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評論是借用大眾傳播工具或載體,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對正在、新近發生和發現的有價值的新聞事實、問題、現象直接表達自己意願的一種有理性、有思想、有知識的論說形式。①隨著網絡媒體的迅速發展,新聞評論在各種媒體上以繁榮興旺之勢鋪開。在傳媒速度越來越快捷的形勢下,讀者已更加理智,深入了解事實成因及后果的欲求正在逐漸取代對情緒宣泄和消遣的欲望。簡單化報道和發表意見已難以激發人們的閱讀欲,而視角獨特、見解獨到、說理透徹、思維方式新穎、富有知識張力的言論,才會受到讀者青睞。
2012年12月,黨的十八大召開,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隨后,中宣部發出《關於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切實改進文風的意見》。
《意見》再次提倡短、實、新,反對假、長、空的文風。隨即,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和中國青年報等中央主要新聞媒體推出一批改進文風的評論:人民日報的《改文風寫新風》《“不定調、不交稿”彰顯新政風》《總結別玩“文字游戲”》《贊“一張圖片、百字報道”》,新華社的《記者節裡話職責》《在“走轉改”中宣傳好十八大精神》,光明日報的《以新文風書寫新氣象》和四篇切實改進文風的評論,經濟日報的《年終總結莫“糾結”》,中央電台的《有想法還要有做法》,中央電視台的《一個擲地有聲的政治承諾》,中國青年報的《改文風切忌新八股》等……各地媒體評論也積極行動,掀起了一股貫徹十八大精神、切實改進文風的輿論高潮,十分可喜。但是,這些評論大都是為社會鼓與呼,希望大家能夠按照中央精神辦事,是針對他人的。新聞評論自身該如何做,卻談得很少或沒談。新形勢下新聞評論如何跟上時代的步伐,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十分重要和迫切。本文提出以下幾個問題,與評論界、新聞界和新聞院所的朋友交流探討,請諸位大家指正。
一、新聞評論是否也需要改文風,特別是改長風?
答案是肯定的,但現實卻不理想。以剛剛公布的第22屆中國新聞獎為例,就有一篇4434字的評論獲得一等獎,這明顯違反了評論2000字的規定。而人民日報獲一等獎的是隻有1086字的評論《傾聽那些“沉沒的聲音”》。一篇千字文為何能獲全國評選的一等獎,因為該文抓住了當下社會生活中人們關注的突出問題,觀點准確清晰、導向鮮明有力、語言清新直白,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收到良好的社會效果。其實,短文並非始至今日。十多年前的1998年8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570字的評論《當前頭等大事》,有效配合了當時全國抗洪搶險救災形勢,1982年2月7日《福建日報》一版刊登時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同志撰寫的社論《有些案件為什麼長期處理不下去》,僅150字,他們為中國新聞評論史增添了亮麗一頁,是新聞媒體學習的榜樣。
1975年周恩來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不到5000字(主要起草者為鄧小平,雖然當時主要是由於總理身體不好,但是這也表明了一種可能性)。由此可見,控制篇幅不是不可能,而在於如何控制。同時控制篇幅的目的不在於為了控制而控制,而是為了改進文風,提高文章的閱讀率與影響率。
要把文章寫得短些,短些,再短些,這在新聞界已不是什麼新聞了──隔幾年就會強調一番;短新聞,短文章的競賽要不了多久就會組織一次。人們見長不怪,好似一個頑疾誰也無法解決,盡管目前還在做這方面的努力。問題為什麼一直得不到徹底解決呢?我曾在1997年第10期《中國記者》上寫過一篇《誰的文章長》的短文。我以為,板子打在全體編輯記者的身上,也欠公允,那些剛到報社的年輕記者會寫長文,敢寫長文,寫了長文能做主讓它發表麼?不妨翻一翻從上到下的報紙看看究竟誰的文章長。一調查就明了了。那些寫長文章的多是身居高位的領導同志、新聞界的老前輩、報社的老總或副老總,包括某些部主任、資深的老記者、有關方面的專家教授、知名人士等。出自於上述人士的消息,通訊,評論文章,理論文章,隨筆,游記,書評,回憶錄,似乎都要比一般人長得多。這大概也是新聞界的一種不平等現象吧。
