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烏托邦：中國傳播研究的想像力【3】

三、探尋主體與價值

用國家與市場的二元分析視角來認識中國社會的變遷不僅容易忽視各種動態的社會力量，也難以從更具體的角度理解生產關系與文化領導權的形成過程。因此，當我們不斷重復“制度”或“結構”的重要性的時候，當我們對中國未來發展道路的選擇爭論不休的時候，如何從“結構的歷史”和“技術的歷史”回到“人的歷史”中，從無休止的制度設計的爭論回到動態的歷史邏輯中，關注“人民”在歷史中的命運變遷，關注他們對結構和歷史的影響，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研究中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傳播學的研究中，結構主義的思路專注於傳播業內外的權力體系，特別是媒介的所有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擴散及其對政治民主與公民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在這些論述中，國家、市場與資本力量常常成為天然的主角，而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和人的群體、人的實踐則往往被懸置和忽略[27]。在一個動態的全球社會中，在宰制的力量越發強大，而抵抗的力量也積極萌發的歷史條件下，行動者的重要性理應得到重新重視，作為社會主體的勞動者也越來越多地回到了批判知識分子的視野和書寫中。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具體到中國的社會中，究竟哪些群體，哪些階層被當作社會的主體和行動者？在文化傳播中，在知識分子的視野中，主體是如何被建構和再現的？

今天，欲求去階級化的哈貝馬斯式“公共領域”而不得的中國傳播學人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現實是，雖然“階級”話語在當代中國政治話語和意識形態中退場了，但是“階級”問題本身並沒有在現實中消失。相反，“中產階級”成為市場主義意識形態熱衷構建的主體和“市民社會”主人，而為工人和農民作為“階級”主體存在的政治空間與傳媒空間基本消失了[28]。在有關政府部門與一家電視台2009年合制的以“保護農民工健康，防治職業病”為主題的宣傳畫中[29]，著名電視主持人倪萍身著白綠相間、靚麗整潔的服裝，滿面和藹可親，微笑著端坐在七個身穿黯淡的藍色工作服，頭戴安全帽，臉上、身上沾滿煤污，但卻同樣面帶微笑的礦工中間。在煤礦工地的背景下，倪萍與礦工們親切地懇談，畫面的一端寫著“保護農民工健康是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貴州衛視牽手倪萍傾情關懷”。這則公益廣告的表面用意自然傳達得准確，然而帶給我們更大沖擊的卻是隱藏其中的對不同階層之間社會關系的認知。這種認知體現為畫面的“主角”（倪萍和通過倪萍來表達關懷的官員、媒體、都市中產階級）與散落在她周圍的“配角”（社會底層勞動者）的溝通當中，這種溝通以身份、財富、私人生活、社會地位的差異為前提，而溝通的主題則是“我們”對“他們”的“關懷”與整個社會的“和諧”。隻要稍稍對中國媒體社會新聞報道和評論有所關注的人就應該知道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敘事模式和社會認知。我們想要追問的是，這種“主角—配角”，“主體—關懷對象”的結構是如何在中國的傳播與文化實踐中構造的？憲法中的領導階級，如何在現實世界和媒介世界中變成了“弱勢群體”？將大城市中產階級塑造成中國社會主體的媒介與媒介從業者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場域中，他們為何如此認識中國社會？

