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章士釗與魯迅論戰的傳播策略分析

摘 要：章士釗與魯迅的論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涉及的范圍廣泛，夾雜著各種利害關系。在斗爭中，二者為了宣傳各自的觀點，採取了一系列傳播策略。他們以報刊為陣地，設置論戰議題，使“女師大風潮”和白話文成為時人關注的焦點。他們運用評論文體，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此外，論戰中融合多種傳播方式，創辦編譯社，進行大眾傳播﹔舉行茶話會、座談會、演講，進行群體傳播。

關鍵詞：章士釗﹔魯迅﹔傳播策略

“女師大風潮”時期，黨派爭權奪勢，時政混亂不堪，學生示威游行不斷，學校風氣江河日下，章士釗作為教育總長採取措施整頓教育,全國上下對其不滿，群起而攻之。期間，魯迅向章士釗進行了尖銳有力的攻擊。章士釗也發表不少文章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進行反駁。本文試分析章士釗與魯迅論戰中的傳播策略，力圖展現論戰的真實情況。

一、“女師大風潮”時期章士釗與魯迅的論戰

章士釗與魯迅雖都在教育部工作，但接觸較少。“女師大風潮”使二者發生了正面沖突，成為敵人。魯迅支持學生運動堅決反抗章士釗，引起了章士釗的強烈不滿，章士釗便免去魯迅在教育部僉事一職。魯迅為了恢復職位，起訴章士釗，最終取得勝利，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下級狀告上級勝訴案。

（一）章士釗停辦女師大，魯迅支持女師大

章士釗在《甲寅》周刊特設“特載”欄目刊發《停辦女子師范大學呈文》，文中學生被描述成暴力分子，“頑劣學生，手持木棍磚石，志存毆辱，叫罵追逐，無所不至。”章士釗考慮到目前學風敗壞，政府又沒完善的對策，如不及時加以整頓，教育活動將無法進行，社會秩序將難以維持。他還認為這事不是女師大學生所能做出來的，而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其故則有北大教授兼該校教授沈兼士、馬君漁、周作人等，擅名閥閱，膽智不凡，興建校務維持會，誓為諸女生之武夫干城，強令守死不去” ，還有人煽風點火，策動青年學生反抗教育部，才會造成學校與教育部的對峙，故而採用較為強硬的手段，停辦女師大。此時，魯迅在教育部任職，積極支持女師大學生反對章士釗停辦學校等斗爭。魯迅在《對於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中表明楊蔭榆“以品學二字立言”，要求開除學生。魯迅則稱“此次風潮，為校長整飭風紀之所致，然品性學業，皆有可征，六人學業，俱非不良”，“以此與開除並論，而又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魯迅公開反對章士釗，置疑解散女師大的合法性。他認為“迨教育總長章士釗復出，遂有非法解散學校的事”，矛頭直指章士釗。於是，章士釗以魯迅身為教育部職員，卻反對教育部的決定，並擔任女師大校務維持會委員為由，向執政府請求免去魯迅的職位。魯迅被免職后，在《莽原》上發表《答KS君》，把章士釗批得一無是處。當論及章士釗的角色，他表示對章士釗將其免職和其對女師大採取的手段不覺得詫異，“因為我本就沒有預期章士釗能做出比現在更好的事情來。”

（二）章士釗主張尊孔讀經，魯迅提倡白話文

章士釗復職后，馬上恢復《甲寅》周刊，極力主張“整頓學風”,支持楊蔭榆阻止學生運動，同時，主張文言文、提倡尊孔讀經。魯迅就讀經問題指出章士釗等人開展讀經運動有其政治目的，“章士釗並非真信讀經可以救國，不過以此欺人”，而是“想用舊習慣、舊道德，或者憑著官辦將一切新生力量壓下去”，以“便利其反動統治，其心可誅”。 魯迅還說：“自從章士釗主張讀經以來，論壇上又很出現了一此議論，如經不必遵，讀經是開倒車之類，我以為這都是多事的，因為主張者的意思，大抵並不如反對者所想象的那麼回事。” 章士釗在《評新文化運動》中因適之把“文化大事竟看作時辰表”而氣憤，並認為“白話文甚囂塵上，國學不見”是一種文化病態。章士釗提倡文言文、讀經，備受攻擊。其中，魯迅對他的攻擊最為直接激烈。魯迅評價章士釗的《甲寅》“第一次出版時，看去還近於清通”，批評章士釗的文章“有如泥漿混著沙礫一樣”，更揚言“即使真如你所說，將有文言白話之爭，我以為也該是爭的終結，而非爭的開頭，因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斗。” 時人認為章士釗“在今日社會裡，是一個開倒車走回頭路的人”。魯迅在《古書與白話》的開頭便說：“記得提倡白話那時，受了許多謠諑誣謗，而白話終於沒有跌倒的時候，就有些人改口說：‘然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 魯迅以此暗指章士釗對白話文的態度前后不一。章士釗反駁“六年前之國語文學，承文體久弊之后，彌有新意，今率全國而為不學爭名之事，開卷惡俗，渾不可耐。遂不期而有文藝復古之思，此之復古，乃是新機”，並認為胡適指責“我”守舊，其實他在不知不覺中已成為新的守舊黨。