自然,人不能一律。領導干部、權威人士、報社老總,也不都是寫長文章的高手,也有不少是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自己寫短文章的。人民日報、經濟日報的老總在報紙上寫短消息短言論,就受到新聞界同仁的好評。人民日報理論版上舉辦有關改革開放的千字文征文,就有三位中央領導同志參加,每人的文章沒超過300字。看來,隻要用心,有條件有可能寫長文章的人還是可以寫短文章的。以前人們常說“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今天應該改為“有話精練,無話不說”。要求別人做到的,新聞人、評論人應該首先做到。
說到改文風,不能不提到中國新聞獎的評選。作為中國新聞界的最高獎項,中國新聞獎具有指揮棒的作用。在中國新聞獎中,長篇文章佔據一等獎或特別獎已成一種趨勢,各省新聞評獎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這樣的現象,並且有蔓延之勢,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因為它有可能改變文風,直至影響媒體的思維和生產方式。
新聞獎項中設立的“特別獎”值得研究。什麼樣的作品可獲特別獎呢?第22屆中國新聞獎評選細則規定:“特殊情況下(各項評選條件都很優秀,只是因字數、時長限制等硬規定所限)經評委會決定,可設不超過4個特別獎(與一等獎同樣待遇),其中報紙、通訊社、廣電、網絡類作品各不超過1個。”既然設置了“特別獎”而且與一等獎同樣待遇,自然就會助長一些新聞單位在新聞生產之初就有意違反規定的字數和時長的限制,想以“各項評選條件都很優秀”這一“特殊情況”到全國的新聞獎評選中向著特別獎沖刺。據近5屆新聞獎統計,第18屆無特別獎,19屆有2篇,20屆有2篇,21屆有2篇,22屆有3篇。其中,人民日報有3篇(2篇評論、1篇通訊)獲特別獎,新華社有4篇(1篇評論、3篇通訊)獲特別獎,另有中央電視台的消息和中央電台的直播各1篇獲特別獎。我以為,中國新聞獎允許這種“特殊情況”是不科學的,也是報道的字數和時長不能壓短的一個重要原因。關於中國新聞獎評選的問題,我曾發表過意見②,近年來有不少同仁作過研究,如評選主體、評委會組成、評選類別、評選數目、評選標准、獎勵效果等等,都需要作新的考量,不在此贅述。
媒體的朋友不是經常說“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褒獎”麼,為什麼到了實踐中就忘了呢?新聞媒體和新聞人,難道僅僅是為了那麼一個新聞獎而存在而奉獻麼?獎勵是社會對人們良好行為或成果的積極肯定的信息反饋——促使人們將這種行為保持和增強,加快人的自我發展、完善。③獎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新的形勢下,我們的媒體是否可考慮制定新的人才考核、獎勵、晉級和提拔標准,不能僅憑是否獲得新聞獎一項。對於那些勤奮工作,勇於創新,真正為民眾而呼,為社會進步而作,且有較大社會反響的新聞作品,不受字數、時長的限制,應受到單位和社會的嘉獎。中國記協和各省市記協可在獲獎之外,由輿情監管部門和第三方提出候選名單,經考核確認后提出表揚篇目和新聞人,這是按照新聞規律生產,有利於促進社會進步的貢獻,不由各自媒體申報。
當下,伴隨著媒介技術的發展,微博等新的表現手段逐漸出現,百字短文的言論將成為言論表達的主流,其“求新”“求短”“求實”的趨勢將進一步加強。此時,黨報評論如對篇幅不加注意,將很難適應受眾欣賞口味和思想現實。縮短並不意味著不要長,而是說要少用長的篇幅行文。是要將新聞評論中那些可有可無的文字去掉,增強其表達效率。縮短意味著我們要將新聞評論與其它形式文章嚴格區分開來,增強各類文章的表現力與表達力。
二、配合上級工作的評論該怎樣寫?
