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問題還是職業危機：新聞倫理困境的再思考【2】

三、新聞倫理的“地方性”問題

除了普遍性問題外，當前中國新聞倫理方面的種種混亂失序，還與中國新聞行業的獨特性，以及中國發展的獨特階段有關。（一）新聞倫理兼具內部生成和上部灌輸的雙重特點，從業者的自我約束力不足

在很多新興職業中，職業意識並不是完全內生的，而是被“從上部”灌輸或賦予的。在這種情況下，關於這種職業的標准化的價值概念，就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工具和機制，以用來勸服從業者按照對組織、機構更為有益的方式行事。﹝11﹞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認同感不足，職業意識——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職業倫理和職業規范——對從業者的約束作用便會減弱。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新聞業不僅出現的時間較晚，且充滿了斷裂，種種迅疾變化帶來了嚴重的時空壓縮。客觀來看，職業意識和職業理念的“內部生長”緩慢而艱難，且各種傳統間也時有矛盾。由此，來自“上部”或“外部”的倫理標准成為新聞業主導性的標准。

這種規范在前，認同在后的逆向過程使中國的新聞倫理高度依賴從業者所在機構及外部環境，而不是從業者的自我約束。不僅如此，就一些具體問題來說，新聞從業者甚至不斷試探所在機構的底線，甚至與所在機構達成某種妥協②。

觀察我國加強新聞從業人員職業道德建設的努力，從“三項學習教育”到“走轉改”，再到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加強崗位培訓、採取統一考試、嚴格准入制度的舉措，種種外部的努力正是為了彌補從業者自我約束能力不足的窘境。

（二）新媒體外衣下的商業邏輯與炒作文化

就全球來說，“自媒體”“公民記者”等新興傳播主體的加入對原有的新聞倫理普遍帶來了方方面面的影響。前文提到的西方的一些研究表明，新媒體背后是一種與傳統新聞倫理不同的網絡文化和網絡價值觀。但就我國來說，由於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被賦予了更為強烈的大眾傳播的內涵，懷揣各種不同目的的傳播主體借助新興傳播手段服務於自身利益，新媒體上呈現出的倫理問題顯得尤為復雜。

從近期曝光的幾起網絡“大V”傳播虛假不實信息乃至造謠傳謠來看，謠言的傳播者並沒有什麼宏大的價值信念，相反，謠言傳播者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徹底的商業炒作——通過虛假不實信息以吸引眼球，進而實現個人利益。就新媒體來說，無論怎樣夸大其所帶來的“顛覆性”甚至“解放性”影響，本質上，新媒體還是將“商業”和“資本”作為其核心推動力，在混亂的倫理背后是清晰的商業邏輯。

某種程度上，作為一種“專業性”職業，新聞業的職業自主性要求其遠離各方面的干涉和影響，從而保持某種“獨立”。但在中國新聞從業者自我約束力較弱的現實背景下，新聞倫理受到商業邏輯和炒作文化腐蝕的威脅顯然要嚴重得多。

（三）社會轉型帶來的混亂減弱了新聞行業自我約束的動機

從職業社會學的角度看，職業倫理的核心作用是要証明這一職業存在的“合法性”。在一種穩定的社會結構下，一個行業或職業需要通過不斷的自我約束來維持社會或公眾對這個行業或職業的信心，反之，就會遭到來自社會的多種懲罰。而在轉型社會中，由於各方面的尺度不一、亂象頻現，來自公眾和社會的壓力在無形中減退。由此，來自職業群體內部的懲罰措施亦隱而不彰。

當前，由於缺乏堅定的核心價值體系，傳統媒體慣於以單一的經濟維度分析新媒體所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即要麼與新媒體面對面地爭奪眼球，為此不惜改變新聞報道的焦點和結構﹔要麼將“自媒體”和“公民記者”作為降低成本、吸引受眾的手段，在“UGC”（用戶生產內容）的名義下減少了最廣大的公眾對於新聞生產的有效參與。

如在不少媒體看來，“硬新聞”不再是爭奪的焦點。“因為人人擁有採集發布動態新聞的設備、渠道和能力，很多原來不成其為新聞的‘故事’、街頭巷尾的瑣事也在包裝后以‘新聞故事’‘民生新聞’的面貌出現。”﹝13﹞同時，“在傳統媒體所極力倡導的民生新聞、公共新聞的實踐中就已經暴露出來的農民話語權缺失問題，不但在公民新聞的進程中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14﹞。對新媒體的應對和“利用”事實上形成了一種“結構”上的偏向與失衡，從而對傳統媒體原有的新聞倫理形成了更深層次的沖擊。

四、新聞倫理呼喚“底部重建”

回到文章標題所指明的疑問：當下中國的新聞倫理困境究竟是從業者個人的素質問題還是一種職業危機？答案似乎已經很清楚。作為一種與新聞職業有關的社會建構，新聞倫理既面臨著全球性的危機，也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換句話說，新聞倫理的困境更多的是結構性而非個體性的。因此，也隻有從結構而非個人著手，才可能為當前的倫理困境尋求根本的解決之策。

