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現烏托邦：中國傳播研究的想像力

內容提要：在簡單回顧中國傳播研究發展歷程與歷史背景的基礎上，本文著重探討在經濟、生態與文化的三重危機下，中國傳播研究如何重建歷史的、整體論的和批判的理論視野，通過回歸歷史與社會來探尋當代中國的主體與價值，並重塑傳播研究的人文精神與想像力。

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 中國傳播學 社會學馬克思主義 烏托邦

一、危機與轉型的時代

與改革開放后“西學東漸”的其他社會科學門類一樣，傳播學研究在中國的逐漸興起和繁榮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背景，一是文革之后到1980年代末期人文領域通過各種思想文化運動逐漸建構的新的現代化思維和“發展主義”觀念﹔二是199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科學體系的逐漸形成和各種西方社會科學范式在大學中的制度化[2]。從思想基礎來看，1980年代中期的“文化熱”將文革之后中國知識分子在“告別革命”的語境下追求“思想解放”的“封建/反封建”的二元思維轉換為“傳統/現代”這一新的二元思維[3]。先鋒小說、第五代電影、“85新潮”等連續不斷的文化事件構成了一股強大的“歷史反思運動”。在這一過程中，知識分子們對革命歷史的理解和對中國這一文化政治共同體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理解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對現代化的想像與對西方的想像逐漸耦合在一起，形成了至今仍沒有褪色的“彼岸情結”。然而，與人文領域不同，這一時期中國的社會科學界仍然處於質疑和否思正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階段，西方社會科學的建制尚未成形。正如蘇力的描述，這個時代“人文學科可能還好一點，還有些傳統﹔社科大致可以說是一片空白”[4]。直到1990年代，大學與研究機構中的學科界限漸漸明晰，西方社會科學體系開始被大規模引入，學術評估也越發繁瑣和嚴格。加上“科教興國”的國家政策，前期在人文領域內所形成的現代化與發展思維開始大規模地進入社會科學界。與此同時，新的學科分化和聚焦微小實踐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推動了技術理性的復歸。

對於新聞傳播研究來說，這些思想、制度轉變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調都不過分。改革開放前后傳播思想的變化率先體現在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新聞傳播理論的修正和改造上，即新聞思想的“撥亂反正”上。在1980年代初期的新聞改革中，“最流行的一個觀點是新聞媒介有其自身規律, 它不為人們的意志所轉移, 不被任何暴力所動搖。新聞工作必須遵循新聞媒介的規律”[5]。隨著中國與西方知識界溝通渠道的建立，中國新聞界對新聞規律的自發探討立刻與美國實証主義傳播學建立了關聯，並深受其影響。這兩種思想體系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共同的特點，即在“意識形態終結”的前提下，淡化權力概念和社會歷史背景，將新聞傳播視為價值中立的信息過程。對於拋棄了“工具論”和“階級斗爭”話語並希望建立學術相對獨立性的中國新聞學界來說，實証主義傳播學中的“傳者”，“受者”，“信息”，“渠道”，“反饋”等概念所隱含的科學主義色彩不但有吸引力，而且在當時具有學術政治上的解放性[6]。例如抹掉價值因素的“信息”概念后來成為新聞改革中強調新聞面向市場的服務功能的出發點。政治宣傳內容之外的“純信息”[7]和讀者、觀眾的信息需要被不斷地強調和重視。又如，與市場調查和收視率買賣聯系在一起的“受眾”概念也基本上顛覆了政治意義更鮮明的“群眾”概念[8]。這些觀念細節的轉變隨后帶來了一整套重新理解傳播問題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體系。作為一種“翻譯過來的現代性”，這些“去政治化”的傳播思想為傳播實踐中市場機制的引進開辟了道路。與此同時，已經在高校中制度化了的傳播學科也成為媒介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由此，高校教育的改革與媒介市場化改革形成互動，使得1990年代形成的各種傳播觀念至今佔據著傳播研究的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市場需要”帶來了新聞傳播研究內部的迅速分化，傳統的新聞史論和新聞實務面臨被邊緣化的危機，而新興的傳播研究內部則繁衍出市場調查、廣告營銷、媒介經濟、新媒體、科學研究方法等眾多領域。作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學者們似乎越來越難找到可供相互溝通學術與思想的共同話語框架。這種“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學科狀況使得傳播學難以加入其他人文社科領域就共同面對的中國現實問題而進行的各種討論。除了“市場需求”有增無減，傳播研究的學術尊嚴與學科地位面臨危機。

