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質問題還是職業危機：新聞倫理困境的再思考

【摘要】新聞倫理是新聞道德問題的核心。審視和討論新聞倫理不可能脫離新聞職業自身的發展演變，以及新聞從業者對這種“職業倫理”的建構過程，本文試圖將關注的目光從個人轉移到新聞職業的歷史，以及新聞職業與社會其他部分互動的過程，以此為起點，重新審視當下的新聞倫理問題。文章認為，新媒體及“公民記者”的出現動搖了傳統新聞倫理的核心理念，地方化與全球化的反向趨勢帶來新聞倫理在“名”“實”上的背離和扭曲。當下中國新聞倫理的混亂更與新聞倫理獨特的生成特點、新媒體背后的商業邏輯以及社會轉型期有著密切關系。因此，隻有從結構而非個人著手，才能為當前的倫理困境尋求根本的解決之策。

【關鍵詞】新聞道德﹔新聞倫理﹔職業社會學﹔公民記者﹔困境

當下中國，熱點事件走馬燈似的變幻。每當這些熱點事件退潮后，事件背后的媒體漸次顯露出來時，人們往往發現，事件的真相與媒體的呈現並不一致。新聞道德問題由此成為聚焦點。比如，唐慧案引發的關於媒體責任的討論。[1]

道德作為一種社會制定或認可的行為應該如何規范，具有正確與錯誤之分。顯然，當人們提及新聞道德時，實質上談論的是如何樹立一種正確的規范。而這種討論，確切地說，就是新聞倫理。作為一種職業倫理，新聞倫理同樣是“以一定的社會原則和規范為指導，依據社會分工形成的職業活動特點，概括和闡述（新聞）職業活動中的具體道德行為規范，研究和評價（新聞）職業行為的倫理價值”[2]。

換句話說，新聞倫理雖然與“一定的社會原則和規范”有關，但核心仍是新聞作為一種職業的“職業活動”和“職業行為”。另外，倫理道德的建構方式是“在各種歧異的價值觀念和道德理論中尋求一些基本的共同之點”[3]，新聞倫理顯然也應該是新聞行業的從業者在價值觀和道德理念上長期形成的某種“共識”。

由此觀之，審視和討論新聞倫理不可能脫離新聞職業自身的發展演變，以及新聞從業者對這種“共識”的建構過程，但不無遺憾的是，多數有關新聞道德和新聞倫理的研究還落腳在媒體人個人的素養、責任和擔當上，而相應缺乏更為宏大的結構性和歷史性的視野。

本文試圖將關注的目光從個人轉移到新聞職業的歷史，以及新聞職業與社會其他部分互動的過程，以此為起點，重新審視當下的新聞倫理問題。

一、作為一種社會建構的新聞倫理

1978年，被譽為“當代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媒介社會學學者之一”的邁克爾•舒德森出版了其第一部著作《發掘新聞：美國報業的社會史》。在這部名著中，舒德森深入地刻畫了美國新聞業的核心理念“客觀性”的誕生和發展，揭示了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結構對新聞業和傳播理念的建構過程。

舒德森在書中指出：“新聞業對客觀性的信念不僅關乎我們應信賴何種知識，同時也是一種道德觀，關乎我們在進行道德判斷時應遵從何種標准。”[4]事實上，“客觀”“平衡”等新聞業的核心理念同時也是新聞倫理的基石，正是它們使其與其他職業倫理以及大眾倫理區別開來。

不只是新聞業，任何一種現代的“專業”性職業，其職業倫理都與這個職業“合法化”的建構過程聯系在一起——它既是某種“專業”獲得合法地位的“象征”和結果，也內在於合法化的過程本身。①

在西方社會學的研究中，“職業”的意義在於：“使一個行業的職業自主性與從業者所享有的聲望在社會中獲得合法性。”[5]可以說，對於專業性職業來說，“職業自主性”和“社會聲望”是其兩大核心。而某種職業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自主性”、享有較高的“社會聲望”，關鍵在於這樣一種說法，即某一職業的從業者“對某些事務具有較他人更多的知識，尤其是對其客戶的事務具有較客戶本人更多的知識”。也因此，該職業的從業者得以“以知識服務於權力”，從而帶來社會對其的賦權，即“社會通過給予職業共同體直接的社會控制權力而實現其對這一共同體間接的社會控制”﹝5﹞。

