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曉龍細說"紅高粱"幕前幕后 把影視版對比是誤區

　　倉促拍攝留下遺憾 劇版導演細說幕前幕后

　　1986年，莫言最負盛名的小說《紅高粱》問世，次年由張藝謀執導、鞏俐、姜文主演的電影《紅高粱》讓位於山東高密的這片“中國紅”蜚聲國際。去年9月17日，導演鄭曉龍接過這個燙手的劇本，展開了全新的《紅高粱》的播種。如今，《紅高粱》進入收割程序，它在北京衛視等頻道播出已有一周，首播當天收視率就破一，此后始終排名前三。毫無疑問，高粱“紅”了，但開墾播種期的倉促也帶來一些后遺症，例如眼尖的觀眾發現了“九兒”在她娘去世時頭上還扎著紅頭繩。面對吐槽，鄭曉龍並未逃避，“我都反復看了好多遍，怎麼沒注意到。如果我當時看到了，肯定不會要這個紅頭繩的。”但鄭曉龍也直言當下大家都在將電影和電視劇做比較，這是一個誤區。

　　開機前 三天三夜沒合眼，曾想打退堂鼓

　　“《紅高粱》去年4月份才啟動，5月份開始寫劇本，7月份我決定接這個片子，9月份就開拍了，整個過程一直都特別緊張。”鄭曉龍直言這個節奏快得有些違反規律，按照他以前的做法，至少是劇本都弄完、不用邊拍邊改，“我們必須趕在9月份高粱成熟的時候拍，不然就要等到第二年了。”在北京衛視《紅高粱》首播發布會上曾播出過一段讓周迅笑出眼淚的花絮——鄭曉龍在拍戲現場一直嗑瓜子，這位身經百戰的導演稱自己是為了緩解壓力才不停嗑瓜子的，他甚至在籌備階段還曾打過退堂鼓，“去年7月份，我那會兒曾經想過不拍了。高粱收成的時間就在9月份，全部劇組人員要趕在這個時間之前到位，景別要陸續搭建起來，劇本要修改完成等，這一系列工作隻有兩個多月時間，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樣著急地來籌拍一部如此大的制作，有點兒不符合一般創作規律了。不過后來我和團隊還是咬牙堅持下來，我想，何不挑戰自己一次呢？我是個特別不怕壓力的人。”

　　開機前8、9天，鄭曉龍來到山東高密，白天去看景，協調各部門工作，晚上回到住處修改劇本，連著3個晚上沒合眼，“后來細想起來，我已經好多年沒有這樣工作了，整夜整夜地不睡覺。即便是這樣緊張准備，在剛開拍的那段時間，我們還是發現很多這樣那樣的問題，最大的問題就是改劇本。我總覺得劇本裡還有很多邏輯上的問題沒有捋順，人物關系也有不妥。有個問題是演員黃軒看出來的，他覺得自己演的角色前后邏輯關系有問題，我說趕緊讓我看看，一看果然發現不對，趕緊改戲，連時空也要調整。還是時間太緊張了，如果有充裕的時間，就不會有這麼多問題。”

　　拍攝時 要向經典致敬，要拍出戰爭的精髓

　　《紅高粱》開篇后不久，就是“顛轎”的經典戲，鄭曉龍稱自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向他心目中的經典電影《紅高粱》致敬，“但又不能完全是重復，因為電視劇要把一些情節、一些人物關系放在這個場面和過程中。”電影裡的“顛轎”比較形式化，但電視劇中要展現出九兒的“?”以及人物之間的互動。為了拍好這場戲，鄭曉龍在轎子上做了很多功課，甚至還准備了兩種轎子。

　　對於“顛轎”呈現出的效果，鄭曉龍表示滿意。對於拍情感戲鄭曉龍也是駕輕就熟，但在他之前的佳作中很少有激烈的戰爭場面。如何在倉促中把《紅高粱》中的戰爭場面拍好，對鄭曉龍來說有一定難度。隨著劇情推進，《紅高粱》中的戰爭戲碼逐漸增強，這些戰爭戲的拍攝地點在山東沂南，鄭曉龍的父親抗戰時負傷的地方在山東莒縣，兩地相鄰。“現在很多戰爭戲拍得太兒戲化、游戲化，我覺得很不真實，戰爭是非常殘酷的，它是要生命相搏的，不是那種拿刀捅誰幾下的簡單搏斗。我父親那個時候打仗，鬼子的一個炮彈在他身后爆炸，打在了他的腦后，到現在腦袋后面還有一個大坑。我要把戰爭的殘酷、危險，甚至包括那種血腥，特別是抗日這種大戰爭的民族性拍出來，把戰爭的真正精髓拍出來。”

