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轉改”與新聞黨性原則【2】

二、積極能動的黨性原則

在中國當代新聞界的一般語境下，關於“黨性原則”的形象表述就是新聞事業作為黨的“耳目喉舌”，但是這樣的表述容易被片面理解為一種限制性原則，似乎新聞事業作為黨的喉舌就喪失了自主意識和思考能力。事實上，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並非要求新聞事業成為理所當然的被動角色，馬克思主義歷史辯証法承認任何社會力量都可能成為能動的歷史發展要素，新聞事業當然更不例外。新聞工作者所遵循的黨性原則並未取消自身的理解能力和問題意識，相反，這一原則決定了新聞工作者必須對政黨在整個歷史過程中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動、政治價值和政治原則有全盤、透徹的理解，以能動的政治姿態開展新聞活動，否則黨性原則必然導致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整體思想品質的下降，更無法使之承擔作為新時期中國新聞事業的思想基礎的重任。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上說，黨性原則無論表現為何種具體的操作准則，它的精神內核都是由政黨政治所規定的。無論是無產階級發展政治運動、號召廣大群眾，還是揭示舊制度中的階級壓迫和剝削本質，無產階級黨報都是在具體的政治使命中獲得自身的價值和意義。新聞黨性原則是運動的概念、是歷史的概念，正是在不斷發展和變化的政治運動過程中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政治性質才能夠得到保持和更新。也就是說，無產階級新聞事業的政治性來自不斷的政治運動的激發，而並非源於其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構成，后者是以前者作為前提條件的。這也就是說，黨性原則從來都不是簡單的組織原則、紀律規定，而是一整套的政治哲學和價值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一個以工農階級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工人和農民能夠在國家政治進程中保持自身的階級主體性意識至關重要。20世紀80年代之后，追求現代化成為全社會的主流精神旗幟，它的內在精神本質卻並非短暫的80年代所能承載，對現代化理想的追尋實際上貫穿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它是中國近代以來始終不絕的民族強音。可以說，整個一部中國革命的歷史就是一段中國人不甘落后、勇往直前追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征程。從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來看，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也始終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澤東對於現代化是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的，毛澤東更關注的是現代化是否會與社會主義理想和無產階級政黨政治產生沖突，在現代化過程中作為國家政治主體的工農群眾能否保持自身的階級主體性。

1965年6月26日，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向毛澤東匯報全國醫療衛生工作狀況，毛澤東向衛生部發出指示:“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培養一大批‘農村也養得起’的醫生，由他們來為農民看病服務。”[5]由此，普及農村醫療衛生的工作在全國迅速展開，農村三級醫療體系開始建立起來，一個“半農半醫”的群體由此迅速崛起，並擁有了一個歷史性稱呼——赤腳醫生。

今天看來，“6·26”指示中蘊含的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政治價值，更是一種社會主義國家現代化的發展理念。在毛澤東的思想譜系中，社會主義既包含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發展訴求，也包含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考。從政治邏輯來看，中國共產黨提出消滅三大差別的政治目標不僅造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的國家體制構造，而且力圖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凝聚到無產階級政黨的周圍。中國共產黨正是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思考和理解豐富其自身的政治經驗。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一方面要獲得現代化的物質成果，另一方面要體現社會主義的政治價值和制度特征，這兩者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幾乎構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政治實踐的全部問題。

無產階級政黨所代表的政治倫理和思想價值在19世紀以來就象征著人類社會革除自身不合理制度的理想典范。也正因為此，無產階級在19世紀之后逐漸奪取了文化領導權，“它使資產階級在自己的統治時代一直以可恥又可笑的形象出現：一方面，它被認為是政治強人和經濟巨人﹔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貴族、文化貴族、社會主義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識形態表述為普遍真理，並以人類名義不斷對資產階級雷鳴般發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資產階級居然接受了這些指控”[6]。

然而，由於種種原因，20世紀60年代之后，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社會主義和左派陣營掌握的文化領導權旁落於人，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話語獲得了壓倒性優勢。80年代以后，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無產階級革命對於資產階級思想結構的改寫被抹去，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面臨著新的思想挑戰，從而不得不重新表述其政治正當性的理論邏輯。西方開始盛行否定革命、去政治化的思潮，它表現為將以英美為代表的民主政治解釋為人類政治文明的唯一出路，否定暴力革命和底層反抗，將程序正義作為民主的要義，將社會主義與專制統治等同起來，將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權、民主、自由等價值對立起來。80年代中國許多理論爭辯的背后實際上都隱藏著這一世界政治思潮變革的深刻背景。如學者姚洋所說：“毛澤東時代我們告訴世界‘我是什麼’，而不說‘我不是什麼’。我們高舉社會主義的旗幟，在國內實行有助於平等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政策，在國際上支持亞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斗爭，對像日本這樣昔日的侵略者寬宏大量，我們的國際形象是正面的、上進的。但是，90年代之后，我們卻隻像《中國可以說不》那樣，隻剩下說‘我不是什麼’。”[7]

在時代思潮劇變的大背景下，如果仍然將新聞事業黨性原則片面地理解為被動的實踐規范與界限，從而由墨守成規演變為告別政治的市儈哲學和犬儒主義，這樣的做法一旦成為新聞人的共識，則會將無產階級政黨政治最為核心的精神資源抽離出去，從而使理想高挂、信念空懸、社會物欲流動、精神集體萎縮。長此以往，由於內外各種社會要素的影響，社會思想的分裂、分歧將在所難免，無產階級政黨將面對越來越咄咄逼人的對抗性思潮，由此無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將變得極為困難。這一點在90年代之后的中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盡管在新聞事業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化事業和新聞事業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步，但報紙的發行量、廣播電視的收聽收視率、文化產品的市場價值等數字並不能等同於人心的凝聚和社會的共識。重要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核心價值何以能夠通過持續的機制成為社會精神的基礎，成為引領國家政治生活的思想航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