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轉改”：探索新聞寫作的另一種可能【2】

世界觀：走基層

走基層，不僅要“一頭汗兩腿泥”“雙腳沾滿泥巴”，更要改變世界觀和價值觀。共和國歷史上，新聞記者、編輯深入鄉村，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是一種常見的工作方式。通過蹲點駐村，調查研究，一是能了解到基層的真實情況，二是能在生產勞動實踐中改造自己，三是可以更有效地向群眾宣傳黨的政策，並用農民熟悉的語言和方式傳播科學知識。專業記者下鄉，業余通訊員發稿，構成了一個獨特的上下溝通的機制，同時也有效地完成了意識形態的宣傳。[6]

這是新中國新聞工作的經驗遺產，其中蘊含的“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歷史觀，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所強調的。

90多年前，李大釗於1919年2月20日-23日在《晨報》上發表了《青年與農村》文章。他說：“現在有許多青年，天天在都市上漂泊，總是希望那位大人先生替他覓一個勞少報多的地位……皇皇數年，弄不到一個飯碗。這時把他的青年氣質，早已消磨淨盡，窮愁嗟嘆，都成了失路的人……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呵！”

方法論：轉作風

習近平在中央黨校2011年秋季學期第二批入學學員開學典禮上強調“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加強調查研究工作”，要求我們“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進行各種形式和類型的調查研究”。

作為新聞記者，如何調查研究並呈現在新聞作品中？本文引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概念，並澄清新聞學對民族志的誤讀。

民族志與新聞傳播的相互影響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學派帕克等人的記者生涯。“新聞寫作與質性研究寫作擁有不少共同點”，“諸多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書籍中，始終對於新聞實務念念不忘”。[7]而新聞寫作無論是新新聞主義、敘事轉向還是體驗式新聞，處處可見民族志的影子。章戈浩在文章中提到新聞寫作的民族志轉向，以其“深描”和“闡釋性”挑戰了新聞的客觀性與新聞專業主義。[7]但目前對於新聞寫作的民族志轉向還主要停留在對“深描”等寫作方法以及“焦點小組、參與式觀察、深度訪談”等採訪方法的運用上。

事實上，民族志應當是這樣一種研究方法：民族志工作者或公開或隱蔽地、相當長時間地參與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觀察發生了什麼，傾聽人們說了什麼，提出問題並通過對社會結構、文化意義的整體描述和以當地人的視角及理解方式回答這些問題。[8]

這段話指出了民族志的三大特點：第一，參與到當地人的生活世界，從當地人的角度看待和思考問題﹔第二，問題意識，田野工作者需要針對社會結構和文化意義找到一個真問題，探索該問題，闡釋該問題，回答該問題﹔第三，對意義的追尋。格爾茲在其《文化的解釋》一書開篇即指出：人是懸置在由他自己織就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我把文化看作這些網，因而，人類學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追尋規律的實驗性科學，而是一種探索意義的闡釋性科學。[9]

這三點恰恰是新聞在專業主義採訪寫作過程中遺失的。新聞寫作也不應當僅僅是放下身段，到農村去採訪幾個致富帶頭人、幾個村支書就可以的，而是要參與到他們的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之中去，他們在關心什麼問題、為什麼關心，了解他們的文化是如何解釋這個世界的。民族志講究的是人不是電腦，不是點擊就能系統回憶的，人是講感情也會撒謊的，如何與被採訪對象建立基本信任？如何確保自己採訪得到的是真實的信息？如何理解他們話語背后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地方性知識？因此，過分追求採訪提綱的精致、技巧的運用，隻會陷入內卷化的困境。

發現真問題，在當地的語境下“深描”問題，研究問題，闡釋問題，得到意義，才是新聞寫作的正路。這也是共和國新聞工作的經驗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