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轉改”與新聞黨性原則

【摘要】在當下中國新聞界，“走轉改”活動正在成為新聞業新的實踐路徑和行動模式。“走轉改”活動對全國新聞工作者起到了思想更新、業務錘煉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的成效並不等於完全釋放了“走轉改”活動所蘊藏的意義空間。從“人民本位”與“讀者需求”之間的內涵差異入手，分析新聞業市場化帶來的思想邏輯轉變，從中凸顯新聞黨性原則的現實意義與價值，可見新聞的黨性原則並非被動的規定，而是能動的理念，它在當下主要體現在新聞業通過日常實踐體現工農群眾的主體性意識上。

【關鍵詞】走轉改﹔黨性原則﹔人民本位

從相關作品的數量來看，“走轉改”活動成效顯著，對於全國新聞工作者而言起到了思想更新、業務錘煉的作用，但已有的成效並不等於完全釋放了“走轉改”活動所蘊藏的意義空間。本文旨在分析開展這一活動與新聞事業的黨性原則之間的邏輯關聯，並在此基礎上重新闡釋當下新聞黨性原則的思想內涵。

一、從“人民本位”到“讀者需求”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業進入了全面發展階段，在改革破冰前行的歷史時期，中國新聞業也實現了從管理體制到思想理念諸多層面的變遷，其中尤為重要的是新聞業的運轉邏輯和價值依據逐步向市場導向的轉軌。

新聞業的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變革是全面而深刻的，贏利增收開始成為許多新聞業的重要訴求和價值依據。20世紀80年代以后，中國社會分層加劇，新的社會精英階層形成，工人和農民的社會主體性地位不再，更由於工農大眾的經濟收入和消費能力在廣大人群中處於中下水平，因此這部分人群更是喪失了作為媒體“核心目標受眾”的資格。“商業、大眾口味、消費和生活類報紙激增，市場份額也隨之大幅提高。與此相反，針對主要社會群體（工人、農民、婦女、青年）的對象報紙，在經歷了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的蓬勃發展之后，其發行量和在全國發行量中的比例都急劇地下降。”[1]169由於此類對象報紙沒有將讀者定位為消費者，無法得到足夠的廣告收入來補償飛漲的印刷費用和逐年上升的郵政發行費用，因此非市場化的報紙陷入了運轉的惡性循環，所佔市場份額不斷下降。

從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間，全國財經類報紙從100家增加到237家，而工人類報紙從23家下降到18家，農民類報紙從55家下降到17家，婦女類報紙從5家下降到4家，青年類報紙從39家下降到35家。[2]廣告、都市報、城市發行網絡成為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報業發展的基本要素。“政府對報紙刊號總數的嚴格控制和黨報日益明顯的商業傾向都促使黨報停辦它們虧損的農村版，而將報紙刊號轉讓給新出版的都市類和財經類子報。這樣，因為針對主要社會群體的報紙其讀者定位不是廣告商感興趣的消費者，市場化就意味著它們的衰落。”[1]170

總的來說，在20世紀80年代新聞業大轉軌的過程中，基於市場化邏輯的“讀者需求”的價值取向得到確立，從表面上看，這與“人民本位”的社會主義政治法統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兩者在精神實質上不啻有霄壤之別。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聞學會會議上，安崗發表了題為《研究我們的讀者》的演講。安崗強調：“報紙服務的直接對象是自己的廣大讀者。……我們編報一定要反映讀者的也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的和切身的利益，反映他們的呼聲和情緒。心中沒有讀者的編輯、記者，肯定完成不好黨交給的宣傳任務。”[3]安崗在這裡所闡述的仍然是“人民本位”的社會主義政治傳統在新聞領域的延伸，這也是社會主義中國新聞事業最根本、最本質的價值立場和邏輯依據。

耐人尋味的是，安崗的這篇演講被后來的新聞傳播學者當作是我國受眾觀的一大進步：“安崗同志的這篇演講把受眾從接受新聞媒介灌輸的對象提高到接受新聞媒介服務的主體，確立了受眾在新聞傳播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在新聞界產生很大反響，也為我國受眾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4]這一說法明顯混淆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價值體系的概念范疇。“人民群眾”作為一個政治范疇，在社會主義的革命傳統中、在無產階級政黨政治法統中具有特定的含義，它是否能夠被直接化約為“讀者”或“受眾”這樣的中性詞匯是值得商榷的。

在人口學意義上，或許“人民群眾”和報刊的“讀者”“受眾”是大致重合的，但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在報業市場不斷細分的趨勢中、在報業逐漸實行“事業性質、企業管理”的體制下，“讀者”究竟是指報刊的目標消費群還是指廣大群眾，這不能不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毫無疑問，包括報刊在內的所有新聞事業都必須致力於滿足目標消費群的需求，因為這的確關涉到媒體的切身利益和市場份額，但不可能有一張報紙的目標消費群是全體人民，特別是日漸處於社會底層的工農大眾的。當遇到確定“讀者”群的范圍時，媒體究竟是做加法還是做減法，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從現實的情形來看，絕大多數報刊尤其是發行量巨大的晚報、財經報、娛樂休閑報等的發行范圍基本控制在城市之中，甚少有報紙或其他媒體願意深入農村將佔總人口大多數的中國農民作為真正的“讀者”去看待。

如此一來，隨著工人、農民這樣龐大的群體日漸被邊緣化，社會主義所包含的平等價值難以體現在新聞實踐中。從本質上說，作為中國革命產物的“人民本位”政治法統是新中國政治倫理的精神血脈，它也是無產階級政黨政治正當性的歷史依據。無論社會主義中國採取何種發展路徑和政策方針，“人民”作為核心的政治范疇都將是一切路線、政策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審視當下新聞界的現實和黨性原則的內涵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