當然，本著“人文關懷”的精神來關注“弱勢群體”至少還讓下層勞動者出現在了都市中產階級的媒體當中。伴隨幾十年媒介商業化過程，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農民、工人被隔絕於傳播渠道之外，大量面向他們制作的媒介產品也難以為繼，紛紛下馬的狀況。當然，在國家與市場夾縫中也出現了主流媒體之外的另類傳播活動，例如大量工人與下層知識分子的網絡表達，甘肅農民自辦的《金鐘》雜志等等。可以說，在現實的傳播領域中，各種關涉文化領導權的行動遠沒有停滯，問題是傳播研究者是正視和關注這些現象，還是也深陷在主流媒體構造的以都市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文化世界當中，不斷忽視那些“被沉默”的大多數。如果在一個所謂“中國的時代”，國際化了的中國傳播研究不想再局限於為西方的全球媒體和高等教育產業提供智力補充和合法性基礎，而是希冀從“主權的中國”邁向“主體的中國”[30]，那麼研究者們就急需超越他們的精英意識和階級局限，不囿於在全球市場的自由主義話語體系中關注那些作為消費者和“公民”的新崛起的都市中產階級，而是重新將目光聚焦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群體的工人和農民身上[31]，將他們看作是社會變革的主體，而非接受“人文關懷”的“他者”和“弱勢群體”。

一個更廣義的主體與主體性問題不僅關涉階級意識和不同社會利益表達這樣的維度，它還涉及到生存的意義、生活共同體（community）與共同價值的問題。作為應對現代社會各種危機而提出的“市民社會”、“公共領域”這樣的概念不僅意旨某種社會與政治的組織類型，也包含了對一種生活方式的描述。正如趙文詞（R.Madsen）所言，一個完全建立在實用契約關系和個人利益基礎上的市民社會概念必然是不穩定的。從涂爾干到托克維爾，很多社會理論家都強調過前現代社會的宗教與政治傳統在維系現代社會穩定、團結和道德原則方面的重要意義。然而“現代西方社會理論卻從未解決如何讓現代市場與前現代道德傳統和諧相處的問題”[32]。

當然，對意義、生活共同體和共同價值的追求並不意味著對某種本質化了的族群身份和傳統文化價值的回歸。當代中國，無論在官方還是民間都出現了大量回歸傳統的文化傳播實踐。然而不容忽視的是，今天的所謂“傳統”完全是在與“現代”的對話中產生的，這決定了它也僅僅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純粹的古董。正如張旭東所說，“根本沒有所謂‘傳統’這種東西，隻有傳統的‘效果史’，隻有當代人對‘傳統’的不斷的重新發明的歷史。這個‘傳統’是在現實生活中不斷生成、不斷再生產和重新制作的”[33]。在這個意義上，“傳統/現代”的二元論不但是無法成立的，也有可能成為限制知識分子想像的桎梏。試圖通過“恢復”中國傳統帶來社會和諧，甚至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努力更是難以和文化的外部可能性直接劃等號，甚至有可能成為壓制其它現代文化想像的霸權。

除了“恢復”傳統的努力，中國社會中多種多樣的尋求意義與價值的努力都應該納入到傳播研究者的視野當中來進行討論。例如，互聯網上愈演愈烈的有關中國歷史和發展方向的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各種爭論﹔網絡世界與中國社會中各種民族主義的表達﹔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和思維方式的重新復歸﹔各種宗教和類宗教活動在中國城市和農村中的重新興起甚至國際化等等。總之，在一個共同的宏觀物質條件下，新的生活共同體需要把自己重新作為意義的基本單位塑造出來，它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傳統”原封不動的復歸[34]，也不應有封閉的規矩和統一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少談主義”、“價值中立”等社會科學立場非但不會消滅爭論，其本身就可能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霸權。我們固然可以對各種文化身份認同的具體政治內涵進行批評，但是愈演愈烈的現代化和全球化不會根除人類對共同歸屬和集體記憶的需求，正是這些對意義與價值的追尋幫助人們認識他們的歷史、他們在世界中的位置和他們的未來[35]。北京的搖滾歌手汪峰在2009年新創作的專輯裡，已經開始吶喊“空空如也”，追問現代的都市生活“有意思嗎”？並開始希望回到1980年代美好時光的“春天裡”。我們只是希望這種追求另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不要又成為一種布爾喬亞的波西米亞，不要重復王曉明所描述的那種“思想解放”，而是放在“中國”，甚至“世界”的歷史語境下重新認識我們的處境和共同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