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從《鏘鏘三人行》看電視節目思想性與趣味性的結合

1996年，中央電視台推出了一檔群體現場交談的談話類節目——《實話實說》。節目中，嘉賓、主持人、觀眾一起就熱點話題各抒己見。有學者認為，《實話實說》催生了現代電視談話觀念。 之后，《藝術人生》、《面對面》、《楊瀾訪談錄》、《魯豫有約》、《非常靜距離》等定位於不同類型受眾的談話節目紛紛開播，佔據著在各大電視台。

1998年3月，鳳凰衛視中文台開播了日間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現已成為鳳凰衛視的王牌節目。14年來，主持人竇文濤會在每期節目中與親自選來的兩位不同領域的文化精英談論社會熱點話題。 話題雖然較為專業、嚴肅，但是三人之間卻經常開玩笑，民間流傳的笑話、短故事（也稱“段子”）的穿插其中，極大地淡化了“訪”的嚴肅色彩。

2004年，竇文濤獲得中國年度新銳榜之優化生活特別貢獻獎。評審組給他的評價是：“有效地令電視與生活中的知識分子們交換著談資和學識，並使各種官方消息和民間話語找到了一個相得益彰的表達出口。”主持人的個人特色也深深烙印在《鏘鏘三人行》的節目中：行業精英們不僅分析熱門話題深層原因，朋友之間的插科打諢也起到了娛樂的效果。

本文擬從思想性與趣味性的雙重社會價值的角度，結合2012年11月13日至15日劉歡做客節目為例，分析《鏘鏘三人行》中值得其他電視談話節目以及傳媒產品的可借鑒之處。

在輕鬆的氛圍中傳遞知識與見解

在媒介消費時代的今天，電視節目的泛娛樂化與低俗化傾向不僅讓廣電總局頒布了《限娛令》，也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鏘鏘三人行》的題名取自“鳳凰於飛，和鳴鏘鏘”和“三人行必有吾師焉”兩句中國古語，也由此奠定了其文化品格。節目中的三人談話雖然類似日常生活中朋友之間的閑聊，但是又不流於膚淺，常常在思維的交流中閃現出的新穎獨到的見解， 因而受到很多觀眾的歡迎。作為 “中國知識分子客廳中的功夫茶” ，《鏘鏘三人行》的文化性還體現在多個方面。

從節目的場景布置來看，《鏘鏘三人行》與同為鳳凰衛視的另外兩檔談話節目——《一虎一席談》與《魯豫有約》有著很大的不同。《一虎一席談》是就一個問題的兩方面進行群體性討論，因此，演播室被分割為兩個對立區域，具有視覺上的開放性和沖突性﹔《魯豫有約》則主打“情感”牌，場景以溫馨為基調。而《鏘鏘三人行》選用夜晚的都市風光為背景，以棕黑色為基調，營造出一種客觀、深刻的談話氛圍，烘托了節目的主題。

“鏘鏘三人行”最常請的兩個嘉賓是偏左派的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和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許子東，還會不定期邀請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做客節目。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教育經歷，使得三人針對同樣的話題也會有不同角度的見解，能夠較為深入、專業地討論，為觀眾帶來豐富的知識收獲。而且由於每一期節目的嘉賓都是由竇文濤親自挑選，因而共同語言很多，使得交流深入淺出。

在2012年11月13日至15日的節目中，《鏘鏘三人行》的嘉賓除了許子東以外，還邀請到了因《中國好聲音》而得到廣泛關注的劉歡。但節目中不止於將劉歡視作娛樂新聞的焦點人物，而是從當今的音樂出發，談到了中國的音樂教育、中國的音樂情緒與國情的關系等話題，並隨著談話的不斷深入，逐漸拓展到更多的社會現象。

節目中劉歡對比了1991年亞運會的主題曲《亞洲雄風》和2008年奧運會的主題曲《我和你》，並分析道：“國家越強，民族情緒越內斂。一首歌的感覺與整體的時代底蘊是相關的。1991年剛剛改革開放，因此用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口號來鼓勁。2008年的《我和你》很平靜、很悠緩，是因為中國整體的心態平和了，就不需要那樣大聲音去喊。”這是很獨特的從音樂家的角度分析民族情緒，但是又很合理，提供給觀眾較為新鮮的知識。

《鏘鏘三人行》以新聞事件為主題，但又跟時事保持一定的間隔。時間結構的錯位展現出整個事態的變化以及戲劇性的轉折， 為觀眾提供了深刻有力的評論和量大面廣的信息， 反而提升了節目的質量。

雖然該節目也樂於為嘉賓提供宣傳公關的機會，比如劉歡提到了自己的跨年音樂會和女兒，但是與《快樂大本營》等十分商業化的操作相比，《鏘鏘三人行》更關注背后的社會動因和相關的文化現象。