二、章士釗與魯迅論戰的傳播策略

章士釗與魯迅論戰劍拔弩張、如火如荼。二者為宣傳各自的思想觀點，採取了一系列傳播策略，以求被民眾所接受，籠絡人心。

（一）以報刊為陣地，設置論戰議題

20世紀初至30年代末是傳播效果研究的初級段，大眾報刊、電影、廣播等媒介迅速普及和發展。此時，人們普通認為大眾傳播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章士釗與魯迅的論戰正處在這一時期。章士釗表明“新聞記者真愚之唯一鐵飯碗也”，並提及到報刊的作用，“一時學潮政潮叫囂隳突，舉無所用其氣力，任之誠是也。而效且有遠超於任之上者，當時無所謂第四族。不知所以為言，今貞元會合，稱師號稱無冠帝王。” 正是意識到報刊的巨大力量，章士釗和魯迅各自以報刊為陣地進行論戰。

魯迅在《語絲》、《京報》、《莽原》等報刊上發表文章攻擊章士釗，章士釗利用《甲寅》周刊進行自辨，予以反擊。章士釗在《甲寅》周刊上發表《停辦女子師范大學呈文》、《章教長創立國立女子師范大學呈文》等文章，論証停辦女子師范大學的合理性。魯迅表明因自己在女師大任課，對“女師大風潮”有所感觸，才在《京報副刊》上發表文章。在女師大兼課期間，魯迅與一些教授發表宣言支持學生，兩次代學生草擬呈文進行斗爭，先后寫下了《我的“籍”和“系”》、《並非閑話》、《“碰壁”之后》等攻戰文章，在《語絲》、《京報》、《莽原》等處發表，支持女師大，聲援學生運動。

章士釗和魯迅以文章為思想武器，利用報刊這一大眾傳播媒介,表達觀點主張。麥庫姆斯和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遞活動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 由此，章士釗與魯迅的論戰無形中設置了“女師大風潮”議題，使其成為討論的焦點。魯迅說過：“女師大在北京似乎竟頗算一個問題，號稱‘大報’如所謂《現代評論》者，居然也‘評論’了好幾次。”陳源也說：“現在一部分報紙的篇幅，幾乎全讓女師大風潮佔去了，現在部分愛國運動青年的時間，也幾乎全讓女師大風潮佔去了。”政治學家科恩說：“媒介在使人們怎樣想上難以奏效，但在使人們想什麼這點上卻十分有效。” 誠然，“女師大風潮”已成為公眾的議題。

（二）運用評論文體，形成獨特風格

近代，西方列強入侵與域外文化的傳播，強烈地沖擊了我國傳統文化，極大地動搖了“舊文化”、“舊文體”的根基，社會對直接明快、透辟淋漓的說理論事文章的需求日益高漲，由此迎來評論文章的繁榮。章士釗和魯迅利用北洋軍閥混戰時期評論文體的優勢，緊緊圍繞“女師大風潮”和尊孔讀經問題進行論戰，通過有理有據的分析論述，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章士釗創辦的《甲寅》周刊設有“時評”、“通迅”、“雜記”等欄目。章士釗發表個人評論文章，充分發表自己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觀點和主張，與社會各界人士進行交流。章士釗在《甲寅》周刊上發表的評論文章，像《新書》、《答適之》、《評新文化運動》等，語言精煉，引經據典，善用事實說話，頗具說服力。他在《二虫》中引用伊索寓言中狼、羊和狗的故事，來闡述敵友論﹔在《評新文化運動》中運用不少事例，論証新文化其實孕育在舊文化之中……章士釗對自己的文章充滿自信，“實則吾文所陳諸理，可得與天下后世人所共明之”。陳源贊揚了章士釗的可取之處，“我不懂所謂美術文之古文，但讀孤桐君之文一過也大抵了解”。時人對《甲寅》周刊的評價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章士釗自述：“吾《甲寅》今日所包舉之論戰者，未之前聞也。”“甲寅中興”，各人的態度不一，“有色然喜者，有瞿然憂者……”。 陳源稱贊自從章士釗下台之后，《甲寅》周刊發生了改變，變得有生氣了。“時評和論文裡的諷趣，好像一陣新鮮空氣，把《甲寅》吹得有些蘇蘇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說些什麼話”，魯迅明顯地表現出對《甲寅》周刊不屑一顧。魯迅的雜文《忽然想到(七)》和其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代擬的呈文《對於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使魯迅圍繞“女師大風潮”與章士釗開始了近一年的論戰。魯迅的雜文大都發表在《語絲》、《莽原》和《京報副刊》上。他雜文的總體風格是：用語精確，幽默毒辣，極具批判力度。魯迅對章士釗表現出強硬的打擊精神，“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我可要照樣的擲過去，要是他擲來。” 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塑造出“落水狗”、“叭兒狗”形象。章士釗在《二虫》中提到“有持狗之說以射愚者”，說的就是魯迅。他把章士釗比作落水狗，主張對其絕不能手下留情，否則后果便是“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

