原味地呈現在《新聞聯播》裡。很多觀眾在網上留言描述他們受到的觸動,有網友說:“連續看幾天了,陳家順頭上大面積灰白的頭發給人一種蒼老的感覺,但他卻是一個有力量的人,特別感動的是連怎麼在火車上上廁所都教,真是父母官!”採訪中陳家順說沒有想過這樣做是否快樂,但感到心裡非常踏實。有網友贊嘆:“好一個踏實,好一個朴實的政績觀,如果基層干部都像陳家順那樣,把百姓的需求當作自己的大事,扎扎實實辦好,社會矛盾就會減少,人民對政府就會擁護。”有網友說:“人民就是需要陳家順這樣的‘不愛在上級眼前晃悠,而在老百姓身邊服務’的局長、鎮長、隊長……這是公仆的形象,謝謝央視帶給我們一份信心。”

如果說中國觀眾對節目的反映讓我們振奮,那麼德國觀眾的反響則讓我們吃驚。去年,一批央視走基層報道在德國北威州電視台播出。北威州是德國16個州中經濟最發達的聯邦州。北威州電視台收視率位居德國第三,在觀眾中擁有很高的可信度。北威州電視台有一檔每天30分鐘的日播欄目《中國時間——來看吧》,過去主要反映中國的歷史、美食、文化。2012年這家電視台在搞觀眾調查時發現,隨著中國崛起,很多德國人對中國的心態微妙復雜,懼怕的同時,又渴望了解,特別想了解中國人當下的真實生活。北威州電視台通過其設在中國的節目制作公司,從央視走基層節目中挑選了幾期貼近德國人收視習慣的報道,第一期播出的就是《招工局長陳家順》,節目播出后獲得的熱烈反響令這家德國電視台始料未及。很多觀眾發郵件、打電話表達他們對節目的觀感:“這樣的題材是非常罕見的,是我們在德國媒體上看不到的,非常有意思。”“我們以前無法想象,原來中國的勞動局是這樣工作的。很細致,方式和我們這裡很不一樣。我發現中國對工人的保護、人權方面在改善。”“以前通過德國媒體,我們對中國官員的印象很差,但是這個影片讓我們了解到官員非常關心別人的一面。我們還了解到中國農民工真實的生活,雖然不富裕,但不是我們從德國媒體上看到的那個樣子。德國媒體需要更多這樣的題材。”

事后我們了解到,德國民眾因為經歷了納粹時期的“政治宣傳”,對於他們認為宣傳色彩較強的節目有非常大的抵觸情緒,他們會將中國的官方媒體視作黨政宣傳的工具,持反感懷疑的態度。而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多數以負面為主,常常熱衷於炒作中國的所謂宗教、人權和高層斗爭問題。北威州電視台的負責人說,此次央視的報道能獲得德國觀眾如此的認可,成功之處就在於節目的真實,真實地反映了中國底層人民和基層國家公務員的生活和情感。

包括《招工局長陳家順》在內,很多觸碰人心的走基層報道都會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真實是新聞的生命,這原本應該是個常識,但是常識往往也會被遮蔽、扭曲,因此,重提常識、回歸常識就具有重要的意義。新聞宣傳中的失誤,往往在於背離常識,因此我們的醒悟與進步也往往是回歸常識、回歸原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其實是常識,所以關於真理標准的那場討論本質上是回歸常識。同樣,新聞工作必須深入社會、深入群眾也是常識,所以“走轉改”的本質要求也是要回歸新聞工作的常識。

“走轉改”還為我們帶來創新表達語態的勇氣

當“你幸福嗎?你覺得幸福是什麼”還只是我在心中構思的策劃案時,我完全沒預料到它會迅速走紅,會引發熱議乃至爭議。當然更沒預料到,我會被一些網友稱作央視的腦殘策劃。

最初的腦殘想法的確簡單朴素:央視的走基層報道一直採取的是“分階段出招”的策略,長假裡的走基層需要有別於常態的設計,我想這個設計的出發點應該是讓老百姓說出心裡話。這需要我們主動設置一個議題,一個能讓觀眾感興趣、有話說、能釋放五味雜陳情感的議題。最后選定問幸福是因為我們感到中秋、國慶是一個家國概念突出的長假,從國家層面看,既然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已經被寫進了政府工作報告,國家有必要了解什麼會讓人民感到幸福﹔從民眾層面想,平日奔波忙碌,不會去想幸福不幸福,過節了,難得浮生數日閑,看看央視這個節目,同樣的問題問問自己,也許會有莫名的感動,也許再出發時心裡更安穩。

在給記者的採訪手冊中我提出了三個硬要求:首先,採訪是隨機的,杜絕任何擺拍,記者不要刻意去找想要的,而要去發現讓你意外的﹔其次,回答是即興的,第一時間的第一反應,報道沒有正確答案、沒有標准答案﹔再次,回答的狀態和場景同樣珍貴。攝像要肯花“笨功夫”去跟拍,去捕捉採訪對象的“不設防”“不假思索”。沒開始問的時候就要開機,每個人聽到問題后的第一反應要真實地記錄下來,被採訪者是怎麼離開鏡頭的也要記錄下來,閑來之筆用好了會成神來之筆。

