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轉改”：探索新聞寫作的另一種可能

【摘要】如何認識和應對當下新聞寫作的內卷化困境？以“走轉改”為契機，引入“內卷化”概念，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歷史觀和世界觀出現危機。並在此基礎上提出方法論的民族志轉向，深入群眾，發現真問題，從當地人的視角思考問題、分析問題，最終找到價值和意義。進而從新中國新聞實踐的經驗遺產和當下文學寫作的新變化中得到啟示，探索新聞寫作的另一種可能——與民族志相結合的紀實作品可以成為新聞寫作新的文本表達形式。

【關鍵詞】走轉改﹔新聞寫作﹔內卷化﹔歷史觀﹔民族志

新聞始終有一個理想：反映時代、記錄歷史。

100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關於新聞寫作如何改革、創新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1982年穆青重提“新聞向散文化方向發展”，引發社會討論﹔20世紀90年代，隨著都市報、晚報的興起，新聞寫作呈現敘事轉向，要求講故事、求深度﹔在此基礎上，90年代末體驗式新聞脫穎而出，1998年2月，《新聞記者》開辟專欄對體驗式新聞展開大討論﹔2000年之后，財經類媒體崛起，同時中國全球化參與度不斷加深，與西方接軌的新聞專業主義成為新聞寫作共同的文體追求。

但同時，也不乏嘆息和質問。如邵培仁認為包括新聞寫作學在內的整個新聞學是“一門絕望的學問……熟悉這一領域的人常常唉聲嘆氣”，“給新聞學植入新的基因，注入新的血液，引進新的方法，是新聞學獲得新生的唯一出路”。[1]

本文以“走轉改”（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為契機，引入“內卷化”（involution）概念分析當下新聞寫作的內卷化困境，並從世界觀、方法論和表達方式的角度嘗試探索新聞寫作的另一種可能。

困境：內卷化的新聞寫作

內卷化，最早出現於格爾茨（Chifford Geertz）的《農業內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黃宗智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和《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兩書中使用了這一概念。將“內卷化”引入新聞學的是吳廷俊和陽海洪發表於2007年《新聞大學》第3期的《新聞史研究者要加強史學修養：論中國新聞史研究如何走出“學術內卷化”狀態》，隨后2008年陽海洪在華中科技大學的博士論文繼續深入闡釋了這一觀點，即認為新聞史的學術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識，無法產生新的邊際效應，學術研究只是在不斷重復自己和別人，缺乏史家通過研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真知灼見。[2]

回憶新聞史，能說出一串記者，如邵飄萍、鄒韜奮、范長江、斯諾、穆青等﹔也能說出一組作品，如《西行漫記》《中國西北角》《誰是最可愛的人》《哥德巴赫猜想》《我要上學》等。當下新聞寫作深陷“內卷化困境”，即產業擴大，從業人員增多，作品數量以指數的方式增長。為什麼在新聞隊伍不斷壯大的今天卻不能產生偉大的新聞作品？“這時代真的不能誕生被人民懷念的記者嗎？”[3]

借用“內卷化”，可知新聞寫作由於機械重復和缺乏創意而出現作品困境。但如果對“內卷化”概念的認識深度止於此，那麼將忽視這一概念最重要的內涵。黃宗智將之用於中國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他把通過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勞動力來獲得總產量增長，使得邊際效益遞減的方式，稱為“內卷化”。[4]那麼，大量勞動力在有限的土地上如何增長總產量呢？必須精耕細作，注重細節。在韋森、張小軍等人看來，革命（revolution）、改良（evolution）和內卷化是三種不同的“變遷路徑”。[5]換言之，他們承認內卷化是一種變遷方式，但這是與革命和改良相並列的“沒有發展的增長”或者“沒有進步的發展”。事實上，無論是消息寫作的程式化（幾乎規定了每一段講什麼、怎麼講），還是通訊寫作的模式化，或者攝影的模板化（統一、固定的視角、元素）等都表明，在“專業主義”掩飾下，新聞寫作的精耕細作已經到了驚人的程度。因為，如果不這樣精密化、內卷化，就不能保証“總產量的增長”，就無法滿足“生存的需求”。

綜上，當下新聞寫作的內卷化困境在於，追逐數量，機械重復，精耕細作，過於注重細節的專業，而沒有超越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