從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一切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發展主義和照搬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做法所帶來的負面社會效應、文化效應和生態效應就已經引起了國內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警覺。“三農問題”、“社會保障問題”、“生態問題”、“社會分層問題”、“腐敗問題”等不斷走進各個學科知識分子的視野當中。各種反思和質疑的聲音首先來自最早建立“傳統/現代”思維的人文領域，王曉明在十年前發表的文章頗能代表部分“80學人”的懺悔與追問[9]：

當時的知識界是如何熱烈地呼吁經濟“現代化”：“政企分家”、“價格闖關”、“打破大鍋飯”、“砸碎鐵飯碗”，大街上懸挂出“效率就是金錢”的標語，學者們更一個勁地鼓吹“轉變所有制”??效益至上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現代化”，“現代化”就是歐美化 …… 可是，誰能想到，還不到十年，這些響亮的吁求和口號都紛紛褪色，甚至嚴重變質了，非但喪失了當初大部分的正面意義，有的反成為某些壟斷勢力侵蝕社會的堂皇借口 …… 目睹這樣荒謬的現實，再回想八十年代知識界的熱烈鼓噪，我實在是感到羞愧。怎麼會那樣一廂情願，竟以為世界上隻有我們想象的那一種“市場化”，一旦實現了這樣的“市場化”，整個社會就能夠逐步獲得全面的解放?

同樣的反思也逐漸出現在社會學、法學，甚至經濟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進入新世紀以來，“發展的幻象”已然被中國知識分子大膽地提出，而強調跨學科和回歸人文精神的“公共性”問題也越發引人注目。在這樣的背景下，主流社會科學的視域、方法和價值都開始面臨質疑，一位社會學家甚至對當前社會科學研究脫離現實問題的狀況進行了這樣的諷刺[10]：

人們在形成階級分層的時代去研究職業分層，在頻頻發生社會沖突的時代去研究穩定結構﹔在制度變遷的時代去討論“微小實踐”﹔在勞動生產過程之外去研究勞工﹔面對底層社會的苦難卻強調“價值中立”。

如果說社會科學所面臨的合法性危機是多年來新自由主義發展觀念的累積效應，那麼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與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則進一步突顯了發展轉型的緊迫性。更重要的是，當下的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而且是生態和文化層面的。它不僅關涉平等、民主等傳統議題，更是直接影響到人與自然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包容與和諧問題。這樣的“三重危機”構成了我們所面對的當下世界歷史現實。阿芒•馬特拉(A. Mattelart)曾經指出，在歷史上會出現一些“關鍵時期”，它們“特別期待那些針對現實問題的批判性分析”[11]。對於中國的傳播學研究來說，這樣的“關鍵時期”已經迫近，傳播問題和中國發展問題越發成為解釋全球性危機和探尋出路的兩個關鍵領域。一方面傳播業不僅自身構成了資本積累的重要場域，而且成為全球金融體系和生產體系加速擴張的重要基礎設施﹔另一方面，中國傳播業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和問題，以及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在大眾傳媒中的表達都是中國融入全球市場體系這一過程的重要體現[12]。我們急需回答的是，大眾傳媒在中國失衡的經濟結構和新的社會階層分化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城市/鄉村的二元社會結構如何憑借城市中心的文化傳播得以維系，這種結構又如何適應全球市場體系轉而維系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和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傳播業內部的生產過程遵循何種邏輯進行勞動控制與內容生產，這種生產邏輯與文化領導權的塑造之間有何關聯？傳播資源在中國社會中的分配是否與維持現存發展模式的政治經濟結構相適應，這種分配模式與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位置有何關聯 …… 總之，傳播在當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賦予了傳播學者重要的學術使命[13]。在“中國崛起”的語境下，中國傳播學者在理論創新方面更是任重道遠。然而，主流中國傳播研究的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精英民主政治訴求、現代化理論框架和工具理性導向在完成了其“告別革命”和為傳媒商業化和消費文化的流行提供學術合法性的使命后，已無法使本領域在“三重危機”下在理論創新方面有所作為。如果一場危機可以像葛蘭西所說的那樣，“創造一個有利於某些新思想傳播的環境﹔創造一些圍繞著國民發展的整體后果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途徑”[14]，那麼對於傳播研究來說，它就是真正的“危中之機”，關鍵在於我們如何把握時機去推動超越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