最終,我們採訪了3550多人,147個普通人出現在了央視屏幕上,引發了全社會的幸福大討論。有網友說:“這個假期,中國好幸福超過了中國好聲音!”有媒體說央視面向公眾提出“你幸福嗎”,得到的神回復“我姓曾”“隊被人插了”完全可以“掐了別播”,但是央視選擇了是什麼就是什麼。即使有人嘲笑,也堅決不刪不減,真誠地表達著最實在的新聞價值觀以及重新構筑媒體公信力的勇氣。全面真實的播出有助於除掉百姓面對央視鏡頭的膽怯,有助於營造說真話說家常話的氛圍。有專家評價:記者這樣俯下身子,直接探詢民心的報道在我們的新聞節目中太少了。而百姓的生活乃至他們的心聲又是那麼朴實真誠、豐富多彩、直達本質。這是任何專家學者、權威官員的概括總結都望塵莫及的。所以當媒體直接傳遞百姓聲音的時候,就會迅速躥紅,這也說明這是一個稀缺項目。

是的,“走轉改”難在改文風,我們不會停止改變的腳步。所以,當羅陽猝然殉職,當航母Style剛剛在網上走紅,我作為當天的值班主任,能夠坦然地把它們排在《新聞聯播》的頭條、二條。因為羅陽以他的死告訴我們,沒有一批甘於奉獻的人,多大的投資都買不來國家的現代化。而對於航母Style,我們則從網友們的行為藝術中捕捉到了“國家強大,匹夫有樂”的自豪感,我們並沒有改變“弘揚主旋律”的中央台基調,但我們努力讓“主旋律”的表達可信、可親。而我們的台領導能夠拍板放行這樣打破常規的編排,我想,傳達著一種央視心態:在贊揚中凝神靜氣,在挨罵中調整呼吸。

認識使命,認識自己

這些年央視下大力氣“新聞立台”,其中,花了大價錢、投了大人力,讓鏡頭能夠更多更快地直抵新聞現場。但是,越是在這種大踏步向“直播如麻”的新聞理想邁進的時候,我們越要避免落入一個誤區,以為隻要記者生猛、衛星車無敵、鏡頭給力,就大功告成。事實不是這樣的。一個記者也好、一家媒體也罷,其新聞判斷力,其在諸多重大、敏感、復雜問題上的見識,才是最核心的競爭力,這個競爭力是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怎麼來?隻有花更多的力氣,在每一次新聞實踐中,在隊伍裡養成。

我的同事馮韻嫻,是一名85后央視駐中東記者。2011年在的黎波裡,利比亞戰事進入最后關頭,親卡扎菲的士兵將眾多國際媒體圍困在一家酒店裡,馮韻嫻是被圍困的人當中唯一的中國女記者。戴著鋼盔、穿著防彈背心的小姑娘依然在酒店內持續發回報道。前不久,這位年輕的新聞人經歷了對她來說也許比的黎波裡的戰火更為可怕的場面,在一次直播連線中,她犯了低級錯誤,匆忙上陣、經驗不足的她採用了背稿子的方式,那場磕磕巴巴的直播被網絡迅速放大,“戰地玫瑰”一夜之間成為被嘲諷的對象。

在我23年的新聞從業生涯中,多次經歷過需要鼓起勇氣、穿越黑暗的時刻,我能告訴這位后輩的就是:吸取教訓,繼續向前,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需要在奔跑中調整呼吸的職業。

去年重陽節期間,我又策劃推出了走基層民調節目《父親、母親最在乎什麼?》,記者的提問是我設計的,我也試著去問我的母親,想測試一下會得到怎樣的回答。“您年輕的時候最在乎什麼?”母親脫口而出:“文化。”是的,母親出身清貧的農家,那個年代家裡隻供養得起男孩子上學。“您現在最在乎什麼?”“健康,別給自己找罪受,別給兒女找麻煩。”“您最希望子女為您做什麼?”這時候75歲白發蒼蒼的母親沉下了臉:“我就希望你和你弟弟別讓我夜裡睡不著覺!”是的,不知道有多少個夜晚,沉睡的一家人被我的電話鈴聲驚醒。看著我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父親母親知道要麼是有新聞突發,要麼是節目出了問題,“反正領導不會深更半夜打電話表揚你”,一個電視新聞人的母親很容易想通這個道理。而當我奔跑在播出線上的時候,家中留下的是提心吊膽、難以入睡的父親母親。記者乃不眠不休之職業,在這一行,無休止的壓力、突如其來的壓力從來不曾選擇出現的時機,也不會考慮是否傷及你的家人。

那麼如果有人來提問我:“你幸福嗎?你覺得幸福是什麼?”我想我的回答仍然是肯定的,我已人到中年,還能吃到父母做的飯菜,子欲養而親還在,我是幸福的﹔我的報道能夠觸碰人心,引發思考,提供正能量,我是幸福的。在羅陽追悼會的直播現場,我看到了一副挽聯:“祖國終將選擇忠誠於祖國的人,祖國終將記住奉獻於祖國的人。”那天,我把這副挽聯選作了央視“送別羅陽”報道的切入點。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這樣描述眼下的中國:“中國已經走出改革初期的淺灘階段,正站在大河中央,選擇彼岸的到岸位置。”是的,大河中央,驚濤駭浪,大時代的中國新聞人肩負著怎樣的使命,我們能否做到政治堅定、頭腦冷靜,能駕馭敏感復雜的報道,關鍵時刻能經得住風浪?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說講故事是人的天性,他要繼續做一個講故事的人。是的,新聞人也應該是講故事的人,故事永遠比道理容易傳播。中國崛起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但我們還沒有把這個故事講好。我們要抓緊形成屬於自己的話語體系,我們的話語體系應該是全面的,既能解釋中國的成績,也能解釋中國的問題。我們的話語體系要努力做到中國的普通百姓能聽懂、肯接受,外國人也能聽懂,哪怕他們不贊成,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一定包括自己話語體系的崛起。

想到這些就會感受到我們這一代新聞人肩上沉沉的擔子,我們需要繼續奔跑,繼續在奔跑中調整呼吸。

(作者為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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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光霞、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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