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包調查新聞：網絡時代新聞業的創新與實踐

　　杰夫·豪的著作《眾包：群體力量驅動商業未來》被中國學者介紹到國內。

　　“眾包”（crowdsourcing）一詞由《連線》（Wired）雜志編輯杰夫·豪（Jeff Hawe）在2006年發表的《眾包崛起》中首次提出。它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即企業利用互聯網將工作分配出去，以發現創意或解決問題。這個概念后來對互聯網商業組織的發展模式產生了廣泛影響，新聞傳播業當然也不例外——

　　從全球來看，傳統媒體的經營收入普遍呈現出下滑趨勢。以美國印刷媒體廣告收入為例，在2003年，印刷媒體廣告收入將近450億美元，而到了2010年，這一數字已經小於230億美元。由於經營狀況不佳，許多紙媒紛紛裁員，尤其是那些既費時又費錢的調查性新聞記者，首當其沖被裁掉。

　　一直以來，調查性新聞記者扮演著一個政府“看門狗”的角色，如果調查性新聞記者力量衰微，公權力得不到有效監督，勢必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在這樣一個社會背景下，一些調查性新聞的創新模式被開發出來，其中，將互聯網“眾包”模式廣泛運用於調查性新聞，就是一個重要的創新。

　　《衛報》——一個傳統新聞組織的成功實踐

　　眾包調查新聞其實就是利用大眾的智慧和力量，集體完成一個新聞調查計劃。杰夫·豪認為，在許多行業中，“眾包”代表了運作方式上的徹底改變，尤其是在販賣信息的行業。從目前對眾包調查新聞的創新實踐來看，英國《衛報》無疑是最成功的。2009年，《衛報》創建了一個網站，邀請讀者一起來調查英國議員的消費情況，結果有兩萬多名讀者加入了這次調查活動，這一事件成為眾包調查新聞的一個經典案例。

　　在調查項目開始前，《衛報》的競爭對手《每日電訊報》由於事先獲得英國議會議員違規消費的內部消息，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揭露報道。為了回應公眾的不滿情緒，英國政府將所有議員四年以來的花費情況都通過網絡公布出來，總共將近有100多萬份文件，而且都是未經整理的數據文檔。英國公眾普遍認為，這是政府想進一步阻止媒體對這一丑聞進行調查。而依靠報社記者的力量把這些文件核查清楚，將會是一件非常耗時耗力的活兒，因此《衛報》首先想到了通過大眾參與來核查文件。

　　《衛報》設計了一個類似於游戲網站的頁面，邀請大眾參與調查議員的花費單據。項目開發者首先將100多萬份文件壓縮為458832份文件，然后設計了一個讀者可以方便參與的軟件——開發這個項目隻花了一周時間。在調查項目上線的80小時內，就有170000份文件被讀者審查完畢﹔與此同時，圍繞這一大型眾包調查活動，一個讀者社區也開始建立起來——在這一事件中，互聯網再次展現了它重建社區的功能。

　　《衛報》的這次眾包調查新聞活動讓人們看到：專業新聞媒體的資源有限，僅僅在人數上，大眾已經能夠成為它很好的補充。正如杰夫·豪在《眾包：群體力量驅動商業未來》一書中所說：“幫助報紙擺脫困境的方法，可能就存在於報紙網站的社區之中。業余攝影愛好者、佛羅裡達的熱心居民以及辛辛那提喋喋不休的媽媽們——這些人組成了大眾，他們不僅有智慧，而且在社區中通過自我組織凝聚成一股高效的生產力，向人們展示了互聯網重塑當地社區的過程。”

　　《衛報》從眾包調查新聞的實踐中嘗到了甜頭，緊接著又在其網站“數據博客”中不斷提出一些調查計劃，讓讀者積極參與。在2011年夏的倫敦騷亂事件以及安哥拉公民吉米·穆班加死亡案件的審理中，《衛報》均發起過眾包調查。2013年4月，《衛報》還專門創建了一個數字平台“衛報見証”（Guardian Witness），希望通過眾包模式讓讀者為一些專題新聞調查提供圖片、視頻等資料。

　　《衛報》之所以能夠在眾包調查新聞中取得如此成功，關鍵是該報執行的“公開新聞”（open journalism）計劃，其核心是鼓勵受眾參與報道。《衛報》編輯阿蘭·盧斯布裡杰認為，受眾參與報道對未來報紙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因為一家報社如果不利用新媒體技術將自己與讀者聯系起來，必定會錯失創新發展的機會。

　　《衛報》的創新實踐為自己帶來了極大聲譽，讀者對於《衛報》網站的關注度也在逐漸增加。2013年11月的最新統計結果顯示：《衛報》網站的讀者已經超過1億4千萬，成為目前英國訪問量最大的新聞網站。

　　“助我調查”——如何讓社區公民助我調查

　　2009年，英國伯明翰城市大學網絡新聞高級講師保羅·布蘭德肖創建了“助我調查”（Help me investigate）網站。這是一個專門以眾包模式為核心的調查新聞網站——與《衛報》的眾包調查新聞模式不同，該眾包調查新聞網站是以社區公民為中心，而不是以傳統的新聞組織為中心。

　　“助我調查”主要由四個主題網站構成，即“助我調查健康”“助我調查福利”“助我調查教育”“助我調查奧運會”。此外，該網站還運行著一個博客網站，為參與者如何展開調查活動提供一些建議。

　　目前，“助我調查”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運作模式。首先，由加入該網絡社區的公民提出一些值得調查的問題﹔然后，通過技術手段將這個調查問題分割為不同的小問題﹔緊接著，網絡社區公民對這些被分割開來的小問題展開調查﹔最后，網站將各個公民單獨調查的結果匯總，就得到了所調查問題的答案。調查過程中，參與者要給自己貼上一個身份標簽，例如法律專家、情報專家等，以方便其他參與者邀請自己對另外一些問題展開調查。事實上，在“助我調查”發起的許多調查中，都會包含“邀請一位專家”的任務。

　　迄今為止，“助我調查”成功完成了多次調查。比如，在“你對《倫敦周報》知道多少？”這個問題的調查中，參與者們通過調查發現了許多問題：《倫敦周報》所謂的母公司“全球出版集團”根本不存在，該報的發行量直接拷貝蘇格蘭一家報紙的發行量……他們甚至發現這家周報的注冊地址是馬路上的一個郵筒。此外，“助我調查”還對伯明翰市議會政府網站的運作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市議會網站的建設花費了大約220萬英鎊，比預計多得多，而且該網站運行得非常差。這個調查結果經主流媒體報道后，變成了轟動全國的新聞。

　　布蘭德肖起初認為，在“助我調查”網站上提出的問題，可能隻有1%會導致實際調查活動，結果被接受調查的問題達到了10%。談到“助我調查”的經驗，布蘭德肖認為：首先，你得激發大家參與調查的熱情﹔其次，整個調查要成為你所在城市網絡社區的一部分﹔最后，還要讓人們在參與過程中得到一些東西——主要是讓參與調查變得好玩，或者給人們帶來學到新知識的滿足感。

　　目前，眾包調查新聞模式已經在許多國家的網絡媒體中推廣開來。例如，拉脫維亞的一個網站發起了對當地取暖費和學費的眾包調查﹔美國的非營利調查新聞網站Propublica發起了對美國2012年大選電視廣告花費的眾包調查﹔肯尼亞“目擊者”（Ushahidi）網站通過眾包調查模式來了解敘利亞內戰的真相等。以上各種眾包調查新聞的創新與實踐，預示著這種新聞模式為未來新聞業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渠道。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