現在不少報紙為配合當前中心工作而寫的系列評論不只是之一、之二、之三,而是之八、之九、之十甚至長到之幾十篇的“連續劇”。據調查,某報從2008年10月22日到2010年3月17日共發表44篇配合上級工作部署的本報評論員文章。其中,系列談之二是《圍繞科學發展深入解放思想》,之三是《解放思想是發展的前提》,之十是《把解放思想不斷引向深入》。這些評論的標題和內容都有某些重復的部分。我曾與該報的老總交流過,他們說,這是上面主管部門的布置,我相信。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路還很長很長,是否需要根據每個階段的任務都要寫幾年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系列評論呢?顯然不現實。
除了媒體撰寫的工作評論外,還有不少黨政部門自己撰寫的理論文章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在報紙上刊發,字數在四五千字左右,很讓媒體為難。說到此,會有人舉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該文長達6301字。我以為,雖然它是以“特約評論員”的形式發表的,但從嚴格地意義上說,它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評論,更不能成為我們評論寫作的楷模。它是在一種特殊情況下,運用大眾傳媒傳達一種政治指向的理論文章,其意義不在於其是“特約評論員”,而在於它精辟的理論闡述起到了撥亂反正、振聾發聵的作用(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告訴我們,媒體不是一概反對長文,而是少了這樣的佳作)。
中央《八條規定》對政治局同志的活動要按“工作需要、新聞價值、社會效果決定是否報道”,在實踐中,不能將此擴大到所有的新聞報道中。即便報道也要“壓縮報道數量、字數、時長。”配合工作的評論和以評論形式出現的文章也該按此運作。這個道理要讓媒體人和管媒體的人都知道,共同攜手執行。如何理解這三者的關系,第一,工作需要是報道的前提,沒有工作需要就談不上關於它的報道和如何報道。第二,有了工作需要,不一定都報道,都突出報道,其依據就是新聞價值。新聞價值是是否報道和如何報道的行動守則,這是新聞媒體和新聞人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須臾不可忘卻和輕視。第三,社會效果則是檢驗新聞報道初衷和結果的唯一標准。社會效果包括兩部分內容:一是社會影響,即報道后上級領導和主管部門的批示、肯定、嘉獎,這是很重要的;但更為重要的應是聽眾、觀眾、讀者和網民的良性反映。二是報道對社會工作和人們思想意識所起的促進作用。這是新聞媒體和新聞人的一種社會責任和擔當。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研究,新聞評論是配合中央、地方工作還是根據領導人的講話、文章而寫?這兩者有聯系,但也有區別。某報根據領導人的一篇講話寫了23篇系列評論,而另一家報紙圍繞領導人的一篇文章,先后寫出兩個“九論十八談”系列評論。中央對“少宣傳個人”作過多次規定,新聞評論也不能例外。
三、系列評論該寫多少篇?
縱觀中國媒體的系列評論,有九評的,有八談的,更多的是五論、六論,也有上中下三編的。篇數多少當然要以論述的問題而定,但是,短、實、新卻是應該普遍遵守的。實際上,近年來,人民日報的很多很好的系列評論,不僅字數不長,而且篇數也不多。2011年,人民日報發表系列評論“如何提振政府公信力”(5篇)、“如何協調社會關系”(4篇)、“關注社會心態”系列評論(5篇)、“如何回應社會關切”系列評論(4篇)。2012年,人民日報在道德堪憂的語境下,推出“尋找我們社會的正能量”系列評論——《多元時代更需凝聚共識》《構建文明理性的議事規則》《堅守轉型社會的“底線倫理”》《善待精神建設的“道德熱量”》等,引起熱烈反響,文中甚至用到不少網絡流行語,愈發激起共鳴。一個專題評論到底該寫多少篇為好,我們可以從社會科學研究中受到啟示。
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社會科學重大課題的數量和經費投入,選題內容主要包括應用對策研究、基礎理論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三類。應用對策類選題以研究解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主攻方向,側重黨和政府有關部門決策急需研究的重大現實問題,應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基礎理論類選題旨在深入研究對弘揚民族精神、傳承中華文化具有重要影響的重大問題,側重國內外學術研究的前沿和熱點問題,以及學科建設中基礎性、長遠性的重大學術理論問題和學術資料庫建設,力求具有原創性、開拓性、集成性。跨學科研究類選題側重研究具有明顯文理(工、農、醫)交叉特征的復雜性、綜合性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應具有學科跨度大、協同創新程度高的特點。每個課題的經費在60-80萬元,時間為3-5年。為了保証課題的集中有效,從2012年起,國家社科規劃辦作了改革,要求子課題一般不超過5個。④一個需三五年完成、經費近百萬元的研究課題尚且如此,新聞評論以“新”為標志為何不能將系列評論的數量再精練一些,再緊湊一些呢?