案例節目中，竇文濤以一句“中國好鏘鏘”開場，輕鬆自然地切入熱點話題和人物。在談到劉歡將退出《中國好聲音》第二季的導師隊伍的這一熱門消息時，《鏘鏘三人行》為劉歡提供了一個解釋的平台：他退出並不是向外界傳言的導師酬金分配不均，而是由於媒體的不實報道以及錄制過程時間過長帶給了他過重的壓力，他作為歌手和音樂教育者不願意繼續承受。

談到《中國好聲音》的成功原因時，許子東從大學老師的角度分析該節目是一次教育表演，三個環節代表了現在整個大學教育的最關鍵的三點：有教無類、同室操戈（第三點說之前話題已換）。並將劉歡提到的流行音樂的傳唱度提升為文化工業概念中的榜首流行。這些術語的專業概括增強了該節目的文化性。

三人同樣注意到有的好聲音學員曾說自己除了唱歌什麼都不會。並將其歸因於中國音樂教育過於功利化。此前，很多娛樂節目為了渲染氣氛解釋為年輕人對於音樂的摯愛，以突出《中國好聲音》提供了一個很高的平台。但是許子東卻覺得“年輕人將全部的前途寄托於選秀節目是讓人辛酸的”。這一點也得到劉歡的認同，並對比了國外更注重對於音樂素養的培養：不是僅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而是為生活帶來快樂的一種方式。這些就表現了他們作為知識分子、文化精英對於社會問題的憂慮，這也是《鏘鏘三人行》思想性、專業精神和社會責任感的重要體現。

用趣味的眼光解讀嚴肅的新聞事件

盡管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說：“電視的一般表達方式就是娛樂。”但是在中國，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媒介被視為“載道”、“教化”的工具，個人的娛樂欲望受到極大的壓制。

在社會壓力日趨加大，生活條件日益改善的今天，枯燥乏味的電視節目不僅會在收視率為王的媒體環境被淘汰，也是對觀眾個人權利的忽視。雖然與王志主持的《面對面》、楊瀾的主持的《楊瀾訪談錄》類似，《鏘鏘三人行》節目也在盡力傳達一種專業精神，但不同的是，竇文濤與嘉賓之間改變了採訪與被採訪的緊張關系，由“問答”變為“聊天”，“訪談”變為“漫談”。正如“鐵三角”之一的梁文道所說：“兩個人聊會很累，三個人就很輕鬆，因為不用搶著說話”。

《鏘鏘三人行》的成功正因為准確把握了當代受眾的心理，把朋友間隨心所欲的聊天搬上熒屏，將娛樂元素引入談話節目，世俗化和娛樂化的節目特點贏得了觀眾的歡心，也在媒介市場上掌握了主動和先機。

該節目的口號是：“多少天下事，盡付笑談中”。在劉歡的節目中，三人互相分享經驗，自由地交流觀點，分享聊天趣味，常常發出笑聲。其中有的是因為竇文濤的自嘲：“劉歡做的都是有價值的事，我做的是有價格的事。”有劉歡主動講的笑話：“葛優的爸爸說，真喜歡樂器，吹口哨就行。”這種接近普通人際傳播的方式使得三人容易形成朋友間的默契，觀眾也很容易受到歡樂情緒的感染。

《鏘鏘三人行》不容忽視的還有主持人竇文濤無厘頭的主持風格。雖然他自稱“自己沒什麼風格，或者風格正在形成中”，但是他的“滑頭話”能夠充分引導嘉賓發表具個人色彩的言論，營造談笑風生的氣氛，將整個節目有機地串聯起來，將節奏把握地恰到好處。主編鄒倚天曾評價說，他們只是丟給嘉賓和主持人一個線頭，需要他們自己織成一件衣服。2004 年《新周刊》發布“15 年來中國最有價值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評選結果”，認為竇文濤“獨創了電視的江湖話語”，“中國電視談話節目從竇文濤開始說‘人話’了。”

在談到多次被媒體誣陷的事情時，劉歡幾次情緒激動，滔滔不絕地說“許多記者就是胡編，完全沒有底線”。相反，許子東和他的觀點並不統一，認為媒體的報道是由於劉歡的成功，並為他推出《中國好聲音》感到遺憾。遇到這種情況，竇文濤就端起笑容，等待雙方把話說完，充分展示私人聊天中的最生動的個人狀態，然后引入另一個話題，充分滿足受眾感興趣的部分。起到了傳播信息、制造了樂趣、辨別事理的三重效果。