　　因為當過兵，鄭曉龍對劇中士兵走路、持槍的動作要求甚高，“余佔鰲的隊伍都是土匪、是農民武裝，可以差點意思，但朱豪三是從西北軍過來的，他的警衛隊必須要訓練有素，每個人要有當兵的樣子。拍戲時很多群眾演員沒當過兵，也沒受過訓練，我就去給他們做示范。”盡管整個拍攝周期非常緊張，但劇中還是有兩場戰爭戲拍了將近一個月時間，“戰爭戲我們拍得都比較認真，所以也拍得比較慢，每場戰爭戲的炸點也很多，非常不容易。我們B組導演叫孟繼，很多戰爭戲都是他拍的。”鄭曉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特別提到“希望大家能在新聞報道中替我謝謝孟繼”，足見他對《紅高粱》戰爭戲的用心用情之重。

　　播出后 將電視劇版和電影做比較，是誤區

　　“從劇本到拍攝都特別緊張，能夠及格，我就覺得不錯了，收視率還不錯，我也很高興，但是我並不認為收視率好就一定好，有重播的那種對我來說更重要。”《紅高粱》播出后獲得的高收視率自然與“鄭曉龍出品”這一金字招牌密不可分，但與《甄嬛傳》的幾乎零“吐槽”相比，觀眾並沒有因為鄭曉龍而對《紅高粱》口下留情，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大家在不停地把電視劇版《紅高粱》與電影版做比較。“《紅高粱》小說發表以后產生了很大反響，后來莫言又陸陸續續寫了一些小說，結成了《紅高粱家族》。電影是由《紅高粱》小說而來的，電視劇是根據《紅高粱家族》改編的。”鄭曉龍稱《紅高粱》電視劇基本遵循了原著，尤其是原著的精神，這一點在他看來非常重要，“原著中還有好多東西在電影裡沒有表現，電視劇用到了原著中更多的內容。電影或小說是以‘我爺爺’余佔鰲為主來敘述故事。可能因為趙冬苓是個女編劇，所以她以‘九兒’作為主線來改編這個故事。我覺得與原來的相比，這個‘九兒’更豐富、性格展示得更多元，人物命運更細膩。”

　　在主線人物的推動下，顛轎、野合這些曾經在電影中出現過的經典橋段被一一呈現，與此同時電視劇中又設置了俊杰、淑賢、朱豪三這些新鮮的角色，把大家原本熟悉的劇情向四面八方延伸。“電視劇和電影是兩個不同的載體，相互比較是誤區。電影算短篇，精神上跟小說一致就可以了。但是電視劇這種長篇不但要在精神上一致，其他方面的內容也要更多一些，人物方面更復雜、更注重通過影像講好故事、更注重對原來小說中一些其他方面做開拓。完全照原來那個去拍恐怕很難，觀眾也不會滿足，而且原來也不可能拍這麼長，所以要加新人物、新情節。而且現在的觀眾比原來更挑剔、更成熟、審美要求也更高一些。”

　　導演說

　　“九兒”周迅

　　在《紅高粱》電視劇中，“九兒”是戲眼、是靈魂，而在過去將近三十年時間裡，鞏俐幾乎和“九兒”畫著等號。鞏俐是山東人，不論形象還是性格都充滿著齊魯大地的大氣與豪放，出生於浙江的周迅則集結了江南的靈秀與婉約，從先天上看，鞏俐的氣場更接近“九兒”。除了外形，也有觀眾認為周迅版“九兒”更像江南女文青。

　　鄭曉龍：可能是電影版《紅高粱》中鞏俐高大豐滿的形象留給觀眾的印象比較深刻，其實，一個角色合適不合適，關鍵還是在於氣質上的吻合。南方女孩兒也有個子高大的，北方女孩兒也有嬌小玲瓏的，不能一概而論。敢愛敢恨是“九兒”特別典型的特質，她為了救余佔鰲敢闖法場，也不在乎別人怎麼說她。我不說她是女中豪杰，但可以說她是女中丈夫。電影比較簡單，直接表現“九兒”的那種生命力和欲望，電視劇裡則更多展現了她性格的多樣性，劇本裡讓“九兒”變得有文化、有些智慧了，比如被土匪抓了，沒有點智慧怎麼自救？我對周迅的表演非常滿意。在拍情感爆發的哭戲時她從來不用催淚棒、眼藥水這些手段，她全都是真的，周迅就是天生為演戲而生的一個人。周迅身上展現出的隨性、敢愛敢恨、張揚，就是我想在“九兒”身上看到的那種感覺。

　　“余佔鰲”朱亞文

　　除了鞏俐版的“九兒”，姜文版的“余佔鰲”也是觀眾心中的經典。盡管此前朱亞文在《闖關東》中出演的山東大漢“朱傳武”曾深入人心，但到了“我爺爺”這裡，就變成了朱亞文在演姜文。