（一）尊重職業倫理的“內生性”特征，在為之從外部樹立“准則”和“規范”的同時，通過適度提高從業者的“自主性”，培養新聞從業者的職業自尊心和自豪感

職業倫理是一個行業長期形成的“默會”的知識和准則，是一種自然的“生成”過程。新聞倫理問題不是簡單地對從業者進行教育的問題，甚至首先不是個人的職業道德和職業素養的問題，就中國新聞業來說，作為一種知識性行業，不能以行政性的“規范”“准則”來代替新聞職業倫理的建構。在根本上，它隻能來自新聞作為一個行業本身的良性發展。在這種良性發展中，不斷沉澱下優秀的傳統和理念，形成從業者對於職業倫理的自覺認同。

在操作上，這一方面需要認可新聞業的專業性特點，給予媒體一定的“自主”，以及某種程度上“自治”的權力和機會﹔另一方面需要不同的媒體機構從自身做起，強化自身機構的傳統培養和倫理建設，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共同的准則。

（二）在嚴格執行媒體分類管理的基礎上，鼓勵部分公益性媒體與市場以及具體的政府部門保持適度距離，堅決制止以市場邏輯統御新聞倫理的不良趨向

當前，新聞倫理正處於市場邏輯前所未有的包圍之中。新媒體本身就是市場的產物，而傳統媒體也習慣運用市場邏輯來應對新媒體的種種挑戰。新聞行業的良性發展，絕不應是簡單地一味商業化產業化：離開文化事業的合理發展，單純追求文化產業的發展繁榮並不現實。媒體隻有在某種程度上脫離市場的邏輯，或者與市場邏輯保持某種距離，才可能生發出自己的邏輯，真正形成具有一定自主性和認同感的職業倫理。就與市場保持距離來說，西方的公共電視等制度設計，原理上就是為了避免媒體全面徹底地卷入市場邏輯，確有值得學習和借鑒之處。

（三）深入研究新媒體的文化特點和價值內涵，以開放的心態吸收網絡文化精神，逐漸形成一套新舊媒體共享的倫理標准

客觀來說，當前傳統的新聞記者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記者們很可能不再是重大事件，尤其是重大突發事件的“第一報道者”﹔傳統的設備和技術優勢不斷減弱﹔信息發布的壟斷地位蕩然無存。一句話，新聞記者原有的在“知識”和“專業化技能”方面的微弱優勢已經消失。從普遍意義上講，新聞行業的“合法性”及其倫理標准面臨新的危機。

然而，一種職業的倫理標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傳統新聞業隻有抱著開放的態度，不斷融合各種新媒體新技術合理的價值和倫理內核，才能在變化了的環境中形成一種新的、適應社會變化的倫理標准，在新的歷史背景下履行新聞行業的歷史使命。

（作者為清華大學新聞學院博士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碩士生、新華社《中國記者》雜志編輯）

注 釋：

①在現實中，並非所有的職業對職業倫理都有同等強調。比如，我們很少聽到關於政府官員、企業界人士的“倫理”問題，相較而言，一提起職業倫理，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醫生、律師、會計師等與公眾關系密切的“專業”人士。

②比如，不能收受採訪對象的財物本應是新聞倫理的一條底線。但事實上，正如不久前的“農夫山泉”事件所引發的關於“車馬費”的爭論所暗示的：參加企業等機構的發布會，收受採訪對象一定限額之內的“車馬費”被新聞業界廣泛接受。在這裡，能不能接受“車馬費”的“質”的問題被替換成了一個能接受多少“車馬費”的量的問題。這個“量”事實上就是從業者相互之間，以及其與所在機構之間達成的某種默契和妥協。

參考文獻：

[1]文新集團新聞研究所.媒體：粘合社會還是撕裂社會[J].新聞記者，2013（9）.

[2]郎勁鬆，初廣志.傳媒倫理學導論[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3]何懷宏.倫理學是什麼[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4]邁克爾·舒德森.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M].陳昌鳳，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劉思達.職業自主性與國家干預——西方職業社會學研究述評[J].社會學研究，2006（1）.

[6]BBC英倫網.2013年4月25日.下載日期：2013年10月11日：http://www.bbc.co.uk/ukchina/simp/uk_life/2013/04/130425_life_press

_regulation.shtml.

[7]Bolette，B.B..Post-human viewing:a discussion of the ethics of mobile phone imagery[J].Visual Communication，Vol 12(3):359-374.

[8]Marie，G..BBC Arabic， Social Media and Citizen Production: An Experiment in Digital Democracy before the Arab Spring[J].Theory，Culture & Society，30(4)，92-130.

[9]Serena，C.How online citizen journalism publications and online newspapers utilize the objectivity standard and rely on external sources[J].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5:531-548.

[10]Elizabeth，B.H.，Ryan，J.T.When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The case of WikiLeaks[J].New Media & Society，1-18.

[11]Julia，E.（2013）Professionalism:Value and ideology[J].Current Sociology Review，Vol61(5-6):778-796.

[12]Henrik，Ornebring.Anything you can do，I can do better?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on citizen journalism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J].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75(1)35-53.

[13]劉丹凌.困境中的重構：新媒體語境下新聞專業主義的轉向[J].南京社會科學，2012（2）.

[14]張羽，趙俊峰.我國公民新聞的發展現狀與問題[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