知識性與娛樂性結合的原因

盡管娛樂風潮席卷傳媒產品，真的如同波茲曼所謂的“娛樂至死”。但是，如今的報紙、雜志還在不斷地進行專業化的探索，電視節目中紀錄片領域同樣方興未艾。因為嚴肅性、知識性的傳媒產品尤其特定的社會價值和固定受眾群體。事實上，媒體的娛樂性和知識性看似一對矛盾，但是二者的有機地結合卻是傳媒產品歷久彌新的關鍵因素。《鏘鏘三人行》正是其中的典型。

本文認為，傳媒產品將知識性與娛樂性相結合有多方面的好處。

一方面，將知識和嚴肅的態度帶入娛樂節目中，稱得上是含淚的微笑。因為這其中表現促媒體對於社會責任的承擔。

首先，拿《鏘鏘三人行》舉例，節目中並不是一味地迎合某個宣傳組織的需求，反而著重對某種社會現象進行分析，將傳播知識和提供見解視為己任。這是傳媒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文化人，而非僅追求收視率和廣告收入的商人的表現。主動地淡薄商業利益的行為會贏得觀眾的好感，其公信力和影響力也會水漲船高。

第二，嚴肅型媒體產品建立了一個談話系統的“公共領域”。《鏘鏘三人行》中圍爐式的談話方式為大眾提供了多方觀點，十分類似古代議事廳的話語空間。 節目中三個人的“談”與“說”代表著受眾自我表達和自我參與的實現。在很多前沿的思想和觀點被討論出來時，不僅是知識分子話語權的實現，而且觀眾也感到自己也參與到了討論中，實踐了話語權。

第三，對於社會現象和公眾事務，媒體產品雖然隻能從某個人的自我經驗出發，比如《鏘鏘三人行》每期節目隻有21分鐘（除去廣告）並沒有對事情下定論或者給予解決方式，來完全解決人們的困擾，但是將問題公開化仍然擴展了觀眾思考的空間。

另一方面，從將娛樂性融入精英欄目的角度看，充滿了人物主義的關懷和溫暖。

首先，雖然人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是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壓力，即便是專業的知識分子也需要調節自己的情緒。定位於精英階層的報紙、電視欄目如果將幽默巧妙恰當地融入到自己的媒體產品中會起到很好的調劑效果，從而贏得更多受眾的認可和信任。

其次，趣味性的媒體產品更易於受眾接受，更加能感染人的情緒。讓受眾感受到傳媒產品時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接地氣和喜聞樂見的。以輕鬆的方式進行傳播更容易讓觀點廣泛流通，真正實現媒體為社會提供知識的功能。竇文濤的“非典型”主持方法被廣為傳揚正是因為之前的媒體產品頗為自恃清高。

第三，真正的生活中很少有人永遠一本正經，或者永遠閑話連篇的。電視節目對生活的模擬和突破往往有著十分積極的效果。比如《中國好聲音》的走紅。它的成功就在於，一方面，它具有一般選秀節目的煽情因素，來促進粉絲的追隨和節目關注度的提升。同時，盲選機制的引進使得它向比賽公平的理想邁進了一步，也因此得到了專業的音樂從業者的認可。如果說《中國好聲音》是將主觀色彩與客觀理性有機地結合，那麼《鏘鏘三人行》就是亦庄亦諧地表達了日常生活的多種情態，用平等的視角去關注公眾共同的生存經驗，從中提煉相關的藝術觀念與表達方式。這既加強了傳媒對生活的反映能力，也加深了傳媒與受眾之間的親和力。

盡管有人質疑《鏘鏘三人行》缺失了很多電視節目的必備元素后能走多久。因為節目現場沒有熱線電話，沒有觀眾，沒有畫外音和現場音響，真正能指望的隻有鏡頭上的三張嘴。但是本文認為，《鏘鏘三人行》在拋棄了看上去行之有效的音響的敘事功能，但卻成功地將注意力聚集在談話本身，反而增加了內容的連貫性，回歸了談話節目本身。在人們在看過了許多煽情節目之后，這種觀點明確、客觀又不失風趣的《鏘鏘三人行》將受到歡迎。

市場經濟時代既改變了受眾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媒介的生存環境。“品牌”這一概念日趨強化。如今的媒介產品都在一位地想要出新、試圖創造一種新需求，在觀眾心中佔據獨特的位置，不斷追求小眾化、分眾化。在這一點上，《鏘鏘三人行》仍然是特立獨行的。主持人竇文濤稱自己沒什麼風格，如此看來，包括了娛樂性與思想性的《鏘鏘三人行》似乎也沒有什麼固定模式。但這又恰恰成為其受到歡迎的原因和最大的風格——兼容並包、簡單明了的節目特點正適合了多元價值觀的受眾。讓受眾找到期待的想法和觀點的表達出口，也是傳媒產品找到了自身的生存價值。

 （作者系：北京語言大學 人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