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胡喬木編輯出版思想中的“讀者意識”【2】

二

其次，胡喬木的讀者意識體現在對書稿的精編精校上。作為編輯，在處理書稿時，要充分考慮到廣大讀者的需求，從書稿內容的可用性與表達的可讀性兩方面加以審查，認真細致而又恰如其分地幫助作者完善其作品，讓每一部有價值的文稿都能充分彰顯它的魅力，為讀者所喜愛。胡喬木同志認為，編輯在進行書稿加工時要有很好的服務精神，要多為讀者考慮。一是要在政治上負責，要很好地把握出版工作的方向。文化選擇和市場導向關系到一個社會的教化，關系到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成長，影響著一個民族的明天。胡喬木同志1985年在聽取國家出版局關於出版工作為精神文明建設服務的匯報時，針對當時武俠小說盛行、思想書籍滯銷的狀況指出，“思想政治方面的書滯銷，明清公案、言情、鬼怪小說這類東西好賣，不但是出版部門的問題，也包含著整個社會問題。”﹝1﹞他提出“出版武俠小說，除了經濟原因外，還反映出讀者趣味的下降。這首先是思想政治工作問題。……應當採取治本的辦法”。﹝1﹞而編輯在文化選擇上必須始終以社會效益為最高准則，要用積極、有益、健康、向上的文化引導讀者的精神消費，培養其健康情趣，塑造他們美好的心靈。並且要求出版機關多出一些介紹當代各種思潮、學派的書籍，對於不正確的思潮、學派的書籍，要用科學的、分析的批判態度來介紹，不要採取武斷、簡單的辦法。

二是他提出“我們對稿子政治上要負責任，同時在技術上也要負責任，而且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要做得更好一些”。“或者是文字上的錯誤，或者是標點符號的錯誤，我們都應該統統弄清楚”。一部書稿或者一篇文稿送到他那裡，他隻要一上手，就不停地思考：大到篇目的選擇、重要理論觀點的提法，小到一個史實的考証，甚至一個標點符號的用法。胡喬木在1949年的全國新華書店出版工作會議上曾說：“從前魯迅先生把不好的翻譯工作比作爛蘋果。有人說，可以把爛的地方削掉來吃。但是我們把爛蘋果賣出去，讀者是否買得起刀還是個問題。出版一本書，如果大體上無問題，而小的地方有問題，讀者是很難辨別的。把削爛蘋果的工作交給校訂者更為適當。”即使是“權威者和專家的翻譯不經過校訂也不能出版。資料、引証、統計、標點、符號、文字都要經過審查”。 他在討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編寫體例時，就特別提出：“全書關於中國方面的內容應當力求准確、公允、可信﹔外國方面的內容要求不出錯誤。”﹝3﹞而他本人在這方面也堪稱楷模，如在選編毛澤東同志1938年在魯迅藝術學院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時，編者在進行整理的過程中，對講話記錄稿中的一句話沒有查清出處，這句話是：“徐志摩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詩要如銀針之出於幽谷’。”報胡喬木同志審閱后，他特別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處，他懷疑“銀針”是“銀玲”之誤。經查詢，編者從魯迅《華蓋集續編》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發現有“銀鈴之響於幽谷”這句話，而這句話是魯迅轉述徐志摩的話時說的。這樣，經過反復核對，終於查明了記錄稿上的一個訛誤。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胡喬木同志對編輯工作要求之嚴格。﹝5﹞胡喬木十分重視整理文稿中涉及的事實、數字、引文、用語的准確，語法邏輯的嚴密，標點符號的規范。這些方面的事例是不勝枚舉的。胡喬木之所以這樣嚴格要求，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在工作中要精益求精，提高文獻編輯工作的質量，創造出一流的產品。

三是在出版工作的細節問題上胡喬木同志也很注意為讀者考慮。他在1963年時就提出“現時有些書籍有內容提要，我覺得頗不好看，可否考慮改印在一本書的封面或封底折進去的寬邊上，比較不正式些。如果改用某一著名批評家或文學史家的一兩句評論，則更好，從讀者來說也更可信賴。如有序，或也可借用序文中適當的話。在這種寬邊上要能引出本書作者由本社出版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其他著作，或本叢書的書目，尤便讀者，因為現今讀者很難查出這些，而這樣對於出版者發行者也是有益的。”胡喬木同志作為一個優秀的出版家，他在工作中能每時每刻想到讀者，處處站在一個普通讀者的立場，時時與讀者進行換位思考，所以才會在細微處看出他對出版工作的獨特見解，顯示出他在出版事業中的天賦睿智。而我們的有些書，往往除了作者姓名以外什麼也沒有了。其實介紹著者、譯者，也是為這本書做廣告。更重要的是，讀者看到這本書，首先希望了解它是什麼人寫的或譯的，重視不重視滿足讀者這個閱讀心理，應該是讀者意識強弱的一種表現。至於這本書的寫作背景，出版前后的反應，是全本還是節本，是單本還是系列書之一，本叢書中還有哪些書，本社近期有哪些新書問世，如何購買，有哪些優惠，如此等等，都是讀者關心的事項。這些對編輯來講不過是舉手之勞，我們有時卻忽視了。胡喬木同志卻很能為讀者著想，很注意這些容易被編輯忽略然而又是讀者很關心，也很方便讀者的細節。

在修訂出版《毛澤東選集》時，胡喬木提出，應在每卷卷末附一個正文校訂表。他說，我們的修訂工作要對讀者負責，沒有這個表，讀者就不易弄清第二版在哪個地方做了改動，有了這個表，正文改了什麼，就一目了然了。同時也可以接受讀者的檢查。胡喬木在談《白求恩》的編輯工作時說：“編青年讀物更加多地注意注解和解釋工作，不要放過錳剝水一類詞的注釋，這是學習白求恩的極端負責精神，過去我也看不懂。”“很多人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跳過去，下次還是不認識。‘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這個‘羆’字，連我的秘書也不認識，不知道是什麼動物，就需要加注，多做這方面的工作。白求恩稿中的‘錳剝水’連我也不知道，問了兩個醫生，也不大清楚。那怎麼叫青年看懂？吳?同志主編的地理小叢書注意了這一點。千萬不要放過這些地方，這就是毛主席說的極端負責精神。”﹝6﹞“總之，都是為了讀者，寫題解、寫注釋，都要有這個明確的目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