章士釗和魯迅評論文章的不同風格，決定二者宣傳方法的差異。在論戰中，章士釗採用“訴諸理性”的方法，發表《停辦女子師范大學呈文》、《章教長創立國立女子師范大學呈文》，通過冷靜地擺事實、講道理，講述停辦女師大的原因，試圖以其合理性來說服反對者。與其相對，魯迅則採用“訴諸感情”的方法，主要通過使用感情色彩強烈的言辭，強調學生罷課、驅除校長是理所當然，試圖用一種“為正義獻身”的氣氛來感染學生。“五四”之后，學生的地位顯著提高，學生成為各黨派、各利益階層斗爭的利器。學生本身暴躁沖動，容易意氣用事，背后還有強大的勢力鼓動。在此種環境下，“訴諸感情”比“訴諸理性”更有效果，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實驗表明，動感情的呼吁較之邏輯的呼吁更可能導致態度的改變。” 學生便義無反顧地抵抗教育部，學生運動一發不可收拾。

（三）舉行多種活動，選用傳播方式

1.創立編譯館，進行大眾傳播

大眾傳播具有文化傳承的功能。章士釗主張創辦編譯館，出版發行大量古學經典書籍，以宣傳中國傳統文化，推廣文言文。章士釗擔任司法與教育兩部總長時，提出了“整頓教育”的計劃，其中一項是設編譯館要求各大學教授參與。整頓計劃出台后沒幾天，就被“五七”國恥愛國學生運動耽擱了。女師大問題暫時得到緩和后，章士釗又提出了在教育部下成立國立編譯館的想法。章士釗在“特載”欄目刊發《創辦國立編譯館呈文》，表示“經史子集四部，無論何代，卒有汗萬牛充萬棟之觀。吾華號為文化古國，職是之故，今也不然。”﹔描寫白話文盛行之后的現象為“士以俚語為自足，小生求不學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迵出尋常禮儀之外，黃茅白葦一覽無余，誨盜誨淫，無所不至”，認為這是值得學術界深憂的問題，是對國家發展的重大創傷。“而今北京大學業書所著寥寥可數，數以衡當年制造局書目之富麗堂皇”，其原因是“制造局編譯之道得焉”。章士釗草擬編譯館八條章程，希望在全國施行，創造“文化之巨鍵，儒林之大觀”。

2.舉行茶話會、座談會、演講，進行群體傳播

從傳播過程的性質來看，大眾傳播單向傳播很強。受眾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也沒有靈活有效的反饋方式。相比之下，群體傳播的范圍比較小，針對性較強，反饋即時直接。女師大學生拒絕聽從教育部命令，一部分留在學校中不肯出校，章士釗便邀請女師大學生家長、保証人開茶話會，請家長勸學生出校，反遭指責。他召集學生的家長、保証人這一群體，開茶話會，旨在讓他們勸孩子出校。結果，適得其反。“女師大風潮”時期，教育界舉辦過多次座談會。章士釗與李石曾同時參加過座談會，李石曾發表言論支持女師大，以此警告教育部，“語甚悲壯，合座動色”，參與者給予了直接即時的反饋。章士釗當場就進行反駁，詰問李石曾是否親眼看到警察毆傷女師大學生。他還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到“聞暑期學校，乃萃集全浙中小學教員諸君而為之，不同常會，愚於座間。”章士釗參加座談會，通過教育群體傳播自己反對女師大、提倡文言文的觀點。“其他條理尚富，浮於本篇，即在杭州講壇所言亦不止於此。”又言“杭州又為適之臥游都講之所”，但杭州是胡適講學的場所，因此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當時言論比較自由，演講之風盛行。演講不僅能夠傳遞信息，闡明事理，而且能使聽眾產生激動情緒，在思想感情上產生共鳴，從而心甘情願地相信演講者。參與者容易被演講者慷慨激昂的言詞和現場激動的氛圍所感染，演講成為文人志士宣傳自已觀點普遍而有效的方法。正如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朋所認為的，“處於激動的人群中的個人具有很強的‘被暗示性’，周圍人的話語、表情、動作乃至現場的氛圍，使的信念、思維和行為方式迅速與現場的人群融為一體。”

“女師大風潮”時期，章士釗與魯迅在論戰中運用多種傳播策略，宣傳思想觀點。在當時的傳播情境下，魯迅的傳播策略稍勝一籌。人類的傳播是有目的性的，都力求產生好的傳播效果。然而，制約傳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傳播策略外還有傳播主體、傳播對象等等。

（作者系：湖南科技學院新聞傳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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