　　鄭曉龍：朱亞文的外形還是比較符合我心目中“余佔鰲”的樣子，朴實、淳厚、有點兒年代感，不像很多人的外形看著就像城裡人。其次，他身上也有我想要的那種力量感。在見他之前有人曾跟我說，亞文的戲有點兒偏文藝、有點肉、有點軟。但“余佔鰲”不能軟，一定得有力量，除了身體的力量、還要有精神的力量。朱亞文來試戲，演的是一場“余佔鰲”和“張俊杰”的對手戲，兄弟之間有言語沖突的戲。他演得很好，對角色把握得很准確，又很有爆發力。說實話，在大量比較中他是最合適的，因為我確實找不到一個年輕時的姜文。大家都在說匪氣，姜文平時戴個眼鏡，他骨子裡哪有匪氣？他也是演出來的匪氣。姜文不是土匪一樣的人，朱亞文也不是。原來單扁郎是余佔鰲殺的，后來去找他媽媽的那個也是他殺的，我都給改成不是他殺的。我不能讓他變成一個真正的殺人如麻的土匪，這個很重要。

　　“張俊杰”黃軒

　　隨著劇情的推進，“簡單軸”的書生張俊杰逐漸成長為“抗戰軍師”，與情敵余佔鰲的對手戲也越來越來勁。然而在《紅高粱》這個大眾耳熟能詳的故事裡，並沒有“張俊杰”，而在大多數觀眾心中，黃軒也是一個沒什麼名氣的新面孔。

　　鄭曉龍：黃軒第一次來試戲我覺得這個演員不太行，結果推薦人跟我說，黃軒那天沒做任何准備，而且太緊張，希望再給他一次機會。我說行，再來一次吧。第二次試戲，黃軒的表現明顯比第一次好很多，但我仍然覺得不夠好。他第三次來試戲，結果表現得特別好，他是一次一次給我帶來驚喜的那種演員。“張俊杰”是劇本裡加上去的新人，他外表斯文，內心強大。黃軒整體的感覺都與人物非常吻合，本身比較內秀，不太善於用言語表達自己，跟其他很多年輕演員不太一樣。演員這個職業，實際上是需要他們會表現自己的，但對於像黃軒這一類演員，作為導演，我們要靜下心來去仔細觀察，才能挖掘出這類演員的潛力。事實証明，我選他來演“俊杰”是正確的。

　　“淑賢”秦海璐

　　秦海璐出演的單家大少奶奶“淑賢”是電視劇《紅高粱》中新增加的人物。有人通過這個角色在《紅高粱》中品出了宮斗戲的味道。

　　鄭曉龍：讓秦海璐來演“淑賢”再合適不過了，我就沒想過別的演員。這也是我對她氣質上的一種感覺吧。“淑賢”這個人物內心很火熱，外表很冷漠，還有抽大煙的嗜好。海璐在拍戲時能非常准確地演出這個人物的那種迂腐、懶散的勁兒。我是第二次跟她合作，之前合作過《金婚II》。她是個很有經驗又挺動腦子的演員，比較喜歡研究劇本。比如有場戲是淑賢跟羅漢滾麻包的情節，比較直觀地表達兩個人的情感糾葛，是我們后加上去的一場戲，有了這樣戲份的鋪墊，才能夠表現出淑賢和羅漢的情感一步步變化的過程，讓觀眾知道這份感情是怎麼來的，這些都是秦海璐和我們一起討論出的修改方案。至於宮斗戲，我還真不太清楚。編劇趙冬苓說《甄嬛傳》對她多少還是有點影響，但是不是因為《甄嬛傳》才寫的“淑賢”？我想不大可能，因為冬苓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編劇，她能夠從自己的創作中找到這個人物，而且也確實需要這麼一個人物。

　　“朱豪三”於榮光

　　“朱豪三”在《紅高粱》原著中也不存在。《紅高粱》開篇就是行伍出身的縣長朱豪三偕夫人孫大腳及隨從來高密上任，並借夫人孫大腳的口指出高密地區的三大害：賭博、煙土與土匪。這一幕被指很像電影《讓子彈飛》。

　　鄭曉龍：“朱豪三”有人物原型，是高密縣的一個縣長，叫曹夢九，電視劇在這個人物原型上塑造了這個人，跟《讓子彈飛》沒有太大關系。他想做一個好官，本身也不貪，但他是舊時代過來的人，思想、認知有很大局限性。他的身上有許多戲劇性元素，特別生動，半是文、半是武，一陣風、一陣雨、一陣晴天，還有點兒野蠻，是個挺另類的人物，以往的影視劇作品中這樣的人物並不多見。於榮光以前沒怎麼演過這樣的角色，他看了劇本后跟我說很喜歡這個人物，真實、另類、不做作，也跟我說過，這個人物他演再合適不過。