四、應景評論該如何操作?
中宣部《意見》要求媒體:“杜絕脫離實際、內容空洞的文章和‘應景’文章”。所謂應景文章有兩種,一是適應當時情況、形勢而寫,一是迎合當時節令而作。現實生活中,很多應景文章是少不了的。我們需要研究的是,哪些應景評論不寫或少寫,需要寫的如何寫好?“兩會”評論是中國特色,不僅規格高,而且發稿量大,但是,有學者曾在做過相關統計后認為:“這些‘會議’社論大多寫得生硬干巴,一般讀者是很少閱讀的。”⑤讀者不常看,那麼專業領域的評價如何呢?《人民日報》是發表“兩會”評論最全最多的報紙,在第1-22屆中國新聞獎三個級別的所有獎項中,該項報共有135篇作品獲獎,其中涉及“兩會”的評論沒有一篇獲獎。
對比2010年和2011年兩篇全國人大開幕式的社論,我們不難發現,行文模式固定,甚至兩年的社論開頭幾乎雷同。2010年3月5號《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凝聚億萬人民的力量——熱烈祝賀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開幕》文章第一段寫到:“又是一年春來早。十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今天在北京隆重開幕。來自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帶著全國人民的重托,雲集一堂,商國是、謀發展、議民生。這是我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們對會議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2011年3月5號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十一屆人大凝聚科學發展的共同意志——熱烈祝賀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開幕》,文章第一段寫到:“承載著億萬人民的熱切期待,肩負著繼往開來的光榮使命,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今天在北京隆重開幕。來自全國各地區、各民族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齊聚一堂,共商國是,共謀發展,這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們對會議的召開表示熱烈祝賀!”
“兩會”是我國的一個特色,“兩會”評論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品種,寫不寫、怎麼寫需要大家共同動腦筋。我以為,可借改文風之機,大大壓縮“兩會”的程序式報道,將“兩會”中有新聞價值的東西更多一些告訴人民。為此,“兩會”的評論可否在5年一次的換屆年(地方為4年),在政協、人大會議結束時寫一篇,對下一個五年的展望和要求。“兩會”的照片也隻需開幕式時各發一次。
還有元旦社論、新春獻辭、“七一”“八一”“十一”等大量的節慶假日、會議評論,如何做到“應景”,又能達到“觀點鮮明,論點正確、有新意,論據准確,分析深刻,論述精辟,論述有力”的評論類作品要求⑥,需要媒體花大氣力研究改進,自然也少不了有關方面的理解和支持。
南方日報評論員文章《新聞媒體要帶頭改進文風》⑦指出:新聞媒體擔負著宣傳黨的主張、通達社情民意的重要職責,必須在改進文風上先走一步、高出一籌,以取得實實在在的效果。鑒於黨報評論的重要性,倘若黨報評論的文風能發生轉變,勢必會影響都市報、電台、電視台和網絡等各類媒體的文風。事實上,相較於其他媒體評論的文風,改變黨報評論的文風在當下而言更為迫切。
早在2010年5月,習近平同志在中央黨校就曾強調“文風不正,嚴重影響真抓實干、影響工作成效,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耽誤實際矛盾和問題的研究解決。不良文風蔓延開來,損害黨的威信,導致干部脫離群眾,使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在群眾中失去感召力、親和力。”今天,新聞媒體、管理部門應借勢而上,動真格,為復興中國新聞評論,為加快實現“中國夢”做出扎實有效的工作。
注釋:
①趙振宇:《現代新聞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②趙振宇:《關於中國新聞獎評選的幾個問題》,《中國記者》,1997年第3期。
③趙振宇:《獎勵的科學與藝術》,科學普及出版社1989年版,第2頁。
④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http://www. npopss-cn. gov. cn/。
⑤要清華、吳庚振:《黨報改革芻議》,《新聞知識》,2005年第1期。
⑥中國記協:中國新聞獎、長江韜奮獎評選辦法 (2012年12月28日)。
⑦《新聞媒體要帶頭改進文風》,《南方日報》,2012年12月28日。
(作者系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評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現代傳播》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