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轉改”與新聞黨性原則【3】

三、“走轉改”：黨性原則的時代體現

從2011年全面展開全國新聞界“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活動以來，截至2012年8月31日，全國各地新聞宣傳單位參加“走轉改”活動、深入第一線調查採訪報道的編輯記者8.3萬人次，在報紙、廣播、電視、新聞網站刊播“走轉改”專欄、專題、專版2萬多個，刊播“走轉改”新聞報道73.9萬多篇。“走轉改”所取得的這些成果不能簡單將其視為源於新聞工作者深入基層、挖掘素材、豐富報道的實踐路線，而應從無產階級政黨政治和黨性原則的高度去理解，從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政治法統的思想脈絡中去把握，從全球化浪潮迭起、新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思潮涌動的現實中去認識。

為什麼當下中國新聞界要開展“走轉改”活動？與其說這是自上而下提出的統一要求，不如說這是中國新聞界正視問題、審視職責、召喚傳統、指向未來的必然選擇。從“走轉改”的本意來說，其實活動對於新聞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並不是最近才有的新提法，“腳底板下出新聞”“與群眾心連心”“學用群眾語言、文風清新活潑”等無不體現在以往新中國新聞工作的優良傳統之中。例如新華社記者的《當你們熟睡的時候》，黃昌祿的《苦聰人有了太陽》，李峰、余輝音的《“一厘錢”精神》，趙淮青的《通天河上的悲歡——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變遷》，郭超人的《西藏木犁即將絕跡》，趙琦的《兩個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風雪搏斗一晝夜保護了羊群》，穆青、馮健、周原的《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劉雲山的《夜宿車馬店》，范敬宜的《分清主流與支流 莫把“開頭”當“過頭”》等新聞名篇，無不體現了當前“走轉改”活動所期許的那種新聞境界。

當然，僅僅將“走轉改”活動視為是新聞業務的一種實踐路徑是遠遠不夠的，理解“走轉改”需將中國媒體與全球化大環境、新聞市場化的制度邏輯、中國社會分化的現實問題等聯系在一起，方能凸顯出其全部意義。從這個角度說，“走轉改”也是中國媒體面對當下諸多困境而實施的一種突圍。

為什麼近些年來新聞工作者不願走基層、作風浮漂、文風乏力？這不僅是新聞工作者這個群體自身的新聞倫理或職業素養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所形成的城鄉分化、東西落差、逐利為先、鄙棄精神的總體思想氛圍所致，更是全球化與市場化背景下工人、農民淪為弱勢群體從而喪失了階級主體性的結果。新聞人首先是社會人，新聞人的意識首先體現了社會意識，因此，“走轉改”活動要回應的問題不僅是新聞媒體的問題，更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從這個意義說，“走轉改”其實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歷次整風一樣，是無產階級政黨在面對新世紀以來的各種危機和困局的突破和嘗試，是新中國60年政治主題的新的續寫，也是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其領導的新聞領域中對無產階級政黨政治原則的重申與鞏固。“走轉改”活動的真正主體是以工農大眾為基礎的億萬人民，而並非那數萬踐行此新聞路線的新聞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走轉改”的真正目的在於通過轉換新聞事業的運轉邏輯和價值依據，以新聞報道為載體，重新樹立人民群眾的主體性意識。“‘走轉改’活動是新聞工作者向人民真實描述社會發展進步，承擔社會責任的一個實踐過程，一切為了人民是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8]

如果在若干年后，我們試圖評價“走轉改”活動的價值或意義的話，那麼最為重要的就在於這一深層次的政治問題。尤其應當注意的是，“走轉改”活動應當真正凸顯人民群眾這一主角，而不應當成為新聞人的自我表述或群體畫像。“我的腳上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澱多少真情……”這樣的話語屢屢出現在許多記者、編輯的筆下。在“走轉改”活動開展的第一階段，這樣的感慨固然是一種精神動力，但須知“走轉改”要重新塑造和確立的是以工農大眾的主體性意識為核心的“大我”，而不是新聞人這一群體的“小我”。明確了這一點，才能真正理解當下“走轉改”活動與無產階級黨性原則之間的深刻聯系。

“走轉改”要求新聞工作能夠體現並重塑勞動者的主體性意識，這是社會主義新聞媒體的必然要求，但當代中國的現實是，“工人階級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公，其主體意識已經被指認出虛假的意識形態性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失業的工人已經無法被國家賦予的主體性意識形態所召喚”。資本不但驅逐了傳統的產業工人，並且日益將農民從鄉村吸收到城市作為世界資本雇用的廉價勞動力，“中國工人階級的再度無產階級化和日益暴露在世界市場上的破產農民，以及數億被迫離開土地在中國大地上流動的民工，他們的命運前所未有地歷史地交匯到了一起”[9]。為此，阿蘭•巴丟（Alain Badiou）才說：“21世紀與20世紀最大的區別在於，21世紀的世界是一個不能想象另一個世界的世界，是一個不能想象這個世界之外的世界的世界。”[10]沒有工農階級的主體性意識，則社會主義“人民主權”的思想觀念也就無法存在，“走轉改”所提出的“我是誰、屬於誰、為了誰”，將不得不成為對現實中國媒體的嚴峻拷問而長期存在下去。

今天重談工農大眾的主體性問題，並不旨在要求工人和農民在當下的制度環境中能夠獲得多大程度的物質改善或精神慰藉，也絕非要求徹底扭轉社會航向，重回改革前的歷史狀態。“走轉改”的重要性在於，它將媒體關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中國社會真正廣大的工農群眾，有人說“走轉改”旨在向世界呈現一個更加真實的中國，此說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沒有看到“真實的中國”其實一直都在我們面前，我們既然都生活在中國，為什麼對“真實的中國”視而不見？這裡，“走轉改”將“我是誰、屬於誰、為了誰”的問題推到了每一個人面前，中國新聞人如果不能清楚地、正面地回應這一問題，就無法在當前的價值困局中重新確立自身的合法性。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中國六十年新聞事業史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09AXW001）、天津市社科研究”項目“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階段成果（項目批准號TJXC10-630）﹞

（作者為南開大學文學院傳播系講師）

參考文獻：

[1]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

[2]中國新聞年鑒[G].1986年卷，1995年卷.

[3]安崗.研究我們的讀者[G].中國新聞年鑒，1982：173.

[4]陳崇山.中國受眾研究之回顧﹝J﹞.當代傳播，2001（1）.

[5]張開寧，溫益群，梁蘋，主編.從赤腳醫生到鄉村醫生﹝M﹞.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18.

[6]程巍.中產階級的孩子們﹝M﹞.北京：三聯書店，2006：10.

[7]黃平，姚洋，韓毓海.我們的時代﹝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173.

[8]盧慎勇.“走轉改”活動的文化意義﹝J﹞.新聞愛好者，2012（9）.

[9]呂新雨.鐵西區：歷史與階級意識﹝J﹞.讀書，2004（1）.

[10]汪暉.別求新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