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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咄咄逼人”被觀眾視為“冷酷”的柴靜，如今更多是個從容的傾聽者。
■ 對話
“再沒有一個地方像《東方時空》那麼殘酷”
談加盟
《分家在十月》顛覆固有想象
新京報：其實最早陳虻來找你加盟《東方時空》的時候，你拒絕了，后來因為參加了評論部的年會，最終下決心去了。主要打動你的是年會上那些有意思的人嗎？
柴靜：是，首先是有趣。有智力的幽默感，尤其看了《分家在十月》，我想，哦，這個地方的人還能這樣說話吶？好像把我想象中一個事業單位的結構和秩序給顛覆了。當然，后來發現，365天，年會就一天，呵呵。但這一天挺重要的，沒它，什麼都沒了。
新京報：陳虻看中你的時候，你還在湖南台，還沒有做新聞。你覺得當時他究竟是發現了你的什麼？
柴靜：后來另一位主任告訴我，當時陳虻第一次看到我，不是看我在湖南衛視當時主持的《新青年》節目，是衛視當時一個採訪主持人的節目。就幾分鐘吧，他也沒太留意內容，沒看完就轉身問同事，這主持人叫什麼，怎麼聯系。
他在講課的時候，說過一次，他選主持人隻有一個標准，就是有沒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哪怕幼稚也不要緊。隻要不人雲亦雲，經過職業的訓練，慢慢就能發展成獨立思考。
談工作
拿“正式工”起范兒是丟人的事
新京報：看大家描述中的《東方時空》，一邊是嚴厲、愛罵人的領導，一邊又是相對自由寬鬆的新聞環境，同事之間相處也好像是“沒大沒小”，在這樣一個“空間”裡，你吸取到的最多的養分是哪方面？
柴靜：現在想起來，后來真沒有一個地方，像當時《東方時空》那麼“殘酷”——以陳虻為首，時時看著你，敲打你。你每個弱點都纖毫畢露。你見他的面，笑不行，拉著臉也不行，迎著不行，躲他也不行，他老有教訓。
當時評論部在業務上還保持著近乎苛刻的要求，要求做文章不如從做人開始，人文一體。這麼一個環境，是對一個人全面的錘煉，可能會經歷一個沒自信的過程，但再往后建立起來的一點東西，就比較扎實了。十年后，再想這些，覺得，陳虻真傻呀，現在，誰還會這麼天天盯著年輕人，不讓你犯錯誤、浪費你的生命呢？
新京報：當時《東方時空》用人的機制也很開放，你來的時候也算是臨時工嗎？什麼時候轉正的？有感覺受到台裡正式工的歧視嗎？
柴靜：我是臨時工，當時連進台証都沒有，每次去演播室錄節目，還得正式員工開條接進去。到《新聞調查》之后過了好幾年吧，我們才轉成聘用制，可能是2006年了。評論部這點好，我從來沒覺得有什麼歧視，這個地方當年本來就是水泊梁山，一幫江湖漢子建起來的，誰要是拿“正式工”起范兒，是一件丟人的事。
我那時對《東方時空》沒有預期，對自己的職業前景也沒有預期，只是覺得這裡的人有意思，跟有意思的人呆在一起比較有趣。這點我沒失望。
談成長 泡在水裡，慢慢就會游了
新京報：你曾用“慘敗”來形容在《時空連線》做的第一期節目，后來是怎麼找到做新聞的感覺的？
柴靜：這個也沒法速成，也沒路可退，就是埋頭干活。那是我這十幾年裡最勤奮的一年，自己當策劃、編輯、主持，每天報三個選題，聯系嘉賓，列問題，后期剪輯，上字幕，送播出帶。一年多，天天這麼從頭到尾。泡在水裡，慢慢就會游了。就是這個階段，讓我建立了對“硬”新聞的感覺。
新京報：那個時候你的自信心受到過打擊嗎？最沮喪的時候想過放棄嗎？
柴靜：肯定有一陣子沒自信，坐在主持台上，眼神和聲音都是空的。但根本原因不是別人批評你，是你不懂，對新聞事實了解不夠，對現實沒經驗，對事物沒有判斷能力。放棄的想法是沒有的，因為知道有方法，就是下笨工夫。一個選題，做之前肯定把能找到的資料都看一遍，同行的採訪打印下來反復琢磨，一個採訪准備一百個問題，這些辦法很笨，而且也有副作用，但沒這個階段是不可能的。
新京報：看《沉默的羔羊》，對你真的有幫助嗎？另外就是，《東方時空》的工作環境真有那麼可怕嗎？
柴靜：呵呵，算不上可怕吧。我覺得身邊的同事都過得挺自在的，我是完全沒干過新聞，又“?當”一下被放在一個誰都能看見的地方——你想想所有同事正好中午南院打完飯，坐在食堂一抬頭，喲，來了個新主持人，喲，這人還是陳虻挑的吶，那肯定是壓力比較大。我那時候覺得史達琳是真實存在的，某種共鳴吧。到三十出頭的時候，我還想過呢，她在FBI那個機構裡，呆到三十多歲，會是個什麼境遇，碰到什麼難題。我覺得我大概能想象她是怎麼對付的。這是個有趣的事兒。
談離開 這顆心好像悄默聲的，自己落了地
新京報：你去《時空連線》的時候，《東方時空》已經算是中國最有名的新聞雜志節目了。你去之后與之前對它的看法有不同嗎？
柴靜：我看《東方時空》比較集中的時候是1996、1997年，到了我去的那個階段，已經看得不多了。當時的《東方時空》幾經改版，與原來的形態有了很大變化。所以我那時對它沒有預期，對自己的職業前景也沒有預期，只是覺得這裡的人有意思，跟有意思的人呆在一起比較有趣。這點我沒失望。
新京報：梁建增主任給你寫過“在連線中起步”，你覺得《東方時空》對你的意義是什麼？是“起步”嗎？
柴靜：是，“起步”這兩個字很准確，從零開始的學步吧，搖搖晃晃，摸爬滾打，手腳都沾了土，到了“調查”才算真到了長天大地。
新京報：離開《東方時空》的時候是什麼樣的一種心情？
柴靜：我知道要離開，就是我去《新聞調查》開始報道“非典”的那天。去之前大概有過20分鐘，想了想，隻覺得過去一年過得挺賣力的，前所未有的賣力，但心還是不在腔子裡，因為凡事還是有一個成敗得失、自我顧盼的感覺。一到“調查”就開始忙活了，再也沒工夫照管自己，但這顆心好像悄默聲的，自己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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