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職業倫理是為實現這種專業化技能的壟斷和提高這一職業的社會聲譽，從而實現其職業主體性而服務的。它與職業群體以及某一職業群體自身的利益密切相關。換句話說，它通過一方面內在的、對職業群體成員的自我約束，另一方面外在的、對公眾服務和公眾利益的強調，不斷鞏固和強化其“職業自主性”和“社會聲望”，並最終實現從業者的共同利益。

從這個角度看，職業倫理具有強烈的保守性和排他性。由於其最終目的是實現群體的集體利益，一旦有外在群體或環境變化，威脅到其對於“知識”及“專業化技能”的壟斷、存在降低其“職業自主性”和“社會聲望”的可能，那麼“職業倫理”就可能成為從業者手中用於抵抗的有力“盾牌”。

由新聞集團“竊聽丑聞”所引發的英國報業監管問題就是一例。起因於新聞集團旗下《世界新聞報》的“竊聽丑聞”短時間內將多家英國報紙牽涉其中，在英國首相卡梅倫的推動下，包括保守黨和工黨在內的英國三大主要政黨就報業監管條例方案達成一致協議，表示“將按照皇家憲章設立一個獨立的報業監管機構。該機構具有對媒體罰款和要求媒體道歉的權力”。但這一監管機制受到英國各大報紙的聯合反對。在英國報業協會（Newspaper Society）代表全國和地方報紙發表的聲明中，英國報業協會給出的理由是英國政府發表的皇家憲章“受到許多國際媒體自由機構的譴責”，且“賦予了政客在監管報業方面大大的干預權力”﹝6﹞。

施拉姆曾經給出在傳媒實踐中發生倫理問題的四個范疇，第一個就是“自由”——“這種自由應能抵制所受到的不同來源的挑戰”﹝2﹞。反觀英國報業對政府加強監管的反彈，其採取的主要策略就是訴諸媒體自由的倫理信條，暗示這種監管會損害媒體的自主性，進而影響媒體監督政府的重要職能。一定意義上，英國報業協會援引這種職業倫理來反擊的正是政府援引隱私權等公眾倫理試圖對之加強的監管。

把新聞倫理作為一種社會建構，去除其賦予自身的普遍、永恆的玫瑰色彩，我們對於當下新聞倫理方面出現的種種“困境”就能品出不同的味道。

二、當前新聞倫理問題的一般性根源

新媒體新技術的出現像一股大潮，沖擊著傳統新聞業的方方面面，新聞倫理也不例外。“人人”時代的到來取消了職業記者與業余報道間的技術障礙，也使新聞產品在更深的層面實現了全球流動。當前，傳統媒體在日常實踐中面臨的全新倫理挑戰大多在此。

（一）新的加入者、新的呈現方式、新問題

“公民記者”和“自媒體”對傳統新聞業帶來的最大沖擊來自重大突發事件。其中，媒體越來越依賴於“在場”的公眾。公眾拍攝的業余圖像和視頻成為這些重大事件中第一甚至唯一信源。上次新聞界所受到的類似震動還是海灣戰爭期間CNN的全球新聞直播。這種巨大變化自然直接沖擊了傳統的新聞倫理觀念。《視覺傳播》（Visual Communication）雜志專門組織了一組關於“影像倫理”的專題討論，其中，Bolette，B.Blaagaard﹝7﹞討論了移動手機影像中的倫理問題——當有偏見的、感性的人成為某種信息傳播的中介時帶來怎樣的倫理困境，探索“在數字新聞和傳播時代，人體能否作為真實性的証據和標志”。

由於“公民記者”的出現，有激情有態度有偏向的個人成為“第一報道者”，一方面，這打破了西方某個機構壟斷全球重大突發新聞事件報道的沉?舊疾﹔另一方面，報道者在“報道”和“傳播”事實的同時，也給這種事實賦予了某種解釋和定義。由於這些報道者沒有經過任何“專業”訓練，在報道時自然難以遵循傳統的職業倫理。

另外，傳統媒體是基於吸引更多受眾、擴大經濟收入的目的而引進的，較大范圍的公眾參與也被認為可能帶來對公正、客觀等原則的破壞。如Marie Gillespie﹝8﹞研究了BBC的G710項目，認為公開討論包含政治性內容的節目很容易被極端意識形態的宣揚者和破壞者所綁架，因此，節目“或許可以向所有人開放”，但最終的新聞產品則“不能是無所不包的”。

（二）從技術手段到核心理念

雖然有研究表明，“自媒體”和“公民記者”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鞏固和進一步實現了傳統的新聞職業倫理。如Serena發現﹝9﹞，與報紙記者依賴外部消息來源不同，公民記者傾向於使用更多非官方的消息來源和觀點。也因此，更少以精英為中心進行議程設置、更少呈現來自精英們的觀點。而這有利於媒體為公眾提供更為“平衡”的信息和觀點。

還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表明，傳統媒體人充分注意到了“公民記者”對新聞從業者這一群體所可能帶來的破壞性效應。如Elizabeth Blanks Hindman和Ryan J Thomas﹝10﹞借助對美國83家報紙社論對於維基解密的有關評論，觀察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沖突。作者注意到美國傳統新聞業對維基解密的態度顯示了“新”“舊”媒體對於“什麼是新聞”不斷擴大的分歧。隨著媒體邊界的模糊化，“該由誰來決定公眾應該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成為爭執的焦點。

聯系到前文提到的職業作為一種“專業”得以成立的發展史，“對某些事務具有較他人更多的知識，尤其是對其客戶的事務具有較客戶本人更多的知識”是一個專業的底色與核心。新聞行業同樣如此，無論是否承認，作為“把關人”，記者們自認為自己比公眾本身更清楚，什麼樣的信息對公眾最為有益。絕大多數美國主流報紙的社論都認為維基解密所泄露的信息很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即使拿到這樣的信息，主流報紙也不可能將其公之於眾。

維基解密之所以引起同樣以“揭丑”著稱的傳統媒體的一致抵制，不僅在於二者秉持不同的原則理念——傳統媒體的瞭望者和看護人身份與“公民記者”堅守的公開、對等、共享的網絡聖經，更在於以維基解密為代表的“公民記者”的行為直接沖擊了傳統媒體人“比公眾更懂得公眾”的聲稱和宣誓，從而動搖了傳統新聞業安身立命的“自主性”和“社會聲譽”，動搖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和社會地位。倫理問題，再一次扮演了“盾牌”與“尖刀”的角色。

（三）全球化與地方化

新媒體新技術不僅給傳統新聞業帶來了挑戰，事實上，它還沖擊了幾乎所有專業性的職業，包括法律、醫生等職業在內。公共和私人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更易獲取的網絡知識，使“專業和專家，默會的和經驗的、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所有這些都面臨著更大的挑戰”﹝11﹞。研究表明，各種專業性職業事實上已經出現了更少個人化、更強組織化的發展趨勢（參見下表）。

（表中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專業主義的兩種不同形式，來源：Julia，E：《Professionalism:Value and ideology》）

新聞業同樣如此。一項基於歐洲六國、關於職業記者和公民新聞的經驗研究表明，面對公民新聞的沖擊，傳統媒體的記者們對自身合法性的聲稱，更多來自新聞工作的集體或團隊性特征，但在早期，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強調的則是個人主義以及個人的自主權。﹝12﹞

組織化、機構化的發展趨勢，使民族國家在新聞業以及其他各類專業性職業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民族國家“通過為專業工作頒發許可、制定實踐的標准和法規，作為專業教育的保証人，以及為專業人士及從業者提供的服務買單，以此確保其合法性”﹝13﹞。

可以說，新媒體新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專業性職業對“知識”的壟斷，這促使包括新聞業在內的專業性職業不斷強化與國家的聯系，甚至將民族國家作為另一種替代性的權力來源。這使新聞倫理的內核不斷顯現出地方化的特點。

另外，新聞的全球競爭、信息的國際流動，在經濟上，隻有以更廣泛的倫理標准來採制新聞，才能進入更大的市場，獲取更多的收入，即所謂“市場的國際化要求重新定義傳統的專業管轄權”﹝13﹞﹔在政治和文化上，隻有更加聲勢浩大地宣揚所謂的“普世價值”和“普世倫理”，才可能得到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區受眾的同情。

這種同時產生的地方化（或者國家化）與全球化的趨勢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張力，從而必然帶來新聞倫理在“名”“實”上的背離和扭曲。近年來，中國受眾已經深刻感受到了新聞倫理上越來越突出的“雙重標准”。以饒謹的“Anti-CNN”為代表，這種反抗更多的是以民間的方式、來自真正洞悉真相而又獲得了發聲可能的“公民”們。這又從另一角度反証了行業利益和新聞倫理間的暗通款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